御书钤用诸玺

有明一代正值我国文人印大发展时期，受文人治印风尚的影响，或出于其他原因，明代诸帝曾刻治了许多小玺。可惜的是在经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后，能够幸存下来者只数百方而已。即使如此，这些小玺对于明代帝后宝玺的研究而言，已是相当难得的资料了。

帝后小玺的制作。明太祖时已有小玺。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戊戌：“造小玉玺一，其文曰‘奉天执中’”。（《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一）又洪武四年（1371年）春正月戊戌：“制玉图记二，俱以蟠龙为纽，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广运之记’，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赐中宫，文曰‘厚载之记’”。（同书卷六十）可知洪武时期许多小玺的制作是经过皇帝本人决定的。另外，皇帝即位以前为皇太子时，也经常会得到赐玺，如洪武四年正月己丑，“制玉图记一，赐皇太子，其制蟠龙为纽，方阔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文曰‘大本堂记’”。（同上）大本堂，为皇子读书之所，“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而“大本堂记”玺则成为皇太子身份的象征传之后世。又“文皇帝赐仁庙玉押曰‘人主中正’。仁庙即位，时宣庙方为皇太孙，复举以授之，命印识章奏。”（明朱简《印典》卷三）从这些文献中可知明代早期国宝以外诸玺的制作情况。由于那时石质印材还没有广泛使用，因之皇帝诸玺仍旧用玉镌刻者多。至成化年间，叶蜡石和花乳石等进入宫中，从此刻治诸玺获得了充足的材料，诸玺的制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明后期皇帝小玺的制作情况，文献却疏于记载，只能从史籍中关于帝后其他宝玺的制作情况加以推断。“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皆灾，皇后宝玺焚于其中，及四十二年（1614年），分封福王，之国，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谕一道，须用宝玺钤识，垂之久远。神庙轸念财用匮乏，命御用监以梨木雕刻皇后宝玺施用之。中书谢稷摹篆上木，终皇后身不补铸造。”（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又“旧例：凡遇徽号册封大典，阁臣率领中书官，篆写金宝、金册于南薰殿。”（同书二编卷九）由此不难得知，帝后诸玺亦和其他宝玺一样，由内阁中书官摹篆，由御用监镌刻，这从现存明代帝后诸玺的纽制、篆文风格中也可推知。现存故宫的明代帝后玺不仅玺纽风格基本一致，而且篆文及布局亦多相似，可知皆出于相同手笔。

诸玺的种类。归纳明代帝后诸玺，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宫殿名玺。凡有建制，多治印存之。重要者则交由大臣掌管，用以封章奏事。如“仁宗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侍讲王进佐之，亲举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又同书卷十六载：“宪宗尝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玺’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这里的“弘文阁印”、“文渊阁印”并非某大臣私有，其去位，则应缴进，或传于后任，或被尚宝司保存。现存的“文华殿宝”，除皇帝经常驾临，讲官进讲外，大概也有这种性质。另外如“敬斋”与“东宫图书”合刻于同一玺上，可知“敬斋”即为皇太子宫中的某个场所。其如“乾清宫封记”、“清宁宫”等玺，为本宫封识之标志，自不待言。

（二）年号玺及御书玺。其一，玺文中有皇帝年号，则异代不能延续使用。如“成化之宝”、“成化皇帝之宝”、“大明成化之宝”等。其二，玺文中有“御书”字样。为钤诸御笔书画最直接的证据。如“天子御书”、“御书之宝”、“成化御书之宝”等。这些玺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征信性质。其使用当与国宝同。

（三）吉祥词句玺。有的玺文为警句箴言，是皇帝们对自己的行为提出的道德准则。如“亲贤保国”、“协和万邦”、“主静制动道德日新”等。有的则是对太平盛世的颂扬。如“万国来朝”、“文德武功”、“天潢演派”及相关诗文玺等。

（四）道释玺与图形玺。明代帝后诸玺中还有相当多关于道教的文字。明代皇帝多崇尚方术，迷恋丹砂而求长生不老，尤以成化、嘉靖为炽。成化时李孜省“黄袱进誊写之妖书，朱砂养修炼之秘药”（《明孝宗实录》卷二），从而得到成化的信任和宠幸。故宫藏品中大量成化和嘉靖时期道教玺的存在，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这些玺有的简单明了，如“丹鼎烹成汞”、“炉中炼”等。有的为一首诗词，如：“道在精微授受时，养真先贵立丹基。黍珠一粒空虚里，万象光明耀两仪。”“火药生灵质，真原静百。金砂闲沐浴，静里养太和。”等等。通过浅显易懂的词句，阐扬了道教理论、思辨方式及炼丹感受。另有部分法印，为斋醮或施法时所用，分属于不同的道教流派，其使用多有文献可据。如“北极驱邪院印”，据道经云：“夫天心者，自太上降鹤鸣山日，授天师指东北极之书，辟斩邪魔，救民是务。昔之流传天心正法，止有三符……有两印，一系北极驱邪院印，二系都天大法主印。简而不繁，留付奇人传于世。”（文物出版社等影印涵芬楼本《道藏》第十册，《上清北极天心正法》）可知此印为道教中天心正法派所用法印，由此可证这一道教流派的影响曾达于宫廷。又有“雷霆都司之印”，道经记载：“此印专为申奏而设，乃天门雷门识认之，私其印文，方圆各有法则，印文乃雷霆都司之印。”（同上，《道藏》第二十九册，《道法会元》卷一百二十三）用于“申发文字，召都司将史吏”（同上，卷五十七）。由此可知该法印代表雷霆之神，通过它可以升天仙去，或役使邵阳雷公遵己命行事。这些多种多样的道教玺，反映出当时宫中丹汞横流、法事不断的情况。

明代帝后图形玺多为宗教人物图像，并显示出帝王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的庞杂性。譬如佛教图像中就有西番秘密教佛像如“葛刺噜巴”像、“孤利孤列”像、白衣母像、救度佛母像等，汉地佛像则有“因竭陀尊者”像、“弥勒菩萨”像、“伐罗林多罗尊者”像、“威那波斯尊者”像等。史载：成化年间“西僧以秘密法得幸。”（《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揲儿法也。元顺帝以此宠信淫秃，致乱天下，至是（成化中）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据此，成化时出现大量的秘密图像玺，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他还有表达长寿愿望的寿星图、松鹤图，表现自然生趣的羚羊玺、卧猿玺等。此外，有部分文图合璧玺，如“双龙捧寿”玺、“万里江山”玺、“丹室生光”玺等。其文字在全玺中并不占主要部分，故一并归入此类。这些图形玺多线条流畅，细如发丝，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