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的银行家

对银行而言，信用就是生命。

张嘉璈回忆早年担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时接到政府“停兑令”的情景，不胜感慨。他在自述中说：我与宋汉章经理接读电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的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因此，毅然决定拒受政府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面对政府及官员的不当行为，宋汉章和张嘉璈等银行家们敢于说“不”，彰显出独立的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对独立的追求，正是民国银行家群体最可贵的品质之一。

宋汉章三次说“不”

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不在于其职位高低。就整个民国时期都在中国银行任职的宋汉章来说，在南京政府时期，长期担任中行总经理、乃至出任董事长之职，但仍不如早年担任上海分行经理时的三次说“不”，令人印象深刻。

宋汉章第一次向当权者说“不”，是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初。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原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出任中行上海分行经理。然而，一个多月后，宋汉章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3月24日下午，宋汉章应华侨富商梁建臣之邀，赴曹家渡小万柳堂出席宴会，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派来的人逮捕。

陈其美通电全国，称宋汉章在大清银行任内，“狼狈为奸，乘机而发”；上海光复时，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南京政府成立，鼓动股东乘机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握持中央财政出入，要求利益。

陈其美之所以逮捕宋汉章，其实是上海光复时他要求大清银行上海分行为民军筹借50万两军饷，宋汉章没有答应。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银行与中华银行之间的矛盾冲突——陈其美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同样希望充当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大清银行改组为中行，承担央行职能，陈其美对此严重不满。

陈其美随即派人查账，但找不到宋汉章侵吞公款的证据。在多重压力下，陈其美只得再发通电，声称大清银行账目凌乱，不易查得真相，惟有特设机构严加清查。4月15日夜，关押了20多天的宋汉章获释。陈其美私下对新任财长熊希龄说，宋“办事勤慎，廉洁私清，并无所亏”。

宋汉章对沪军都督说“不”，因其自身清白廉洁而声名大振；与张嘉璈一道对袁世凯政权说“不”，则不仅使两人名声大振，更使中行信用大增。

1916 年5 月12 日，北洋政府停兑令——中行、交通银行所发纸币及应付款项暂停兑现付现。

若执行停兑令，不仅损害银行股东利益，使储户的血汗钱打水漂，更会使银行信誉丧失。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璈得到消息后紧急商议，毅然决定拒绝执行停兑令，照常兑现付存。

为防止被政府撤职而使计划无法实施，宋汉章前往租界会审公廨，咨询法官相应的法律应对措施。法官表示，中行股东、存户、持券人向公堂控诉经理、副经理有损害其权益行为，即可成立诉讼。诉讼未决期间，不能逮捕经、副理。张嘉璈于是立即往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及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李铭、蒋抑卮、陈光甫分别代表中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在报刊工作过的张嘉璈并积极利用媒体的力量，争取社会舆论支持。

与此同时，张嘉璈走访实业家张謇，成立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张謇任会长、叶景葵任副会长、钱永铭为秘书长，在报纸刊登公告。营业主任胡善登则走访钱业界，赢取钱业支持。

5 月12 日，停兑令正式公布。一大早，上海分行门前人满为患。张家璈在“自述”中说：挤兑者何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13日星期六，按规定下午不营业，上海分行照常营业，当天挤兑人数减为四百多人。14日星期天，上海分行宣布特别营业半天，挤兑人数减至百余人。连续三天付兑，风潮似已平息，但分行库存现银所剩无多。宋汉章随即走访上海汇丰、德华两银行经理商借透支。当天下午，上海外商银行开会，并经北京公使团同意，答应协助上海分行透支200万元。

15 日，中行股东联合会通电全国，阐述抗命理由：“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宋汉章、张嘉璈把严守信用视作高于一切。营业专员冯仲卿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宋、张联手抵制停兑令，为保护银行信誉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保卫战”。他们所保卫的，正是银行家的信用和尊严。一年后，张嘉璈升任中行副总裁，宋汉章在上海中行的地位日益稳固。

宋汉章再次对威权人物说“不”，是十余年后对。

1927年3月，通过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向中行借款100万元。中行总管理处曾有密信给汉口分行，允准提取100万元，但蒋并未经过汉口。到上海后，蒋派人到中行上海分行提款。宋汉章不知详情，按惯例要担保品。对此，大为不满，将借款增为500万元，并派人在宋汉章办公室坐索。已移驻上海的中行副总裁张嘉璈听说后，急忙赶到分行，向宋汉章说明情况，付给100万元了事。

4月30日，担当政府筹款重任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交两行再垫款100万元，当天运往南京。宋汉章并未立即照办。本已对宋汉章不满的致电宋，要求上海分行必须预购库券1000万元，并威胁：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

同时，派人面见宋汉章、张嘉璈，商定5月15日前缴足400万元。宋汉章复函：但求维持上海分行纯为营业机关，避免政治漩涡。上海分行已勉力垫款200万元，合共中行垫款数已达860余万元。若再要求垫款，实属强人所难。对此，大怒，回函要求宋汉章三天内立即补足1000万元。

面对高压，恪守银行规章、强调规范经营的宋汉章电复：自己并非有意拖延，实为困难重重：“若总司令不予见谅，必令增垫，风声所传，设谣言一播，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

张嘉璈三次说“不”

1916年，28岁的张嘉璈与宋汉章因抵制停兑令成名。第二年升任中行副总裁后，张嘉璈积极扩充商股，避免了中行被官化的命运。而他的另外三次向北洋军阀和说“不”，同样展现了一个银行家的品质。

1924年10月，直奉战争前夕，执掌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派人将张嘉璈请来，迫令中行勒借军饷500万元。张嘉璈答：中行现款支绌，无力承借。吴佩孚哪肯罢休，于是将张扣留，但张依然坚拒，告诉对方尽可派军队到银行强劫，他绝不能答应借款。直到深夜中行总经理冯耿光派人前来说情，吴佩孚才将张嘉璈放回。

直系军阀战败下台，奉系入京。1925年10月底，向北京各大银行勒借巨款。他威胁张嘉璈：中行应带头先认大数，否则将采取非常手段。张嘉璈告诉对方，中行无余款可借，不信到银行查看库存即知实情。恼怒不已，派人将张嘉璈看押。后同样是经人调解，张才被放回。

张嘉璈在北京任职十年，目睹军阀混战对金融的破坏，希望有安定的环境，推动银行业发展，于是把目光转向了南方。

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嘉璈支持的政府，但面对的军阀作风，张家璈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一面。

1928年9月，约张家璈到南京面谈，张因担心要他出任财政部长，出力筹款，所以没去，并复电说有事可嘱财政部长转达。

蒋对此大怒，去电要张嘉璈速筹1000万元，并随后到上海，召集留沪的中央委员开会，提出查封中行库存，通缉张家璈。

委员们得知大概因为张家璈过去劝蒋尽量避免内战，蒋于是说他有勾结桂系的嫌疑，而这只是借口而已，因此提议安排一次茶会，见面说开了事。张家璈认为，蒋的态度，不是对待赤诚拥护国民革命军的金融家之道，拒绝参加茶会，并请假不去银行办公。最后经调解，蒋去信解释，风波平息。

1928年10月，在张嘉璈努力下，中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并出任总经理。他颇为自豪地写道：自拒抗袁世凯停兑命令起，至改组中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奋斗，内扩展业务，外周旋抗御，将中行独立保全，并成为中国资本最大、最成功的民营股份公司。

银行家群体说“不”

面对政府当权者的不当行为，银行家有勇气站出来。他们的胸怀和追求，赢得了社会敬重，甚至成为领导社会的中坚力量。1932年初发生的反对政府停付公债本息风潮，银行家群体便发挥了这种作用。

南京政府成立后，军费开支日增，财政连年赤字，主要靠发行公债库券和向银行借款弥补。1927-1931年间，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国库券高达10.58亿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2月，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被迫辞职，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同进退，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接任行政院长。此时，政府财政一贫如洗，每月军费开支1800万元、党政费用400万元，而当时有保证的收入仅上海税收每月700万元，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日本侵略态势扩大，各省截留关税，与金融界关系生疏……情急之下，孙科1月12日跑到上海召集中央委员会特别紧急会议，提出挪用每月公债还本付息基金以应急需，期限六个月。

挪用基金、停付公债本息，是对政府与金融业双方信守原则的否定。孙科上午提议，下午上海银行界便获得消息，并向孙科质询。

13日，与公债关系最密切的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发表宣言：“近闻中央有挪用基金之提议，市面发生动摇，此议若成事实，债券何如废纸，影响所及遍于全国，人民之生死存亡均系于此。”由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担任主任的二五库券基金会致电政府，要求立即取消提议。

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上海市商会、公债库券持票人会等团体，也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财政部，坚决反对政府停付公债本息。抗议风潮如此猛烈，超出政府意料。随后，中央政府与银行公会代表张嘉璈、二五库券基金会主任李铭等谈判协商。1月17日，行政院明确表示：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23日，政府就筹款总额与金融界初步达成谅解。

公债风潮平息后，孙科旋即辞职，重新出山，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随着“一·二八”事变发生，中央政府财政和上海金融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银行界一面积极呼吁民众加强合作，一面强烈要求政府加快改革。2月中旬，宋子文在初步拟定整理公债方案后，以“国难当前、税收奇拙、财政紧迫”为由，邀集上海银行公会代表张嘉璈、二五库券基金会代表李铭等召开会议，提议公债延期还本，减低利息。减息展本后，无论政府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及变更新定办法。

金融界同意公债利率减低，每月还本付息期限延长，但为防止此后类似事件发生，要求政府文告写上“此乃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2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颁令，实施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债整理案。

政府实行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来自金融界的监督必不可少。在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张嘉璈、李铭、陈光甫为代表的银行家群体，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银行业崛起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随着集权统治加强，继之而来的金融危机（白银风潮）、抗日战争和改朝换代，不仅银行家群体说“不”的声音淹没于历史的喧嚣，银行家群体自身也长时间消失无影。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