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山村为何成为“法外之地”

不通水电，封闭生存12年，村子如同原始部落；村民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结婚生子无法办理任何手续；自己分田自己种，不用缴各种税费，村民高度“自治”，这就是青龙山村―― 一个已从我国行政版图上消失的村庄。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进行了实地探访。

“黑户村”之痛

青龙山村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距哈尔滨市中心上百公里。要抵达青龙山村，颇费周折，镇上工作人员也无法讲清青龙山村的具置，只告诉记者“三余村是通往青龙山村的必经之路”。4公里山路，崎岖坑洼，不通汽车，记者走了3个小时。进山途中，恰遇青龙山村村民贾相友开着拖拉机回村，记者有幸搭了个顺风车。颠簸的山路上，贾相友一边开着拖拉机一边和记者唠嗑：“路难走啊！也没人管我们，多年不修路。”

青龙山村也不通水电，更没有卫生所。村民们告诉记者，平时有个头痛脑热就去邻村三余村卫生所或平山镇卫生院看，大病就得到哈尔滨市里看。

2011年7月11日，村民邱香突然咽喉疼痛，哈尔滨市中医院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她却因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入院手续。无奈之下，邱香回村拿出二十多年前的老式绿皮户口本，把派出所不给办身份证的来龙去脉说清后，医院才破例收她入院。村民们告诉记者：“邻村的村民早就享受到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享受？”

在青龙山村，老人死后一般就地土葬，这种做法被殡葬政策明文禁止，而当地民政部门对此却予以默认。即便死者家属想选择火化，殡葬馆也不接收，因为村民死了没有死亡证明，办不了火化手续。

没水没电，没有卫生所，土葬没人管，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青龙山村民户籍被政府冻结，村民没有身份证，所有与身份有关的手续无法办理。

死没有证明，生也没有证明。33岁的王亚秋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都是“黑户”。“政府不管，村里也没有计划生育一说，想生多少都行，反正上不了户口。”她说。

除了生、老、病、死“非比寻常”，“黑户”也给青龙山村年轻人人生道路带来很多障碍。村民贾相友的大女儿贾秀智，尽管学习优秀，但因办不到身份证，2009年丧失了参加高考的机会。高考前，贾秀智急得直哭，贾相友找镇派出所、区公安局，得到的答复是“要办孩子身份证，必须全家迁走”。有了老大的教训，2010年老二贾秀艳参加高考前，贾相友找人从镇派出所把女儿的身份证号调了出来，学校才破例让她参加高考。高考录取后，贾相友又不得不找人把老二的户口落在外地，女儿这才上成大学。“老三明年参加高考，还得走这条路。”贾相友叹息不止。

求学之途不平坦，婚姻道路同样很尴尬。杨燕燕7年前从青龙山村嫁出去，因为没有户口也没身份证，她和丈夫无法领取结婚证。后来，她到区法院离婚，还是因为没有身份证、结婚证，法院无法立案。最终，她孤身一人回到青龙山村，财产、孩子抚养权与她无关。

强迁

“青龙山村的‘黑户’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1980年代末，哈尔滨市政府拟兴建该市有史以来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西泉眼水库。当时，青龙山村村民被划入移民之列，该村大部分村民搬迁完毕，但仍有部分村民拒不搬迁。”阿城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今年54岁的村民梁喜全就是当年的“拒不搬迁”户之一，“我们发现在移民款的补偿标准上，哈尔滨市政府1992年出台的33号文件和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74号令有抵触，但移民办一直没给个说法。”村民杨玉明还发现安置补偿款分配很不透明：有的村民家徒四壁，从不种地，结果却被统计出了许多固定资产；有的家庭人丁稀少，突然被移民办“多”统计出了好几口人……

“每家每户补偿了多少，从来不公布。”杨玉明提供了一份当年的《西泉眼水库分档次补偿表》。记者注意到，该表左上方标注有“秘密”二字。杨玉明搞不懂，“补偿老百姓的事情为啥变成有‘秘密’。难道里面真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梁喜全还拿出一份当年的《补偿协议书》，“协议明确提到，西泉眼水库共向村委会支付404万元的土地赔偿款，全村1208口人，人均应分得3300余元，但最后村民人均仅分到2200元。对不上账的100多万元哪去了？”

“老百姓并不抗拒移民，只想要个明白。”梁喜全之后多次找移民办，但得不到答复。僵持到1996年年底，青龙山村还剩下100多户没有搬走。梁喜全回忆，1997年8月18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水库突然关闸蓄水，村民辛辛苦苦种植的大片庄稼被淹。此后，村民委托杨玉明、梁喜全等人代表村民上访，从当地移民办到原水利部，从地方政府到国家局，杨玉明共上访142次，被当地政府视为“钉子户”。最终，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决定强制迁出未搬迁村民。

1998年12月11日，百余户村民被强行赶上车，被迫离开故土。最后，被分散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村民们普遍反映“难以融入新地方”。当时，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出台的一份文件明确要求，“通过采取各种可行措施，切实做到迁得出，安得稳，不留后遗症，经过努力达到或超过动迁前的生产、生活水平”。

实际情况却不尽然。梁喜全对动迁前后的差距进行了对比，“动迁前我们每家都可以种8~15亩地，被安置到新地方后，每人1亩地都分不到，基本生活都没法保障。”“到了新地方，说是给房子、宅基地，但啥都到不了位。没有人管，心寒啊！”村民熊志斌回忆起当年的遭遇颇为愤慨。

返迁

动迁完毕，青龙山村在行政区划上被撤销，有关部门将村里的房舍夷为平地，仅仅保留了村小学校舍。

强迁后，巨大的落差始终纠结着村民们的心，分散各地的村民互相联络，萌发了重回故居的念头。1999年4月，数名村民相约偷偷回到村里，废弃的校舍成为他们落脚的唯一地方，大伙以此为家过起了“”式的生活，同劳动，同生产，同吃一锅饭。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村民们抓阄分土地，各家开始建房种地，重建家园。

平山镇政府获悉后迅速上报，哈尔滨市有关部门专门开会研究此事，将村民的行为定性为“违法返迁，毁林开荒”。土地部门认为村民违反了《土地管理法》，执法时和村民发生冲突。之后，当地政府视返迁村民为“刁民”，从此，对青龙山村的任何事情不再过问。

不过，村民的经济状况也非外界想象的那般贫穷。村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玉米和黄豆在当地名气很大，收入颇丰。记者在村里看到，条件好的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机，晚上可以勉强点12伏的小电灯。有的村民购买了小型车载电视，架起了卫星电视接收器。

“没水没电可以将就，没有身份证太耽误事。碰上查身份证的，感觉自己像‘小偷’，不敢出远门。”这是村民们目前最纠结的问题。

返迁12年来，村民自行管理，自行维护家园，实行村民自治。村民介绍，返迁后村里没有村委会，也没有治保队，但从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在原任村委主任之子于立友的印象中，村里仅有过一次小青年打架，“因为抗拒搬迁，当时报了警，镇派出所也不管。”“没人管，村里治安也很好，白天敞着门，晚上没人偷东西。”于立友得意地说。

博弈

2011年8月12日，有媒体报道了青龙山村“黑户”问题，舆论哗然，也引起了当地重视。8月15日，哈尔滨市成立了原青龙山村返迁移民调查组开展走访调查。面对调查组的介入，村民们既喜又忧，喜的是他们仿佛看到了解决“黑户”问题的曙光，忧的是害怕被再次迁走。

“这些村民已经签订了《搬迁协议书》，还领过移民动迁补偿款，况且这些土地现已收归国有，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哈尔滨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李兵对记者说。“把我们的户口冻结了，连身份证都不给办，逼我们迁走，难道就合法？”村民梁喜全质疑。和移民补偿款的去向等“历史”问题相比，村民更关心现今的身份问题，“解决孩子们的户口问题，下一代的路得走下去啊！”

关于身份问题，十几年来哈尔滨市以及阿城区有关部门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想落户，必须迁出青龙山村。而迁出青龙山村，村民们担心基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这也是村民返迁的根本原因。户口与迁徙这对矛盾，已经在青龙山村――这个在行政版图上已不存在的村庄博弈了十几年，却仍然难以找到答案。“目前，哈尔滨市成立了调查组，抽调水务、发改、民政、公安等7个部门和阿城区等4个相关区（市）政府工作人员近30人组成。”李兵说。

据李兵介绍，调查组将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行政，妥善解决的原则，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尽快提出处理意见，果断予以解决。

等待

“1998年移民，按1993年的国家标准安置。如果情况属实，当地政府这一安置标准实在欠妥。中国的库区移民问题似乎一直是个痼疾，如果使用陈旧的移民安置标准，村民越移越穷，谁都不愿意，谁都想返迁。不过，村民因不满移民安置擅自返迁，生活之难是情有可原的，但擅自返迁不妥。显然，他们当时并未意识到户籍缺失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刘莘接受采访时说。

阿城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青龙山村“黑户”问题形成已久，解决起来很棘手。最棘手的是青龙山早已从行政版图上撤销，村民的户籍问题就成为了相互推诿的烫手山芋。“按理说，村民从青龙山迁出，户籍虽然注销，但原来的户籍资料肯定还在迁出地。这个责任其实是迁出地的责任，他们有义务完善村民的户籍。”刘莘说。

李兵则向记者通报称，对青龙山村移民当前的生活问题，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市政府已要求阿城区政府要做到四个确保――确保返迁移民饮食、饮水安全，确保符合义务教育条件的孩子上学，确保生病的村民及时得到治疗，确保做好防火防盗等治安稳定工作。

“我们渴望解决户口，希望有个身份，但我们舍不得离开青龙山村。”多位村民表示了他们内心的纠结。

青龙山村返迁移民，留抑或不留？一方面，调查组坚持“村民返迁行为违法”，而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已着手对村里的水井进行维修和改造，对通村的山路进行修缮，开展适龄子女入学调查。调查组目前仍然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