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挖我写杂文的思想根源

写杂文二十来年，真的没思考一回缘何而起、为何持续，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基于崇高理想，也不是追求伟大志向，更不是受古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之类话的激励。大体上是，因为想写就写了。若再挖思想根源，大概出于这样的原因：

家庭影响。父亲民国时读九年私塾，《论语》《大学》《古文观止》等许多篇章倒背如流，因为有些文化，又有公职，遇事就喜欢论个理。尽管在我记事时大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世间不平事依然挺多，比如领导干部优先将自己的子女招工进城，权力者在架电、修路等生产建设中捞油水。每逢这种事，父亲就要写诗讽谕。他的记忆力极好，宣传力也很强，走到哪就把诗背到哪。这对我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做人要有是有非，敢爱敢憎，仗义执言。母亲缺少文化，但心地善良，不谙世故，不知圆滑，同情弱者。有一年，居住城里的她到户口所在的乡下领取卖地剩余补偿款，所得数百元，她见穷乡亲就给，遇可怜人就发。这一趟不仅没把钱领回家，还倒贴几十元路费。母亲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底层的怜悯，让我刻骨铭心。他们告诉我良知，滋养我仁善，教导我无畏，激励我以笔为旗为正义呐喊。

享受。贾岛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眼泪显然不是付出艰辛的伤感，而是难以抑制的快乐。三年思得两句话，不绝后也空前，怎不快乐？我的杂文首篇是在重庆工作时写的，发在《重庆日报》上。我一向愚拙，完全是照猫画虎画出来的，讲的什么全不记得，反正比较辛辣，文章刊出后看了几遍，每遍都能从中获得。这是把手写体变成铅字的，真正的是思想的、拔刀的、鞭挞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写前苏联问题，五十多篇，每写一篇都有这样的。这是在薄冰上玩杂技，在钢丝上跳芭蕾，在烈火中取粟粒，只要没落下水，没掉进深渊，没烧成焦炭，就有无限的。无疑，你有，就有人没。于是因此而四次遭遇告密，连累载体。他们是谁？或熟悉或不熟悉，或告至单位或告到巅峰。这还能让你有？依然有——小人不快，吾必快哉。

朋友推动。朱赤墨黑，与杂文圈子朋友打得越热火，就越觉得不写杂文对不住这帮朋友对你的厚爱。我的杂文应有几个升级过程，现在拿出第一本杂文集，让我送给猪都觉得不好意思。每一次写作观念的转变或提升，都来自于杂文圈子里朋友的交流和推动。如果没有像邵燕祥、陈四益、王春瑜、王得后、杨子才、李庚辰、符号等年长的朋友，没有像朱铁志、李下、鄢烈山、王乾荣、赵敏、杨子、杨学武、杨庆春、潘多拉等年仿的朋友，没有刘成信兄率领的《杂文选刊》团队，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层次上转笔头。不要只说杂文是好东西，杂文圈子里朋友更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作个揖：诸位，受心阳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