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的“棉花增产运动”

[摘 要]华北的棉花是日本国内重要的棉纺织工业原料和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抗战爆发后，为维持长期侵华战争和国内棉花的需要，日本开始在华北推行棉花增产措施，包括推广用地下水灌溉、发放农业贷款、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设置农业增产重点县等措施，以求增加华北的棉花产量。但是，由于日本的棉花增产根本目的与华北棉农的切身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等原因，日本的棉花增产计划并没有实现。

[关键词]日本；华北棉花；增产

引言

抗战期间，日本为维持长期侵华战争，在中国沦陷区推行了“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其中在华北沦陷区掠夺棉花就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满足掠夺大量华北棉花的需要，日本在华北推行了所谓的“棉花增产运动”。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1）但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论述战时日本实施华北棉花增产的原因、采取的增产措施及效果。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并进而深刻理解战时日本推行“棉花增产运动“的罪恶本质。

一、战时日本实施华北棉花增产原因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北是中国棉花的主产区，抗战爆发前夕，根据中国棉产统计推算，1920年华北五省植棉面积占全国植棉总面积的27%，1923年为42%，1926年为百分之42%，1929年为25%，1932年为47%，1935年为45%。（2）华北棉花在全国棉花所占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因此，战前华北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的原料供应地。青岛和天津是华北地区的棉花加工中心。华北输往天津的棉花有68%出口，其中的绝大多数输往日本。（3）另据天津1937年7月2日申报报道：“华北经济势力，日方独占已”。由此可见，在抗战爆发前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对华北棉花资源的垄断。抗战爆发后，为维持长期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加强了对华北棉花的掠夺，其中日本开始在华北推行的棉花增产措施就是日本掠夺华北棉花的重要内容。具体原因表现如下：

第一，维持长期侵华战争的需要。棉纺织业一直是日本重要的产业支柱，但由于日本国内领土狭小，国内棉花产量十分有限，日本国内所产棉花远远不能满足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棉花不仅是重要的经济物资，而且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棉花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是日军的被服供应，从而关系到日军的后勤保障。对日本而言，只有大量掠夺华北棉花，才能保证日军的被服供应，从而达到维持其长期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

尤其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沦陷，从1938年开始华北棉花开始大量减产，据资料统计，华北皮棉收获面积比上年减少了50%，皮棉产量减少了51%，各省减产情况各有不同，减产数据如下：单位（千亩 千担 %）

1939年，华北棉产继续下降。河北省棉田收获面积仅有257万亩，比上年减少了59%，皮棉产额为654000市担，比上年减少了61%； 山东省棉田收获面积为1761933亩，比1938年减少了37%，皮棉产额为463580担，更比上年减少43%； 河南省棉田收获面积为919390亩，比上年又减少64%，皮棉产额246421担，比1938年减少55%； 1938年减产最重的山西省，1939年进一步减产，棉田收获面积仅有362100亩，比上年减少21%，皮棉产额为69752 担，比上年减产45%。华北四省平均，棉田面积比上年减少53%，皮棉产额比1938年减少55%。（4）由此看出，华北棉花减产的趋势更加恶化。华北棉花的大量减产无疑会减少日本对棉花的掠夺量，因此，只有通过实施棉花增产才能满足日本战争和国内的需要。

第二，满足日本对棉花的需求。1936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已经超过英国，跃居居世界第一位，纺织业成为了日本国内重要的轻工业。当年日本工业用棉量高达12亿斤（5），但是日本国内棉花产量有限，据日本商工省、农林省、大藏省等部门对1935年至1937年日本国内生产及主要物资消耗量的调查统计，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国内棉花的自给率仅为棉花3%。根据陈燕山的统计数据（6）可知，日本纺织业的棉花原料，35.1% 来自美国，44.1% 来自印度，6.2% 来自巴西，4% 来自埃及，6% 来自中国不包括。

1941年12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于美国贸易中断，日本的海上运输线也被盟军切断，日本法从美国、印度、埃及等地得到棉花，而日本占领的洲国和许多地区由于气候原因，棉花产量较少，同时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重点是进行粮食生产，以满足日本在战争当中的军粮供给。

此时华北成为了日本棉花的主要供应地。日本其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1942 年9 月编成的一份文件中称：“华北的棉花，由于从第三国输入棉花的途径已被完全断绝，它成了日本纺织业所必需的重要来源。另外，由南方各地购进必要物资需以棉纱布匹等交换，因此，对华北棉花的需要就越发增大了”。（7）但是战后日本唯一棉花来源的华北，棉花大量减产。为此，日本也迫切需要在华北推行棉花增产，以满足国内棉纺织业的棉花供应。

二、华北日伪政权棉花增产措施

为了实现棉花增产，日本设立了华北棉产改进会，该会成立于1939年2月6日，其总会设在北京，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省设立了分会，各省分会在植棉较多的地区设指导区办事处及采种圃。为了实现在1939 至1946 年的八年内使华北产量至1000万担（8）的增产计划，华北棉产改进会制定了许多增产措施，日伪当局全力配合其棉花增产措施的实施。

1.培养棉花技术员，普及科学的棉花种植与管理知识。华北棉产改进会通过合作教育的形式培养棉花种植技术员。华北棉产改进会特设植棉技术人员训练班，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合作培训植棉技术人员。1939年5月15-16日，首次在北京、济南、石家庄举行招生考试，录取正取生100名，备取生15名。经过八个月的教学与实习，于1940年1月训练期满后，派赴该会所属各省指导区及采种圃工作。（9）1941年又招考培训技术指导员50名。华北农事试验场农业技术训练部1940-1942年，每年皆招收农业技术练习生250名，学习两年，然后分发各地农村服务。（10）此外，伪河北当局也设立训练所，分别于1940、1941年各招考、训练40名与26名农业指导员。（11）据有关统计资料披露，截止1942年度，整个华北已养成中方“技术员七百名，日籍技术员六百名”。1943年度又进行“中方初级技术员六百名之养成，日籍技术员二百名之再教育”，而且，这一活动此后一直在“继续进行”。（12）华北农事试验场所设的技术训练部也于1940-1942年每年招收练习生250名，学习2年分派各地农村。为了推动棉花增产计划的实施，日伪华北当局还采取多种措施，培养懂现代棉花科技知识的农业专业人才，并且把他们分配到各地，指导华北各地的棉花生产。技术人才，分发各地指导农业生产。

山东日伪政权为实施农作物增产计划，于1941-1942年将日本技术人员委任为特务机关嘱托，分别派往各重点县，担任增产运动的指导工作；同时省公署、华北农事试验场、棉产改进会、棉花增产实行委员会、小麦协会以及新民会中的相关技术人员也均在动员之列，以扩展和促进技术推广工作。（13）华北棉产改进会还向棉农普及科学的棉花种植知识。它选派专门人员，担任讲解员，分京汉线、津浦线两组，分赴各地合作社，召集合作社社员，给予短期培训，并令受训期满的社员回社后，训练其他社员。同时举办棉花展览会及品评会，编纂印制植棉及病虫害等项浅说、宣传品多种，分配各会区转发农民。仅1939 年发放的宣传读物即有： 《植棉图画浅说》、《植棉标语八种》、《棉蚜的防治法》、《红蜘蛛的防治法》、《劝棉农商鼓词》、《种植美棉浅说》、《选择植棉的方法》，计有七种之多。

2.设置棉护村。华北棉产改进会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普遍设置棉护村，以推广棉花种植，增加棉花产量。它制定了棉护村纲要：每户棉田在5亩以上、全村总面积在500亩以上；村内有精明能干的负责人； 村内曾有人凿井； 将来有望植棉。被定为棉护村会得到奖励和物资配给：每村配给棉4000斤； 配给肥料；补助合作社170 元；发放春耕贷款、凿井贷款，大井每眼为300元，小井为150 元；举办棉作展览会及生产奖励会； 配给防治病虫害器具与药剂，每村配给器具10具，发防虫剂200罐。日伪河北省公署为了满足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对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供应，强迫某县或某县的某村种植一种农作物，进行集中生产、指导与监督。在抗日战争后期，日伪河北省公署曾一度设置小麦、棉花、朵谷、水稻等重点县五十四县。

3.凿井，用地下水灌溉。华北棉产改进会以贷放凿井资金方式，于1940年度凿大小井2627眼。1941年度凿2750眼。同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拨款40万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凿成大小井各617眼。（14）1942年，为实施食粮紧急增产计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还采取“每井无价配给煤二吨，并贷予无息资金五十元”的办法，计划自这年2月至1943年3月，在北京、天津、保定、石门、邯郸、山东、开封、山西等地“凿井二十万眼”（15）。在日伪统治八年中，华北究竟凿了多少井，今已无可稽。据当时人调查，截止1940年度，华北各省市总计凿井457422眼，计河北省220754眼，山东省190950眼，山西省19590眼，河南省18043眼，北京市2124眼，天津市22眼，青岛市5939眼。（16）

4.培育优良棉种。为繁殖优良棉种，华北棉产改进会刚刚成立，就设立自营采种圃四处，其中河北南苑1000亩，通县公庄96亩，保定55亩，山东分会所辖之辛庄90余亩。除通县公庄繁殖金字棉种外，其余皆繁殖斯字棉种。它还在各指导区内，选择适宜地点，委托农民繁殖优良棉种，称为“委托采种圃”。仅1939年度就在宛平、通县、天津、保定、东光、邯郸等指导区设立委托采种圃总计18506185亩，山东分会所属德县指导区设立上岛寺等六委托采种圃622亩。（17）1940年自营采种圃增至5600余亩，委托采种圃增至15192余万亩。1941年虽为便于管理，略有减少，但自营采种圃仍达2600余亩，委托采种圃仍达4194余万亩，共贷放种籽1510余万斤。而1942年，各省设立的自营采种圃又增至八处，计2900余亩，委托采种圃增至25处，计5. 1余万亩。而华北农事试验场也在“河北省设立各项作物原种圃六处，山东省七处，山西省一处，河南省二处，北京二处，青岛一处，共计十九处，面积一万一千亩”（18）。

5.发放农业贷款。为了确保棉花等农作物的增产，华北日伪当局每年春天都要举办春耕贷款。有案可查的就有： 1939年50万元（19）。1940年390万元，计河北140万元，山东180万元，山西40万元，河南30万元。1941年600万元，计河北220万元，山东200万元（包括江苏北部20万元），山西100万元，河南80万元。（20）1942年1200万元，计河北460万元，山东370万元，山西20115万元，河南12815万元，苏北40万元。（21）此外，华北合作事业总会也时不时单独贷款，仅1942年就贷出春耕凿井费3596余万元。（22）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更以农业贷款为业务，仅1944年8月就“对山西省之晋城县农民放出三百五十万元，高平三百万元，阳城五十万元，共计七百万元”。（23）

二、华北日伪政权棉花增产措施实施的结果

日伪当局为实现棉花增产。投入了人力与财力，其结果见下面这两个统计表：

表1说明日本对华北棉花的需求很迫切，亟望1941年的棉产量就能接近或达到事变前的最高水平，再过5年就要翻一番，总产量达到1200万担，平均亩产达到35斤。但是，事与愿违。由表2可知，1939年的棉产量不到132万担，不及增产计划的30%。1940年179余万担，1941年303余万担，均未达到增产预定目标。与前一年相比，虽有上升趋势，但与事变前相比，即使1941年的303余万担也只是1936年的623余万担的一半而已。1943年后无完整统计材料，然而综合当时的调查统计和后人的研究，可以确定农作物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量均不及战前。据伪山东省公署工作报告所载，在为实施增产措施的1940年，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生产水平大大低于战前。另据1943年出版的《北支年鉴》载，1941年山东等地小麦及11种农作物耕地面积减少16%，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及烟草等减产50%以上。（24）战争期间的棉花生产，尽管采取了种种增产措施，也未能恢复至战前水平。

华北棉花增产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战争的破坏造成棉花增产受到严重干扰。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导致华北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日军还修建无人区、公路网、据点、以及军用设施。仅冀南区，截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里（25），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劳动力的缺乏，导致棉花增产缺乏人手。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华北平民伤亡，而且日本在抗战后期大量掳掠奴役华北劳动力，造成华北农村劳动力缺乏。据统计，抗战八年期间，日本从华北奴役掠夺的劳工700余万人以及伴随家属200万人。（26）

第三，日本的棉花增产根本目的与华北棉农的切身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前所述，日本推行棉花增产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满足其长期侵华战争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日本对棉花实行统制政策，控制棉花价格，并且利用各种形式对棉农进行盘剥。而华北广大棉农无利可图，大量转产或者破产。导致华北棉花种植面积并没有增加，棉花减产在所难免，者也是日本棉花增产运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结语

华北地区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抗战爆发后，日本为了维持长期战争的需要以及维持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日本推行了所谓的“棉花增产运动“，并采取了一系列增产措施。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战时日本及华北日伪推行的华北”棉花增产运动“根本目的并不是促进华北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为了日本的棉花需求，以此满足其长期侵华战争的需要。由于日本的棉花增产根本目的与华北人民的切身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日本的棉花增产计划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注释：

（1）主要研究成果有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仕花《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清华大学报》，2008年第5期）等，文章虽然分析了战时日本掠夺华北棉花的原因、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等问题，给笔者极大的启示。

（2）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09-213。

（3）方显廷.天津棉花运销状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242。

（4）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3（64）：67。

（5）王钧.华北棉产问题之今后与前瞻.中国公论，第2 卷第5 期，1940 年2 月1日。

（6）陈燕山.世界各国棉产之概况.华北棉产报，第2 卷第1 期，1940 年1 月15 日。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14-119。

（8）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989。

（9）陈燕山.华北棉产之改进（10）.华北棉产报，3（11-12）：1941年12月15日。

（10）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2。

（11）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河北省公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13。

（12）三十三年度华北经济年史，第三章第一节“华北农业概况”部分.中联银行月刊，9（1-6），1945年6月。

（13）松崎雄二郎，著.舒怡上，译.日本人的山东开发计划.济南山东新报社，1947：35-38。

（14）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 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2。

（15）赵君实.华北食粮紧急增产与物价紧急对策.东亚经济，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15日。

（16）赵君实.华北食粮增产问题之探讨.东亚经济，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5日。

（17）陈燕山，谈在唐，著.华北棉产之改进（10）.华北棉产报，第3卷，第11-12期，1941年12月15日。

（18）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1；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3：1-2。

（19）本年度春耕贷款办法.中联银行月刊，第1卷第3期，1941，3。

（20）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财务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13。

（21）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财务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3：11。

（22）三十三年度华北经济年史，第三章第一节“华北农业概况”部分.中联银行月刊，第9卷第1-6期合刊，1945年6月。

（23）三十三年度华北经济年史，第三章第一节“华北农业概况”部分.中联银行月刊，第9卷第1-6期合刊，1945年6月。

（24）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鸿福印书馆，1945：33-34。

（25）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63-64。

（26）居之芬.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24。

参考文献：

[1]方显廷.天津棉花运销状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3（64）.

[3]王钧.华北棉产问题之今后与前瞻.中国公论，第2 卷第5 期，1940，2，1.

[4]陈燕山.世界各国棉产之概况.华北棉产报，第2 卷第1 期，1940，1，15.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6]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

[7]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河北省公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

[8]松崎雄二郎，著.舒怡上，译.日本人的山东开发计划.济南山东新报社.

[9]赵君实.华北食粮紧急增产与物价紧急对策.东亚经济，第1卷第3期.

[10]本年度春耕贷款办法.中联银行月刊，第1卷第3期，1941，3.

[11]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鸿福印书馆，1945：33-34.

[12]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

[13]居之芬.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

作者简介：张伟，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民族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罗植心（1992-），男，汉族，目前就读于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历史专业，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