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到亚氏的城邦理念

摘 要：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因此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应溯源于古希腊。我们今天的“政治”概念和许多政治原则都起源于古希腊，所以欲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就必了解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而欲了解古希腊，就必须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念进行解读。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公民；伦理；善业；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B50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37-03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古代最博学多才的思想家，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著述卷帙浩繁，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学说对古希腊世界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学》一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它所建立的政治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经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做整体结构性的解析，深度解读他的城邦理念。

一、命题主体――人（公民）在城邦政治中的规定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论家庭”篇中提出了关于人的定义是：“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①它把人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政治这种属性赋予人。这种对人的本性的定义在哲学史上是第一次的和开创性的。

在这个命题中或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并不是像今天我们这样把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都可以称之为人。在古希腊，一般抽象的“人”的概念尚未出现即独立于社会的个人概念还没有产生，在古希腊人看来，个人的本质是“在某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就是城邦政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人认为，人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即公民身份、公民政治活动、公民精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高于个人的，个人依赖于城邦，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为人。他说：“凡人由于本性或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个超人。”②又说：“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因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③至此，亚里士多德所指的“人”仅是具有城邦公民身份的人。那么何为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城邦中“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④并且依照世俗常例，只有双亲都是公民后裔的方可成为公民。但是这样的规定，是不适用于一个城邦建立初期的居民或创始城邦的人们。对公民如何进行界定，在古希腊人看来就是对“人”的界定。在他们看来，人是一种具有特质的存在者，这种特质就是德性。因此，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便都依据于人的德性。只有城邦公民才被看作是“人”；只有具有德性的人才被看作是人。因为在事实上，是有许多人（生物学上的人）是生活于城邦范围之外的，即使是在空间地域的意义上，他们可能生活在城邦内，如侨民、奴隶等，但是也不能被算在“人”之列的，奴隶更是被贬斥为“会说话的工具”。能够被算在“人”之列的，就只有城邦公民。

在这里，讲人不能离开城邦而为“人”，并不是指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帮助，离不开城邦范围。（这里所说的“范围”不是指城邦的疆域范围，而是指城邦共同体成员的范围。）而是说人只有进入城邦共同体，成为其中的公民，在城邦的公共活动中，即政治活动中，才能被恰如其分地规定，才能够实现优良而幸福的生活，实现人的本质。因此，城邦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场所。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加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然而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这类城邦，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相似地，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也不仅为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为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不然的话，一个政治团体就无异于一个军事同盟。”⑤同理，个人进入城邦共同体，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应是为了过上优良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本质，更是为了促进整个城邦的事业――城邦的善德。

讲到此处，亚里士多德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的善要从属于城邦的善，即个人的伦理逻辑要统一于城邦的伦理逻辑。亚里士多德提出，个人和城邦的关系犹如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作为城邦一份子的个人，只能在城邦这个整体中规定自己的存在和目的，完备自己的品德和显示自己的才能。他说：“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是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而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意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⑥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公民的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里，就形成了一个城邦。因之，城邦的优劣是与公民的优劣（公民品德）有密切联系的。“公民既是其所属的政治体制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⑦公民的品德与城邦政治相联系，必须要符合其所在的城邦政治制度的要求，如果城邦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另外一种城邦制度，那么对公民品德的要求也相应的发生改变。因此，个人的善从属于城邦的善，伦理的善取决于政治的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及人的善德只是工具性意义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邦共同体的至高善德。而个人的价值也仅于此，至于个人的才能、优良生活及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是附赠品而已。

二、命题中介――城邦宗教中蕴含的政治性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古希腊，人与城邦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那至高的善――城邦的事业。在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个人的善为什么要从属于城邦的善或者说个人的伦理逻辑为什么和怎么样统一于城邦的伦理逻辑，其中固有社会历史生产关系的原因。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这个逻辑起点来作深层次的分析。

人的自然状态如何或曰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无论是就人生哲学而言，还是从经验世界来看，答案似乎就只有一个：人是一种既有限又悲苦的存在。

在原始社会，原始人是用感官感觉来认识世界的。他们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用触觉感应等。所以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有思想的人类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己是渺小的、无力的、孤立的存在。人的“自然处境”是两方面的，一为知性领域，二为德性领域。在原始人的知性领域中，每一个生命个体（包括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存在，这个有限性决定了他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是处于边缘的尴尬状态，即他不过是一个点。然而同时，人所面对的世界又是无限的，这样世界的无限与人的有限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同时也给了人类带来了极度的自卑与恐惧，因而原始人所自卑和恐惧的对象便是他自身这个点。点的有限性决定着原始人对自身力量的认识的有限性。世界是奇妙无穷的，如何去适应这个世界，如何去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的境界？这在原始人朴素自然的思维中，就是如何去放大自身这个点。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便是忘却点的有限性，由点而放大到整个世界。早期哲学（包括原始宗教）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原始人欲克服自己的有限性，所借助的手段就是神灵。他们从世界和自身抽象出来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神，把自身的精神融入到全能的神从而忘却自身这个有限的点通达到无穷的宇宙。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能，因为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然而在原始人那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要得益于他们对自身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朴素认识。在他们看来，人类同这个世界是没有隔阂的，人与世界万物、人与神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即在原始人那里，还没有出现认识的主客体之分与主客体的对立，此种精神状态和思维特征就决定了他们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认识是朴素的，模糊的，天人一体的。他们认为人和神是一种契约的关系，双方应是平等的：神保护人，人必须敬奉神。

古希腊人亦是持这样的思维态势。古希腊人的世界是由尘世世界和神构成，神不仅是自然世界的核心，而且还是世俗世界（政治世界）的核心，是当时人类得以聚合而形成共同体的关键力量。古希腊城邦就是建立在宗教和神话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其独特的仪式和敬奉的庇护神。城邦是由行共同仪式，说同一个神话故事，敬奉同一个庇护神的人所组成的，即在生活方式上和上具有一致性。城邦是一个神与公民的共同世界，神在仪式（城邦政治）和神话（法与伦理）中现身，公民则通过仪式和神话将自己和神构建为一个自满自足的城邦世界。从而个人与城邦不仅在生命上是休戚相关，且人的伦理逻辑也统一于城邦的伦理逻辑，并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与完善。

三、命题目的――城邦善业是个人善业的归属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不创造无用的东西，所以自然界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有自然所赋予它的存在的目的。人类的目的就是他们要过道德的、优良的生活。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过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⑧外物诸善是指要有丰富的生活物质财富，躯体诸善是指要有健全的身体和强壮的体魄，灵魂诸善是指要有高尚的德性，其中德性是最重要的，外物与躯体都只是追求德性的手段。他说：“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赖于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须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⑨怎样才能去获取这三项善因或曰去哪里获取这三项善因？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答案是城邦政治。他认为，人类具有合群的本性，人类的这一本性必然要求人们建立城邦，从事政治活动。“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优良的动物。”⑩人类只有按照其自身的本性自然而然趋于城邦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自己的善德并过上优良的生活，所以“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上文中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的善应从属于城邦的善，个人的伦理逻辑统一于城邦的伦理逻辑。因此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毋宁说城邦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至高而广涵善德的社会团体，它的目的要使人类过上优良而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最高的社团，它在本质上高于个人，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德，完善人的本性。他说，所有人类的一切作为，其本意总是在追求某种“善果”，人们之所以建立社会团体，都是以“善业”为目的。而城邦是一切社会团体中最高而且包含最广的一种团体，所以它最求的善业也是最高最广的。

亚里士多德由个人的德性推演至城邦的善业，指出，团体幸福的由来类似于个人幸福的由来，凡是人们幸福善德生活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一个优良的城邦和一个优良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勇敢、正义、明哲等诸种品质，才能使公民过幸福的生活。他说，一个城邦必须具有人们称之为义士、达者、哲人的勇敢、正义、明哲等诸多品德，方能成就善业，“人如无善德而欠明哲，终不能行善义；城邦亦然。”11 因此“凡以人们的善德衡量个人的幸福快乐者也一定以城邦的善德衡量城邦的幸福快乐。”12

四、命题本质――城邦政治（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既然是政治动物，那么每一个城邦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但是，城邦公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城邦政治生活？是参与政治活动而实践城邦的善业还是隔绝一切外物俗事而对永恒的神进行沉思和观照。一些人认为，唯有独自静修、沉思默想才是哲学家的事情，政治活动是政治家的事情。城邦公民的生活应该有别于政治家的生活，“无为”而获取幸福。另一些人则认为，最优良的生活是寓于政治生活之中的，人一定要行善，然后才可以获得幸福。一切不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均是无所作为的人，没有善行，也就不能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是赞同前者而批评后者的，他说：“这个学派把无为看得过高，竟然认为无为胜有为，这是一种谬误。实践（有为）就是幸福，义人和执礼的人所以能够实现其善德，主要就在于他们的行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