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以对嫌疑人有过多的感性认识

见到肖武的时候，尽管之前听到一些对他的描述，但还是很惊讶一个历经磨炼、世事洞明的反贪局长会看起来如此平易近人。他个子不高，目光炯炯，接受采访的两个小时内一直带着标志性的微笑，无论被问到私人问题还是公务都会稍稍地若有所思，像一种职业习惯，试图将任何回答都梳理得清晰和得体。

肖武告诉《方圆》记者，他接受采访不多，自己也是一个简单朴实的反贪局长，很难把自己说得生动。

一份简历中这样描述他：肖武，自2004年任反贪局长以来，反贪工作综合考核成绩连续5年位居全市第一，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反贪工作“三无一好”先进集体。其个人2004年以来每年都受到市院表彰，分别被评为优秀侦查员、优秀检察干部，2007年被省院评为优秀检察干部，荣立三等功。

他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反贪工作很像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智慧就是靠日复一日的练习，累积经验，反贪也不例外。

平淡是最佳的成长时光

《方圆》：您是怎样进入反贪局的？

肖武：1992年，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现在的长安大学）本科毕业，23岁，学的是市场会计专业。北湖区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在1989年成立，挂牌改称反贪污贿赂局是1991年，所以1992年那时候还算是新组建的部门，进来的时候对于法律知识要求并不高。我也是赶上了这样的机遇。

《方圆》：您的法律知识和办案方式都来源于工作实践吗？

肖武：13年来，我做得最多的是笔录、鉴定、取证等基础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不像现在年轻干警提拔的机会都很多，我当了很长时间的普通干警，那段时间都在反反复复做基础工作，可以说刚进入反贪局的几年很平淡。

后来，北湖区反贪局从2003年开始办案比较多，在整个郴州的成绩也慢慢地排到了前面。2004年到2006年间的李树彪系列案件更是影响力极大的案件。从李树彪系列案开始，以前的那种平淡的公务员生活才渐渐离我而去。

现在回想，前几年的平淡归平淡，对后来几年的意义却很大，储备知识、锻炼效率，直到现在，许多办案手法和经验都是做基础工作那段时间做的铺垫，可以说，一开始的平淡是成长的最佳时光，做大案的风光其实是基本功的厚积薄发。

《方圆》：财会专业出身，对您办理案件的方式有什么影响吗？

肖武：我一直觉得，财会专业对数据与材料的理性思维和态度是值得反贪团队借鉴的。我有一个概念，任何案件，数据就是数据，材料就是材料，它们反映的不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事实问题。

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的案子就是个例子。雷渊利本人当年在郴州是出名的敢说敢做敢担当，他包养情妇是公开的秘密，但是讯问的时候， 9个情妇没有一个对他有怨恨，他给别人（包括这些情妇）承诺的事情基本就没有听说没兑现的，情妇们都说他重情重义。

当你拿到这些笔录和材料的时候，你也许会想，他人品还不错。但是反贪工作不允许办案时对嫌疑人有过多的感性认识，所以透过笔录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雷渊利的腐化程度而并非他的重情重义。

突破雷渊利案

《方圆》：能否具体说说你参与雷渊利案件时的情况？

肖武：2004年，郴州市检察院办理了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挪用公积金的案子，这个案子在当时被称为“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涉案金额多达6000万。还是李树彪案牵出了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的渎职案。

雷渊利案当时由省院督办，共借调了3名郴州的反贪干警过去，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负责几个重要嫌疑人的审讯工作。包括他的一个情妇黄静。这个情妇的涉案金额相当多，雷渊利出事以后，她急忙从上海赶回湖南来转移赃款，我们在她那里搜出300多万现金，还有雷渊利送的无数奢侈品。

这个案子当时办理的时候有一个突破点，就是雷渊利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

黄静和雷渊利两个人有私生子，据说雷渊利最心腹的情妇就是她。所以这个人就被确定为突破的重要人物。锁定以后，从她的行迹与心理上进行侦查，很快就掌握了雷渊利的赃款和“腐化”事实。

我们通过调查雷渊利的生活状态发现，雷渊利曾经许诺黄静给他们的私生子建立一个1500万元的“生活基金”，而其她情妇比如邝莉娥就要车要房，雷渊利自然经济上压力很大。因此，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他通过李树彪挪用住房公积金贪污了不少钱。李树彪案数额巨大，原因之一就是雷渊利敛财需求下的纵容。

通过雷渊利本人是无法了解他腐化的原因和过程的，黄静这些人则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注解。其实许多人在贪腐的路上一旦走得深了，就只能饮鸩止渴了，突破他们的关键就是要找出他们的“鸩”和他们的“渴”。

《方圆》：您遇到过比较困难的案子有哪些？

肖武：去年我办理郴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驾驶员管理所二级警督周建军涉嫌受贿一案。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多，但是社会影响很大。

驾管所的考试员一般都请交警来担当，而有些交警经常利用职务便利收取学员“过关费”，然后在各科的考试成绩上加以“关照”，对驾考公平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给社会交通带来不稳定因素。2009年曾处理了郴州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干警孙文斌，处理了一批利用驾考贪污受贿的交警，但是该领域的坏风气仍然没有肃清。

周建军的案件最开始是郴州市交警总队的纪检部门在内部调查，后来交给我们。对周建军采取禁闭措施控制在长沙，我去的时候跟他谈，他当时很不服气：“别人都这么搞，为什么只查我一个？”并且他一直避而不谈受贿事实。

案件推进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周建军等三个主要嫌疑人很强硬。周建军不说，同案的考试员组长谭星、考试员曹华等人也不说。当时交警总队十分着急，因为这案件意义重大，如果能通过周建军摸清整个郴州市交通队在驾考领域的贪污情况，对于整肃团队风气、加强社会管理来说都很有意义。

后来我们没有急于直接审讯几个嫌疑对象，而从涉嫌行贿的人着手，我们抓了涉嫌行贿的王建雄、曾雪峰等人，做他们工作，让他们交代。我跟曾雪峰谈，告诉他，驾考成绩是救不回来了，但是你自己的诚信态度是可以挽救的，他们是犯罪，而你是违法，你没有必要和他们同流合污。这样一说，曾雪峰等人都释怀了。而周建军等嫌疑人当时也已被控制长达一个月，他们的心理压力比我们还大，我拿着行贿人的证言去做工作，很快就攻破了周建军等人的心理防线。

突破周建军是一个很大的成果，交警总队的石队长，跟我并肩作战负责本案，当天早上4点多得知案子有了关键突破，立刻给我发来短信说：“好，敬礼！”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也乐坏了。

每个案件都有它的价值

《方圆》：你已经在反贪局待了18年，有什么心得？

肖武：单从我的角度上说，已经形成了惯性，办一个案子或者办很多案子没什么大的不同。但是每个案件都有它的价值。我喜欢总结这些价值。

比如周建军的驾考案，它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我们通过整治周建军等人，将使交警部门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在市民心中重新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其二，我们从中积累了突破此类案件的经验。比如说通过对同案人各自罪责的解读分化他们，从轻罪入手，抽丝剥茧，突破重罪。

《方圆》：在办案方式上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

肖武：我的经验是，调查不能过于拘泥，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奇效。

举例来说，我办理临武区公安局原副局长邝献勇的案件时，不再只研究他收钱的情况，还注意他用钱的情况，后来发现他在被调查期间为了开脱罪名，自己拿了6万块去行贿，我又通过行贿行为发现了他在治安大队的小金库，这个金库足以证明他的腐败。这件事一经发现，那个副局长就服软了。

不因办案而牵连无辜者的利益

《方圆》：一个案件，从查找线索、立案侦查、讯问，直至最后公诉成功， 要经历很多过程，这其中您最注重什么细节？

肖武：反贪工作的效果。反贪工作关系到很多价值和利益的冲突，很多时候一点小的差池会使得一个办理得非常成功的反贪案件在功效上功败垂成。比如一个贪官被抓了，但抓他的方式如果不对，可能会打草惊蛇；手段如果不妥，很可能社会影响不好。

因此，我对每一个案件的办案效果都要进行事前的预测，办案的时机、方法、步骤都要合理选择和安排。

比如说，我很不喜欢用像查封、扣押、冻结这样的经济强制措施，它们对案发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都有很大影响。我很少使用，我觉得对于个人的调查不应该殃及单位。

有一次查处郴州市交通局下属联运公司有关人员的经济问题，那个公司的职工与管理人员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案发后职工见高管被查，心中忐忑，无心做事，一度罢工。我找了很多职工来谈话，问他们想要的我们会尽力做到，告诉他们应该保持自己的职业素养，他们很快就不闹了，稳定了情绪，也恢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我做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因为办案而牵连无辜者的利益，也不要因为办案而打乱了一个单位原有的秩序与稳定。

《方圆》：北湖区反贪局目前的工作重心放在哪一类案件上？

肖武：反贪工作不是随心所欲可以选择的。北湖区检察院是城区检察院，各方面的制约和协调都很重要，发现线索到真正着手调查之间要经过许多沟通。所以办哪类案件我无法决定。

但就个人来说，我真正注意到的是最近大量增多的涉农案件和拨款贪污案件。

涉农案件近些年来数量和比例激增，现在反贪局接到的超过一半的举报线索都来自于农村，农村的基层组织是细枝末节，但不容忽视。许多村官抱着见钱眼开的心态，做着不利穷人的事情，很讽刺，这也是我关注他们、而且非常希望斩除这些腐朽的细枝末节的原因。

拨款贪污问题也是近年来越发严重的一个方面。国家财政的改善，加上对地方发展的更高要求，使得各种款项大量流向基层。这些资金本身的意义是重大的，比如赈灾拨款、基建拨款，都是关乎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甚至他们的生死。但它们又很诱人，动辄上亿，顺手贪污个百十来万看上去是九牛一毛，引得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这方面我们也正在加大侦查力度。

我很不喜欢用像查封、扣押、冻结这样的经济强制措施，它们对案发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都有很大影响。我很少使用，我觉得对于个人的调查不应该殃及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