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方方和理直气壮

受众不违背法律道德的所有需要都不能嘲笑，就像理发师不能嘲笑秃顶的顾客一样。

市民化是一股很大的潮流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对南京媒体的定位表示过感慨。假如我们把《读书》杂志所标榜的趣味作为一个极端，那么这里的兴奋点一定在正好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前者是抽象的、理性的、重大的、严肃的、深层的甚至是悲观的，后者则是具象的、感性的、琐屑的、轻松的、浅表的和热闹的。总之，南京媒体走的是一条大大方方、心甘情愿的市民化道路。并且它在自己受到学界质疑的时候不是有所克制，而是走得更远更坚定。

一份由著名报人创办的期刊《东方文化周刊》(现易主江苏广电总台)最初看起来好象要标新立异，人们推测它一度想把自己打造成宁版《读书》。但据说“市场无情”，它很快就停止了“精英化”的努力，转身加入由晚报娱乐版、电视社会新闻、外加电台直播节目所营造的“市民”盛宴中去了。另一份报纸《周末》，曾经是中国新闻史上“周末运动”的第一家，过去也被认为在南京报业中较有“品位”。可是因为跟“东方”大体相同的困境，这几年我们看到它一步步“降格”的清晰轨迹。同样，早在电视你追我赶贴头百姓之前，电台的通俗化程度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

这种市民化的潮流并不仅仅限于传统媒体。西祠胡同，一个完全民间立场的社区网站，只用三两年的时间就做到同类中的全国最大。我甚至觉得，“西祠胡同”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揭示主题的暗示。

都当个买卖做，谁雅谁俗

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说法：《经济观察报》“雅”而《扬子晚报》“俗”，甚至依此推断他们各自的从业者品位悬殊。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两报的决策层差不多是一样优秀和聪明的。报纸不总代表着办报人的阅读趣味，他们只不过都在自己的目标受众群里发力，并且都取得了某种意义的成功。谁保证不会有这种情况：《经济观察报》和《扬子晚报》的编辑们――各自捧着对方的报纸读得津津有味?中国当前没有同人报刊(专门为了传播信念而办的大众媒介)，说穿了，上述两家报纸都是以赢利为主要指向的企业。就是说，甭管他们举起的旗帜和口号(那多半是策划出来的企业识别系统的一部分)；也不论它事实上发挥了哪一种社会功用(客观上它们的确也传播信息沟通群众)，总体说来还是把办报当桩买卖来做的，跟报人自己的价值取向倒可能距离较远。再说得扫兴和干脆一点，至于要争取谁的眼球(从而争取谁的钱包)，那基本上是出于对受众市场的分析判断一白领和蓝领的钱都是钱，谁的好挣挣谁的，我打赌“雅”和“俗”不构成媒体发展方向的障碍。

从目前受欢迎的程度而言，南京媒体的市民化的确得到了目标受众的认可――或许有人会争辩说那未必是真正的认可，但就发行量和收视率来说几乎就是一种丰收。而满意度则是一个让我怀疑的东西，因为经常看到一些自称“有品”的人，一边笑骂一边还手不释卷。西安报纸的市民化运动差不多彻底毁掉了整个报业市场，南京虽然也由于同样的起因为人诟病，可不仅小辈的《现代快报》、《南京晨报》、《金陵晚报》、《江南时报》均未消亡，老牌的《扬子晚报》也把最高发行量提高到200万份以上。电视的情况大同小异，市民化运动轰轰烈烈，国内大概没有其他哪个地方的电视台如此频繁和贴近地把镜头对准寻常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琐事。

这只能说明南京的这个受众市场潜力巨大，至少比大部分学者一开始断言的要大。

反正假如媒体凭借自己对市场的估计赚到了银子，我不赞成仅仅因为它的市民风格就说三道四。首先“俗”无可非议。因为南京媒体切的就是市民这块饼，它要取悦的就是这么个受众，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兴趣爱好就是这样。编辑和记者不能不顾及衣食父母的学历背景、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乃至阅读习惯――这样有目的地照顾他们所喜欢的审美标准，才有可能取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和注意指数。其次，假如有别种定位，凭借自己对受众市场的判断入局当然也无可非议，而它在经营实践中的变脸(像上述《东方文化周刊》那样)行为亦可以理解，毕竟它要从竞争激烈的媒介市场里争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货币。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为了所谓的“品位”而自蹈灭亡。最后，我根本就怀疑报纸的“雅”、“俗”之分。或者，假如一定要以“雅”“俗”为标签，至少也不赞成厚此薄彼。同样是受众需要，是不是精英阶层一定比市民阶层的口味更加重要?或者说，《经济观察报》的IT报道是否真的比《扬子晚报》的社会新闻更加高雅?并且，当精英们在午饭后的摇椅上打盹的时候，是否他们也需要跟市民一样以“俗”自娱?

受众的需要不能嘲笑

如上所述，假若“俗”意味着针头线脑、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和调侃逗乐就无足深责。我想，市民定位为人诟病之处多半是“低俗”之“低”，而非“通俗”之“俗”。比如前几天有流浪汉光屁股下河，电视台甚至考虑过出动转播车。该流浪汉大约精神有疾，下河看起来只是捞点垃圾并且也远无生命之虞。此事虽明显缺乏教科书上所谓的“重要性”(或者只配在(《现代快报》的社会栏里发一句话新闻)，但还是有“热心市民”打来电话，而敬业记者一听“下河”和“光屁股”就长精神。

事实上市民化不是必得平庸低俗，社会新闻做得到位的话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我承认，当媒体把握失度的时候低俗的确会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媒体失度的话又有什么不会成为问题呢? 总之，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在大部分时间还是把精装本的《百年孤独》“摆”在书房里，更多的时候还是捧了《扬子晚报》。随便翻翻。我理想的新闻境界是这样“升幂”排序的：低雅、低俗、高雅、高俗。就是说，即便严肃如《经济观察报》者也并非没有其他选择。与其弄那些佶屈聱牙地“低雅”，还不如用平实可读的语言去深入浅出地“高俗”。但是我又想艰涩如《读书》者未必没有受众，就是说艰涩本身也未必不是受众需要――方面可能确有才高学富者喜欢这种话语方式，另一方面，附庸风雅的伪贵族和假小资们也是股很大的力量，假如他们为装点门面咬牙看产经新闻也不能嘲笑。我的意见是，受众不违背法律道德的所有需要都不能嘲笑，我们甚至不能尖刻地称他们是“伪贵”和“假资”，就像理发师不能嘲笑秃顶的顾客一样。媒体人有义务烹调出对口的精神食粮供受众享用，当然，同时拿到应得的市场回报。

我不担心媒体的社会责任。就算不相信从业者的自律精神和道德水平，我还是相信受众有能力找到均衡。比如太血腥的图片会招致家长的埋怨，很暴力的镜头自然有教师抗议。媒体要顾及整个主流社会的伦理观念，而不可能只迎合低俗需要。当然，还有学者跳出俗雅，试图质疑媒体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个我只想表示两点：第一，不能忘记媒体所在的语境，忘记媒体能够成为媒体的逻

辑起点；第二，就算媒体的低俗是一个事实，相对于过去粗暴的一律那也是一种进步一至少是进步中的一个可以理解的阶段。

市民文化和市民媒体相互造就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南京是一个市民文化强大的地方。的确，此地媒体市民化的成功大概可以作为―个注解和旁证。而我相信，媒体对于市民文化的构建会起重要作用。暂时没有确切的调查数字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我相信南京的市民化报纸和南京市民本身相互造就。

比如建筑商要杀一棵古树，他多半要面临比在其他城市更大的挑战。市民会自觉地跟媒体配合，并且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再例如消费投诉，在别处，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通常只能在曝光报道中看到“某某公司”。但是在南京电视台的“东升工作室”里我们吃惊地发现，他们不仅会指名道姓，而且还会把相关人员尴尬扭曲的脸暴露在镜头面前(尽管这个做法本身值得商榷)。东升，这个看起来像邻家大哥的主持人，几乎就把自己设计成南京市民的代表和化身，节目几乎全是市民视角、市民立场、市民情感和市民语言，而“东升工作室”本身也是南京媒体市民化竞争中的一个产品，它最多算是众多市民节目的一个升级版而不是一个特例。

有一些细节可以大体反映南京媒体和市民的关系。在其他地方，市民如果对媒体的话筒和录音笔表现漠然是并不奇怪的；而此处，更普通的情况是操着南京口音的大妈过分投入。当休闲广场里或者小区草坪上发生不文明的行为时，电视台和报纸会在第一时间接到市民的投诉电话，甚至远远早于相关的职能部门。姑且不论，这个现象究竟对于整个社会机制来说是否确是一件好事，但多少说明南京媒体在争取受众方面的成绩和战果。在一次对传播专家座谈的报道中，我看到下面一段文字：

专家们认为，作为(直播南京)的一张王牌，其子栏目(东升工作室)的推出，很明确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电视新闻节目在不断加强对市民的人文关怀，我们的摄像镜头更多地加强对小人物小事情的观察与关注，而这些正是电视观众真正关心的内容(引自《金陵晚报》)。

我们生活其中的“氛围”是一个很大的感染和同化力量。市民文化促使媒体织成一个有利于前者发达的氛围，而后者也因此获得眼球。

很喜欢市民能成为一种日渐强大和独立的力量，很喜欢他们能发出声音，能通过我自己也身在其中的新闻媒体发出声音，我相信这对一个宽容平等的多元化社会是有贡献的，而我作为异乡人和飘零者，既希望能融进南京的市民社会，也希望能在市民化的媒体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