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城市都是一个“阅览室”

一方面，人人都成了资讯狂人，对阅读各类资讯有着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环境――具体来说，就是你所在的城市，也在推动着你去阅读，改变你的阅读习惯，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林语堂赞成随处皆可读书，鄙视那些要求阅读有氛围，以板凳太硬、光线太弱诸理由而不读书的人。“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林语堂半个世纪前说的这番话，是从读书人的角度来说的，提倡人们多读书；到了今天，一方面，人人都成了资讯狂人，对阅读各类资讯有着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环境――具体来说，就是你所在的城市，也在推动着你去阅读，改变你的阅读习惯，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在书店、书吧，在咖啡馆、餐厅，在时装店、发廊，在各种交通工具上――公共汽车、地铁、火车、飞机，甚至是在电梯里，都给你提供了可供阅读的书报杂志招贴海报宣传册；便利的网络和科技也使得你随时随地可以阅读，有一部大屏幕的手机，就可以读小说、看新闻、看电视了。可以这么说，是你所在的城市使你成为林语堂所推崇的那种随处皆可阅读的人。

书是最好的装饰品

图书收藏家钟芳玲自称对书有偏执狂，她认为任何地方都能、也都该卖书，哪怕是小小一区或是少少几本书，店里摆了书整个气氛就是不一样，书是最好的装饰品，哪怕这些书是被一些人诟病的精美有余、深度不足的“咖啡桌书”(coffee table books)。

很多人不会像钟芳玲那样对书有偏执狂，不过他们显然很明了“书是最好的装饰品”这个道理。曾在广州天河南一路开张的时装潮店TOUGH，在店里专门设了一个小空间摆放The Face、Purple等国外潮刊，顾客可以在店内翻阅，喜欢的可以买下带走。摆放潮刊的这一小块区域就好像一个隐性的橱窗，通过读物的选择向顾客进行心理暗示：看，我们是一个有态度的店!同样的道理，一般发廊都有时尚杂志和八卦杂志供顾客消磨时间，那么一家摆放《东方新地》的发廊和一家摆放《明报周刊》的发廊，诉求是不一样的，前者更草根，后者则有姿态。而在酒吧、餐厅摆放的时尚类杂志更新是否够快，是不是当期杂志，则是旅游者眼中衡量这些城市是否足够时尚的指标之一。

假设书报刊区的隐性橱窗功能之说成立，悖论紧接着就出现了：比如说在机场，一位大学教师困惑于买不到可以带上飞机看的书，因为机场书店充斥着各种成功学书籍和DVD。那么，这些国际机场到底打算通过书店(自然是其总体形象的一部分)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氛围?难道就是拼命传递一个上行社会奋勇向前的错觉?还有地铁，北京地铁最让人不习惯的，就是没有商店和书报摊，以至于北京地铁内的读物提供居然需要仰仗外地无证小贩，这又是打算传递一种什么形象?

事实上，公共场所的书报刊区还不仅仅是一个隐性橱窗，它还应该起到引导阅读的作用。比如说上海的季风书店，据说一般人在地铁内的停留时间不过5分钟左右，而季风书店改变了这个习惯，很多小白领下班后去季风看书买书，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所以有人把季风誉为“上海的诚品”，它确实改变了城市的阅读生态。

书房的延伸

以往，阅读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而现在，由于城市功能的发达，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也就延伸到城市的各个公共区域，这些区域因此成为每个人心目中的隐秘阅读花园。

比如说书吧。北京的“书虫”(Book Worm)，不仅吸引老外，也吸引老中；对老中来说，这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国外书报刊如US Weekly、德国的《明镜》，还可以看老外，因为老外在这里很自在，碰巧了没准可以看到一伙老外凑在一起唱家乡小调。还有单向街书店，它标榜自己是“图书馆”，其实更像书吧，可以看书，更多的是交流。想见识京城文化名人的，这里是个好地方，日本好奇欧吉桑妹尾河童采访过的由日本冒险小说协会会长开的“深夜+1”酒吧，也很令人向往。

比如说咖啡馆。以前，像许知远所说，冬日的下午到咖啡馆挑一个能晒到太阳的座位读书，总让人觉得有点矫情有点小资；现在，到了星巴克先占一个好沙发位，叫一杯东西就开始翻阅店里提供的众多时尚杂志的，大有人在。咖啡馆最适合读闲书，要不然也不会有“咖啡桌书”的说法。台湾则有人建议做咖啡馆读书会，希望把很个人的阅读行为变为同仁群体的活动；而台湾的很多书店，也越来越像咖啡馆――这一些做法，促使阅读从个人行为演变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说地铁。广州学而优书店总经理陈定方曾描述不同城市地铁的众生相：“在东京的地铁上，有1/5的人在看书，1/5的人看报，1/5的人看杂志，1/5的人看，1/5的人在睡觉；在台北就变成了3/5的人在读报、读书、读刊物，2/5的人在睡觉；在香港呢，是2/5的人在读报读刊，特别是八卦杂志，另外3/5的人在睡觉；在北京，则有3/5的人在说话，有2/5的人在偷听别人说话。”建议在地铁上不宜携带太过拉风的读物，虽说现在早就不是拿本《时代》杂志出来邻座就会凑上来跟你一起看、不管看不看得懂的时候(这是一个老外的亲身经历)，但《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显然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机场。现代人太忙，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很难有一整块时间专门用来读书，于是在机场等候的时间(有数字说机场平均等待时间为100多分钟)就成了他们的读书时间。鉴于机场书店的品种太过于集中，建议自行准备好读物。如果嫌带着太沉，阅后别扔进垃圾桶，可以留下给后来者。这个建议同样适用于火车上的阅读。

让图书在城市漂流

近几年来流行的“图书漂流”活动，其实也是致力于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阅读场所可以不仅仅是家里的书房，图书也应该不再是个人的私藏，而应该把它们拿出来共享，让阅读带动一个社区的文化，这就是“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

“图书漂流”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发起人希望借助这一活动，推动尘封于家庭书架上的藏书进入社会。一本书以随机的方式被素不相识的人传阅，它因此成为一个媒介，让本来毫无关联的人之间有了联系的纽带，这一点对于人际关系淡薄的现代城市来说，特别重要。

不少城市和机构都策划过图书漂流活动，比如湖南卫视2005年在“世界阅读日”来临之前举行的“春天漂流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年初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桂林、杭州、南宁、成都、武汉、西安等10个城市陆续启动名为“好好读书，天天向上”的图书漂流活动；社区性的则有上海市普陀区2005年年底开展的图书漂流活动，等等。

尽管有人质疑开始轰轰烈烈的图书漂流活动最后大多不了了之，但应该看到的是，图书漂流活动代表了城市对于改变市民阅读

生态的一种努力。让人们从自己家的书房走出来，让更多的公共区域成为人们的公共书房一一你在这座城市生存着，而你生存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这座城市你所熟悉的空间里，阅读。

六城市地铁阅读硬件配置

北京

北京地铁1993年起由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部分地铁站设连锁书摊，品种不多，仅三五十种，且多为大众畅销书。后来基本上每个站厅都有报刊销售点，近两年来因安全问题，一度全部取消，又部分恢复。

《北京娱乐信报》早上7点以后在地铁内免费发放，但远远不能满足单日数百万人次的地铁乘客的需求。地铁工作人员管理不太严的傍晚之后，开始有无证小贩在地铁内活动，或者卖《时尚》、《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或者半价叫卖《法制晚报》、《新京报》等报纸(5毛一份)，到了深夜地铁将近停运时更会降到5毛两份；还有吆喝“特大新闻!刘德华死啦，在香港街头被黑社会乱枪打死”的，这是卖地摊小报的。

上海

和北京人相比，上海人就幸福多了，地铁1、2号线和轻轨线几乎每个站厅都有书店，甚至有多达5家的。著名的季风书店在地铁内有好几家门店，其旗舰店陕西南路地铁站店，已经成为上海著名的地标。

上海地铁的报刊亭90％以上由上海地铁书刊服务公司包揽。为保证客运，该公司对期刊配送的时间和数量都有管制，给期刊配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许多乘客抱怨无法及时买到当日的报纸。奥运期间上海地铁关闭了包括报刊亭在内的所有商铺。

上海地铁有两份免费刊物，一份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i时代报》，定位于资讯类报纸；还有一份DM类周刊。地铁9号线开设了上海首个“地铁流动图书馆”，有《半月谈》、《故事会》、《读者》等十多种杂志和一些时尚类书籍供免费取阅，出站时需归还。

广州

广州地铁的报刊亭由两家连锁店进行经营，一家是中信文化控股、广州市新报报刊有限公司负责的“中信文化报刊亭”，另一家是由广州地铁书报刊物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地铁文化快线”。相比其他城市的报刊亭，广州地铁的报刊亭内书刊种类繁多，除报纸杂志外还包括畅销书。另外地铁内的7-11便利店也有报刊出售。

广州地铁有一份免费报纸《羊城地铁报》，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与广州地下铁道总公司合办，2007年创刊之初由广州日报社副社长出任社长一职，可见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对《羊城地铁报》的重视。

天津

天津地铁并非各个车站都设有报刊亭，而是根据各个车站的站台条件进行设置。《地铁时间》是天津地铁系统内唯一一份免费读物，但还算不上一份合格的地铁报纸，其发行时间不固定，好几个月才发行一期，并且内容偏重于对地铁的宣传。

深圳

深圳地铁没有免费取阅的地铁报，沿途车站设有报刊亭，但并非每站都有。

南京

南京地铁内投放报刊亭的想法源于市民需求，自2007年9月地铁正式运营后，地铁部门就陆续接到很多市民的建议，希望在地铁里能买到报纸。目前南京地铁的报亭是地铁部门与江苏省新华书店合作的，书报亭的设置方“地铁时光”属自主经营，但其规划和设计由地铁部门控制，需根据客流量和站台情况进行调整。

南京的地铁免费报比较特殊，是采用“地上地下”双线操作的《东方卫报》，地上和普通报纸一样进行售卖，而地下则是免费领取。

(辑　王思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