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龙山与河北古代书院

摘 要：封龙山是河北的教育文化名山，其书院教学活动可追溯到汉唐时期，并历经宋、元、明、清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封龙山的封龙书院为主的书院教育教学活动及主要教育流派的学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河北古代书院的发展成就，促进河北古代文化学术的争鸣和发展。

关键词：封龙山；河北；古代；书院教育；封龙书院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2-0006-08

封龙山，位于河北省元氏与获鹿县（今鹿泉市）交界处，实为两县地界山。其南坡、东坡为元氏县所辖，北坡为鹿泉市所辖。封龙山山脉东西走向，西倚雄伟的太行群山，东临广袤的华北平原，山势巍然崛起，峰峭石奇，宛如盘绕欲飞的奔腾巨龙，俯向绿色原野，所以又称飞龙山。封龙山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名山。相传是大禹在这里治水，把蛟龙封于此山，故名封龙山。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8“古今碑刻记”写道:“封龙山，一名飞龙山。势如伏龙，有飞举状。其山诸峰，曰华盖，曰熊耳，曰飞首，皆奇峻。”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辑著《读史方舆纪要》卷14载：“封龙山，（元氏）县西北五十里。史记赵武灵王伐中山，取封龙，盖因山以名邑。”

封龙山是古代河北书院的密集区，且形成巨大的教育力量，其中如西书院、西溪书院、中溪书院均座落于封龙山及其山峦或山麓之间，作为河北古代书院最具有代表性的封龙书院更是位于封龙山腹心，从它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了解河北古代书院区域特征以及起伏波动的教育景象。诚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散佚，搜求、分析殊为不易，认识难免有种种疏漏，请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一、封龙山与河北古代书院的关系

封龙山自古是文化教育发达之区。封龙山的西书院创设于唐代，在封龙山龙首峰西面，是河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也是我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宋代李在此创办封龙书院。不久，李又在封龙山北坡创建了中溪书院；时隔两年，著名学者张著在封龙山西边创建了西溪书院，为宋代河北书院教育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元代李冶主持封龙书院期间，元好问、张德辉等曾到此讲学，鹿泉和正定许多名士都随学其中。这座文化名山自然会延及文化传承及育人活动的办学授徒，并探讨学理，衍生学派。河北作为毗邻元朝大都之要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然使其不乏卓有成效的知名书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封龙山的封龙书院，依托优美绮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所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为古代河北书院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鲜活的模板；同时，在河北古代书院的发展史中，我们也能看出封龙山书院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力及巨大的辐射作用。因此，封龙山与河北古代书院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

（一）封龙山的自然及人文景观与书院的教育环境

纵观古代书院的地理位置，往往设置在僻静的山林之中，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又直接导源于唐末宋初文人士子“读书山林”的风尚及活动，其办学环境设计、建筑群院落选址，往往是山水名胜之地、名山大川之景，悠远深阔，具有自然审美意蕴，亦富浓郁厚重的人文氛围，能有效地发挥出环境的育人效果。座落在封龙山的书院教育环境正是鲜活的案例。

凭借封龙山巍峨绮丽的自然风景及文化景观，吸引了众多名人志士前来读书修身、研讨交流，自然就有讲学授徒的活动，产生了书院这一独特教育组织形式，并日渐成熟，壮大声势，达到规模化、制度化的书院办学活动则发挥出强劲的教育功能。

封龙山留存有东汉时期的碑刻，《封龙山之颂碑》内称：“天作高山，实惟封龙，平地拔起，灵亮上通，嵯峨峭峻，高丽无双，神耀赫赫，理物含光。”险峻巍峨的山峰透着钟灵秀气。唐代著名学者梁载言在地理总志《十道志》中称：“封龙，河北之名山也，本名飞龙山，山势如伏龙欲飞举状，峰峦泉石，回环错列，称为奇胜，其聚著者为龙首、熊耳、华盖诸峰。晋永嘉三年，幽州都督王浚遣其将祁弘率鲜卑击石勒，战龙山，勒大败。”明代大学士石瑶在《登元氏封龙山》中便形象具体、生动细微地描述了封龙山的优美景色：“石子抱病登于封龙，览燕赵之墟，望沧滇之浦，慨然太息，顾谓二三子曰：‘美乎佳哉！此陶唐氏之故都也。’巨岳棰峙，长河峻奔，崇冈复阜，如抱如蹲，万壑竞流，汇为九泽，太行崛立，溢出平原。川横夏后之橇，地藏虞舜之壁，八年于外，地平天成。五月朔，巡诸侯万国。天文别野，星当昴毕之区；土壤分州，域介幽并之宅。川行岭迥，郁郁崔摧，峭壁耸秀，丹降凝辉。晴瀑挂百寻之长练，丽崖转万谷之惊雷，上有蔽日干霄之古树，下有陵迁谷变之寒灰。俗有避秦，山多入晋，岳被重封，川经几，虎啸风冽，龙行电迹。寒烟色旧，李躬灯火之台，右石光寒，季子合纵之印。万里交乎胸中，千岩纵耳一瞬。”[1]

清代直隶总督李鸿章、保定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编纂（光绪）《畿辅通志》卷19 记载：“长山，元氏县西北四十里，顶有石墙围砌，可容万人，南麓有长山泉。其相接者曰黄山，与封龙山隔溪相对，又西北十里曰白石山。无极以下诸山与封龙山皆冈脉相接，所谓县境六名山也。”在以封龙山为中心的河北西南部群山间遗留下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寺庙遗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六通汉碑、四大禅林、三大书院、三大石窟、两大道观。这些遗留物不仅与秀美壮丽山川相融合，浑然一体，为自然景观凭添了人文魅力，而且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乃至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封龙山上遗留的文化古迹、民间传说、文人笔记、雕刻文字等，可以透露出封龙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能为书院办学发挥出具有教育力量的潜在课程的意义。如封龙山书院洗笔池，池中水色黑暗，去旧注新，水色如故，有读书二洞，山上有试剑石。据流传民间的传说，唐代郭元振游学此山，见一石中裂出五色之云气，得石中宝剑，中书左丞史彬书“试剑石”三字于石上。还有龙首熊耳峰、玉石狮子峰、华盖峰、仙人岭等，群山竞秀，山川雄伟壮美。在玉石狮子峰上有蟆石，在山的陡涧中有龙泉，传说遇旱祈雨辄应，三晋间人不远千里前来祈祷，莫不遂请，又名老龙池。在山的东腰东石堂上有长丈余的好汉石，山上有白云洞、希夷洞、洞宾洞，又有曲折数十里的槐花沟，沿沟上下无数古槐树。春夏时节槐花盛开，满沟灿烂，清香溢鼻，沁人心脾，景色十分宜人。对封龙山胜境的描摹、刻画或感悟抒怀、应景写实、状物拟人。唐代郭元振《古剑篇》，金朝李橘《狮子峰》、元代安熙《白云洞》《熊耳峰》《龙首峰》，明代石瑶《熊耳峰》，清代乔宇《游封龙山三首》，赵维藩《龙山耸翠》《书院春风》《龙山书院》，杜藉《登封龙山怀古》《洗笔池》等都是流传下来的名作，其中有些反映封龙山诸书院办学活动的教育诗，有独特的教育意义,可以从中了解在河北古代文化传承中的责任担当。著名的封龙书院以书院所在地命名，不仅仅是表明书院的地理位置，还寓有吸取天地之灵气，期望地灵人杰的意义，更是一种传递对家乡热爱之情的恰当方式。诗词墨迹衬托着人文历史的深厚积淀，收拢了沧桑历史的悠远与变幻，而这恰符合中国文人的择胜而居、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也体现着书院创建者们对于自然与环境教育陶冶功能的认同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

（二）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演变

封龙山的书院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自从唐代有了书院这种新兴的教育机构，封龙山就有书院存在。在历史沧桑风雨岁月之中，封龙山的书院教育始终薪火相传，名流辈出，讲学育才不辍。

据当代书院史著名专家邓洪波先生所著《中国书院史》，合计地方志中的记载和唐诗中的记载，唐朝全国共有地方书院49所。[2]除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和浙江这些书院发达的省份外，河北满城县的张说书院和元氏县的西书院也名列其中。此外，据《易县志》中的记载，易县棠荫书院始建于唐代。合计起来，唐朝河北共有3所书院，占当时全国书院的6%，在这3所河北书院中，西书院就是依托封龙山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建，并设于封龙山区。与此同时，我们了解“河北”一词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就运用了，但作为大行政区的名称是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并省分道后才出现的。这种机缘巧合把封龙山与河北书院紧密的联系起来了，从而为历史文化增添了一些新鲜的气息。对于河北而言，西书院等3所书院更是河北书院发展的源头，点燃了河北书院的星星之火。

作为书院制度确立时期的宋朝，全国的书院发展呈现初盛局面，数量剧增，分布趋于平衡。此时河北书院较之全国书院整体趋势表现出滞后缓慢、数量极少，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然而，宋朝河北仅有的5所书院中就有3所集中在石家庄元氏县的封龙山，即封龙书院、中溪书院、西溪书院。另外2所地理分布是：1所在保定安国的张子书院，1所在邢台的龙岗书院。这种状况反映了在河北书院落后和停滞的同时，突出了封龙山在河北古代书院教育中的地位。例如，据有关文献记述：元氏县有西溪书院，宋代张著建。[3]方志资料对此作了拓展,西溪书院“在龙首峰西，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宋有《九经》，张著曾为山长。”[4]该书院的情况可从元人安熙的诗中窥见一斑：“世道有升降，乾坤几消磨。谁知昔年中，师生此弦歌。我来爱佳名，策杖时经过。深寻得遗经，山径信非讹。”可见西溪书院在宋代是师生弦歌肄业之所，也曾在河北名著一时。[2]从中得知西溪书院的教学资讯：书院课程的知识、内容及媒体仍沿袭唐代经学的版本及体系结构，而教学内容的设计及组织方法应属较为正规，且程度、水准达到高等教育水平。这3所书院为元代河北书院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摆脱宋代河北书院停滞落后的局面，元代河北书院突飞猛进。元朝是当时世界上强大和富庶的国家。《元史・地理志》记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以及由各不同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是迥然有别的。因此，元代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就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地承袭关系；但由于元代社会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元代的文化教育，又有着自己独有的鲜明特色。各种资料显示，元代河北新建书院16所，重修书院1所，总数17所。根据邓洪波先生《中国书院史》中对于元朝全国书院发展的统计，元代共有书院406所，其中新建书院282所，修复旧有书院124所。[2]根据邓先生《元代书院分省统计表》的统计，元代直隶省新建书院20所，重建书院2所，共计22所。仅就数量而言，在全国排第7名。[2]由于朝代及历史的变迁，河北省所辖范围与当时的直隶省所辖区域有所区别，当时的直隶省包括了现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现以今河北省的行政区域的书院发展来看，河北省拥有18所书院，在当时的全国各省书院中排在第9位，体现了河北书院由宋至元的蓬勃发展。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冶于公元1251年在封龙书院和中溪书院的教育讲学活动。据有关文献披露：在元氏县封龙山龙首峰下有中溪书院，宋代李、张蟠叟常聚徒百人，相继授徒讲业于此。“元中统初，李冶增葺，今废”。[5]看来中溪书院开办时间确实在宋代，历史悠久，而李冶在元代该书院的重振中起着突出的作用。这一点又得到了新见材料的证明：“元中统初，李冶增修封龙山龙首峰下宋代李所创中溪书院，讲学其中。”[3]

明代统治的270年间，河北共建有书院93所，是元代书院18所的5.47倍。从数量看，明代河北书院进入了一个上升的时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据邓洪波先生的统计，明代全国每个省份书院的平均数值是103.263所，[2]河北93书院的数量略低于全国各省书院的平均数量，仍然属于书院欠发达的地区。笔者据 河北省各市县方志及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相关材料加以统计：明代石家庄地区有书院11所，如果按照93所书院，现行河北省行政区划分为11个地级市来计算，平均每个市8.45所。在这个平均值之上的地级市包括石家庄、保定、沧州、邢台和邯郸5市，并且它们的书院数量都达到10所以上，属于书院发达地区。如果按县级行政区划分析，现行河北省县级行政区划共有136个，包括22个县级市、108个县和6个自治县。在明代有书院建制的有59个，只占136个县级行政区划的43.38%，石家庄的元氏县就在其中。位于石家庄元氏县的4所书院分别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魏谦吉创办的民办书院封龙书院、万历九年（1581年）由知县周诗创办的官办书院文清书院；位于县城东南隅，在天启间（1621-1627年）由知县戈允礼创办的官办书院景贤书院；位于县城西北西贾村半山腰，由田用宾创办的民办书院三台书院。可见，封龙山上的封龙书院经历元末农民起义及频繁重大战争的打击，又重建于明代正德到万历年间（1506-1619年）书院逐渐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时期。

清朝是封建王朝的巅峰时期，全国书院也随之达到鼎盛时期，河北书院数量空前。这一时期，官办、民办的书院几乎遍布全国十八个行省的所有乡镇，其蓬勃辉煌之况已势不可挡，成为普及文化进行基础教育的主要途径。根据邓洪波先生《中国书院史》的统计，清代直隶省新建书院212所，重建或重修书院39所，共计251所，就其数量而言，在当时全国的名列第7，属于清代书院的发达地区。[2]这个总数远远高出唐五代、宋、元、明诸代近700年直隶所有书院的总数，但是，石家庄书院数量仅有20所，在区域布置格局中明显下滑。查阅相关书院史发展，清代书院中石家庄元氏县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建有文清书院。据史料所载：该年，知县陈凤翔于城南西南隅开化寺右创建文清书院。计有北上房5间，东西厢房各5间，过庭3间，门楼一，照壁一，周围俱有墙垣移祀。[4]从地理位置可以判定是封龙书院再发展的延续，但可以得出清代是封龙山书院教育的衰落期。

综上所述，自唐代至清代，随着朝代的更替，思想学术的多方面影响，封龙山的书院教育教学活动也在变易中递嬗重生，不断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发展，为河北古代书院史增添了浓重的一抹色彩。

二、封龙山的书院教学活动概要―以封龙书院为中心

封龙山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美景，作为一处培养人才、弘扬学术的教育活动场所，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散发出来浓厚的文化底蕴。根据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和邓洪波著的《中国书院史》及查阅有关资料可知，封龙书院历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因此，考察封龙山的书院办学活动主要以封龙书院为代表。考诸历代书院教学活动主要包括讲学、藏书、供祀三个方面。由于现存资料的限制，对于封龙书院的活动只能知其大概轮廓，详细情况尚难知晓。

（一）讲学

封龙山的私家讲学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最早见诸记载的，可远溯公元41年，即东汉建武十七年，著名学者伏恭迁常山（正定）太守，敦修学校。汉之李躬、唐之郭震（即郭元振）、姚敬都讲学在封龙山。有关的教育方志资料明确记载：宋代真定名士李创办的封龙书院，不仅是河北书院教育之先河，也是元明时期显赫一时的著名书院[6]。从李本人的生卒年代可知，封龙书院的创建应是在北宋初年，具体的创建时间不详。元代李冶的教学与著书对教学的影响也十分突出，为封龙书院的教学活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蒙古宪宗元年 (1251年)，河北栾城籍著名数学家李冶( l192-1279年)结束了流亡生活，从山西东归，“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他潜心治学，诲人不倦。为接纳更多学子求学，在乡民及真定路都元帅使史天泽、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李冶好友、时隐居获鹿县)等人支持下，重修李讲堂，振兴封龙书院。在这里，李冶进一步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天元术，发展创新，对他在山西撰著的《测圆海镜》一书进行补充、修订，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并加以弘扬普及，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著成《益古演段》一书，讲授不辍。封龙书院有讲堂、读书窑洞等，其旧貌今已不可见，但书院遗址尚存。院内有两眼清泉，一曰蒙泉，水清而甜，是书院饮炊之水源。另一曰墨池，又称洗笔池，池水墨黑，相传为古人洗笔之处。从书院设置的讲堂、读书窑洞，以及洗笔池等也能大概想象出当时的教学环境的和谐雅致。可见，封龙书院为讲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活动场所。

河北元氏县还有中溪书院，宋初李建。当代方志资料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在龙首峰下，宋李、张皤叟、金李治等相继授徒，学者甚众，聚徒常百人。”[4]由此可以判断，其创办年代与封龙书院相近。学者众，生徒也不会少，从“学者甚众”“聚徒常百人”的描述中，可以推断出中溪书院盛极一时的状况，名儒大师在此宣讲授徒，远近向学之士诚心而至，潜心钻研学习，由此可见其办学规模较大。

书院兴盛于宋代以后，创办者或私人或官府，办学方式是聘有名学者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聚众讲解等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辅以议论时政。作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元代各路、州、府多设有书院者，明清两代书院尤盛，但学术思想日薄，多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全国书院教学活动的普遍状况，自然能体现在河北书院这一区域之个别当中，而通过河北书院的教学风貌，又能丰富全国书院的整体认识。

“书院之设所以辅学校之不及者，延聘经明德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7]而人才的培养，首先要通过老师的讲授和引导，之后才是学生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教学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如学者李躬开始在封龙山收徒讲学。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学内容是组成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回望封龙山的几所书院，都以聘请名师为书院要务。因为名师自有其价值和魅力所在，书院有名师主讲，必然会吸引大量的生源，也能大大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并且能够吸引当地官员、乡绅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均有益于书院自身的发展。在讲学方面名师的吸引力更是巨大，学生如沐春风，仰视大师的深邃思想，聆听大师的谆谆教诲。名师总能将后学引入学问的胜境，学生学习和钻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极易被激发出来。

（二）供祀

供祀并不是书院所独有的活动，但书院的供祀活动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的供祀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学校祭祀活动的，中国古代庞大的祭祀体系与独特的祭祀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书院的祭祀受政治思想的影响，通过书院祭祀活动对士子进行道德教育，同时，书院本身通过祭祀活动发展繁衍本学派思想文化。

封龙书院受儒学、道教、佛教禅林制度影响，又直接地导源于唐末宋初文人士子“读书山林”的风尚及活动，历代学术思想活动绵延不绝。封龙书院中“有孔颜曾三石像，盖即诸儒所建，朝夕敬事者。后书庐圮。”[4]从供祀对象不同，供祀本身所要传达的意义和实质精神也就不同了。当时，书院的供祀对象是儒家的先圣先贤，从中可以挖掘封龙书院当时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导向。除了供祀孔子外，封龙书院还有自己的特色。这犹如封龙书院的教学、研究活动不限于儒学经典及理学讲义，还包括其它宗派，乃至科技研究一样。汉唐以来又修建了多处寺院，开凿了大小石窟，仅在封龙山北麓，今石家庄鹿泉市境内的遗迹就有十几处。如始建于隋朝的白草寺，原名白鹤寺。传说是隋炀帝之女南阳公主出家之处，宋、元、明、清都曾重建。唐代铸有寺钟，20世纪五十年代大铁钟被砸毁，只剩挂钟的隋槐古树。后来又因修建电视发射台，寺庙被拆毁改为宿舍，80年代又重修大殿等建筑，但已非旧貌。白草寺内还有祭祀灵明王邳彤的灵官庙。邳彤为汉代大将，曾封为灵寿公，相传能医病疗疾，宋王封为灵明王，列为道教仙班。白草寺下面的万先庙，是祭祀道家诸神的场所，约创于宋元时期。白草寺往东下行不远处，有一自然石洞，洞内塑老君座像，石洞内常年滴水，叮咚作响。由于石洞结构特殊，如果有人在洞内喊一声“老君好”，洞内就会长久回荡：“好、好……”的回声，颇具神韵。

封龙山北麓山脚下龙口处，有一座大公庙，始建于唐代，是当地纪念隋代壮士张大宏的庙祠，现存为清代建筑的石拱殿堂三间，并有石碑三通。此外还有始建于宋代的玉皇庙和始建于魏晋的封龙山禅祠，遗址都已无存，惟有建于北坡歇马店旁边的药王庙保存尚好，是祭祀药王孙思邈和十大名医的庙堂。

封龙山所遗留的汉碑内容也有封龙山祭祀活动的颂文。从李鸿章、黄彭年编纂（光绪）《畿辅通志》卷19中记载元氏县境内六座名山“东汉光和中俱锡以封号，载在祀典”可知，封龙山地方曾是汉代重要几所祀所集中的祠祀中心之一。《封龙山颂》碑文云：

惟封龙山者，北岳之英援，三条之别神，分体异处，在于邦内。硌吐名，与天同耀。能云星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遭亡新之际，去其典祀。延熹七年，岁贞执涂，月纪豕韦，常山相汝南富波蔡、长史甘陵广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陈德润加于百姓，宜蒙璧七牲法食。圣朝克明，靡神不举。戊寅，诏书应时听许，允敕大官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观阙。黍稷既馨，牺牲博硕，神歆感射，三灵合化，品物流形，农嘉谷，粟至三钱，天应玉烛。于是纪功刊勒，以令问。其辞曰：天作高山，惟封龙。平地特起，灵亮上通。嵯峨峻，高丽无双。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赞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绥四方。国富年丰，穑民用章。刻石纪铭，令德不忘。

出于元氏县的《白石神君碑》说到北岳的文字，其碑额为“白石神君碑”，碑文云：

盖闻经国序民，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有二义，或祈或报。报以彰德，祈以弭害。古先哲王，类帝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建立兆域，修设坛屏。所以昭孝息民，缉宁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参三条之壹，兼将军之号，秉斧钺之威，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证。犹自挹损，不求礼秩序。县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龙、灵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盖高等，始为无极山诣太常求法食。相县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尚书，求依无极为比，即见听许。于是开旧兆，改立殿堂，营宇既定，礼秩有常。县出经用，备其牺牲。奉其璧，其粢盛。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幅孔殷。故天无伏阴，地无蠡阳，水无沉气，火无灾。时无逆数，物无害生。用能光远宣朗，显融昭明。年谷岁熟，百姓丰盈。粟升五钱，国界安宁。尔乃陟景山，登峥，采玄石，勒功名。其辞曰：岩岩白石，峻极太清。皓皓素质，因体为名。惟山降神，髦士挺生。济济俊，朝野充盈。灾害不起，五谷熟成。乃依无极，圣朝见听。遂兴灵宫，于山之阳。营宇之制，是度是量。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匪奢匪俭，率由旧章。华殿清闲，肃雍显相，玄图灵像，穆穆皇皇。四时礼祀，不衍不忘。择其令辰，进其馨香。牺牲玉帛，黍稷稻粮。神降嘉祉，万寿无疆，子子孙孙，永永蕃胜。[8]

《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透露出当时社会神秘主义信仰在山川崇拜方面的重要信息。碑文所见封龙山“北岳之英援”说及白石神君“气通北岳”说，都体现出元氏地方封龙山、白石神君祀所和秦汉北岳泰山之祀之间的特殊关系。

从封龙书院供祀的庙宇、石像及碑刻等资料，充分认识到封龙书院供祀的强大教育功能。封龙书院所供祀的或是学派的先儒先师，或是对书院有重要贡献的人士，或是本乡本土的圣贤名士，这种榜样教育的激励功能，从感情上培养了对先圣先贤先儒们德业的崇敬与敬仰，为书院师生提供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人生的道德水准和价值标准，陶冶身心，使心灵得到洗涤与净化。虽不教给学生具体的知识，却在潜移墨化中教育书院师生明确和坚定学习的目标、端正学习的态度；教会师生们做人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学问要勤奋刻苦；做事情要持之以恒。另外，选择最适合自己书院的圣哲士绅加以供祀，以励师生，同时也兼顾地方民众，培养乡土情怀，用供祀来联络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的感情，一举两得，把作为教育机构书院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藏书

书院之所以以“书”命名，首先在于它具有收藏书籍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读书、著书、教书、刻书等一系列与“书”有关的功能，戴钧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更有如此说法：“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9]据有关史料记载封龙山的西书院为“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宋代曾得到“九经”，张著任山长时，复加修葺。[2]“九经”是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毂梁传》）和《易》、《尚书》、《诗经》。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中央学校学习的主要课程，亦是唐代科举制度《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10]其它有关封龙山书院的藏书、著书、刻书情况，或许由于所见文献资料有限，记载可查信息极其匮乏，在此只能搁置待考。

三、封龙山书院的主要教育人物及教育家

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其历史时期的教育名家及其相关代表人物的讲学授徒及治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正是借助于名山书院机构的平台，促进了区域思想文化学派的形成及优秀人才的培养。

（一）封龙山书院初创时的教育人物

东汉时期，公元41年，即东汉建武十七年，著名学者伏恭任常山（今正定）太守，敦修学校，并亲临讲授经学。其学派流传山东、河北，称为“伏氏学”，极大地促进了常山郡教育的发展。

伏恭（前6-公元84年），东汉经师、学官。字叔齐，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少时过继于其叔伏黯为子，得“齐诗学”之传，遂收徒教授，因黯之章句繁多，乃省减浮辞，裁定为二十万言。以父任为郎，建武四年（28）任剧县令，视事十三年，以惠内政廉洁闻名。青州举为优异，试经名列第一，拜博士，升任常山太守。兴修学校，教授不断，因而“伏氏学”流行于北方州郡。永平二年（59）为太仆。四年，明帝临辟雍，行礼中拜为司空，儒者以为荣。建初二年（77），章帝行乡礼，尊为三老。[11]封龙山是郡内名山，文人荟萃，文化发达，兴学之风盛行。

据《续文献通考》及《大清一统志》记载，封龙山为汉代李躬授业场所，唐代郭震，宋代李、张瑞叟皆讲学、授徒于此。

郭震，即郭元振，魏州贵乡人，长七尺，美须髯，有大志，尝游学于封龙山。狮子峰有石兀然高耸，一日，闻霹雳声，其石中裂出五色之气，元振观之，得宝剑于石罅中，遂作《宝剑篇》16首。

李（925-996年），字明远，深州饶阳人（今河北饶阳县人），五代至宋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李是崇尚白体的诗人，常用随意闲谈的笔法，写出绝无焦灼苦闷的心境。后汉乾佑进士，累官中书侍郎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谥文正。改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显德中，擢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加使馆修撰、判馆事。迁屯田郎中、翰林学士。宋初，加书舍人。参预薛居正修《五代史》。太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受诏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同修《太祖实录》。迁工部尚书兼承旨，改文明殿学士、参政政事。末几，拜平章事，兼修国史。[12]他主持编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几部宏篇巨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典籍。

《太平御览》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等奉撰，初名《太平总类》，书成后经太宗阅览，诏令改今名《太平御览》，亦简称《御览》。[13]360-361《太平广记》是宋太宗命李等人编纂。始编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次年即竣，故名。专收汉至宋初野史小说。按题材分为神仙、道术等92大类。又分150余细目，古来轶闻琐事、僻籍遗文搜罗甚众。书中故事多次被宋元话本、杂剧、诸宫调及明清小说戏曲采用，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颇大。[14]140-141 《文苑英华》，诗文总集，宋李、扈蒙、徐铉、宋白等编。从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始编，至雍熙三年（986）成书。后经四次修订，刊刻出版。与宋初官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合称“宋四大类书”。内容上续《文选》，辑集南朝梁至唐末五代作家二千二百余人，作品近两万篇，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书。[13]

通过学者们著书立说情况，可以从侧面知晓当时封龙书院的教育教学水平发展，为当时的学术的丰富发展提供了一定思想基础。

（二）封龙山书院发展时期的教育家

元代封龙山书院发展达到辉煌的顶峰，尤以封龙书院最具声势，而这与李冶为代表集教学、研究及学术传承融为一体的教育流派密不可分。

李冶（1192-1279年），字仁卿，号敬斋，金元之际河北西路真定（今河北栾城县）人，著名数学家。金大正七年（1230年）以词赋登进士第，授均州（今属河南禹县）知事。开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攻陷州，乃微服渡河，流落忻、山享间（今山西忻县、原平一带），由词赋转向算理研究。元世祖忽必烈闻其贤，召至潜邸，问治天下之法，答以“立法度，正纲纪”。晚年居元氏封龙山，时年在蒙古宪宗元年 (1251年)，李冶从此结束了流亡生活。“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15]3760，他潜心治学，主讲书院，诲人不倦。为接纳更多学子求学，在乡民及真定路都元帅使史天泽、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李冶好友、时隐居获鹿县)等人支持下，修整李讲堂，重振封龙书院。

李冶晚年家居元氏，是有历史渊源的。他幼年曾在元氏县县学读书，在李修生主持编纂《全元文》所收入《真定府元氏县重修庙学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泰和中，胡沙虎知大兴府事，蔑弃王法，虐杀不辜。我先人东平府君，列职推幕，不忍庶戮之横，日争曲直。虎积阚怒，欲陷先人死地”，“先人亦虑苕折卵破，尽遣幼弱还里闾。当时冶垂髫儿，因挟书从师元氏县学中，常顾觇其礼殿巍如，两庑翔如，论堂邃如，斋房缜如，门楣闳如，垣墉环如，园圃缛如，丰碑矗如，高树蓊如然，目击其盛美，而童心懵其所以为美也。”元氏县学在李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冶回到元氏，教授学子，为何要选择封龙山？这与他嗜好山水，恬淡自然的性情不无关系。据苏天爵所著《元朝名臣事略》卷13记载：“先生（李冶）平生爱山嗜书，余无所好”。封龙山自古就是河北之名山,无论是在此兴建的官办书院还是私立书院，学术空气都较浓厚，可以自由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太多的拘束。在书院讲学，也是减少心理负担的一种选择，因而从事的人很多，那些淡泊名利，讲求修身之法的儒家学者都愿到书院讲学，把书院作为一个与元朝统治政权保持一定距离的庇护所。李冶自然是属于这种情况。以上所引著作也记载了李冶买田封龙山下，聚徒讲学，并重建了封龙山书院的经过：“先生平生爱山嗜书，余无所好。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以供粥，学者稍稍从之。岁久，从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乡人相与言曰：‘封龙山中有李相读书故基，兵革以来，荆棘湮废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时憩杖，而栖生徒，岂不为吾乡之盛事？’以告先生，先生欣然从之，则相与聚材鸠工，日增月积，讲堂斋舍以次成就。旧有大成殿倾欹，又重新之。”书院重建于何时，从《事略》记载中可作一大致推测：“未几，朝廷闻先生贤，安车聘之。既至，奏对称旨，欲封以要职，先生谢曰：‘老病非所堪也。’恳求还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16]这是忽必烈第二次召见李冶是的情景，这一年是公元1261年，此时刚刚重修了书院不久。

相对于唐宋而言，元代科举实行的时间短、规模小、录取人数少，且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色彩，并且不是元代选官取士的主要途径。元代选官的主要标准是门荫特权和血统，元代统治者对科举取士的相对轻视使科举的发展极不稳定。出现时兴时废的现象，再加上科举录取名额太少、及第授官品次较低，元代科举对应考者没有明确的学历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学校与科举关系相对疏远，但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依然相当强大。元代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及各种私学都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甚至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元代的各级儒学、书院、庙学甚至私学，教学内容就以四书等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的注释为主。

考诸封龙书院重修时间恰在元初。由于元代初年社会大变动刚刚结束，科举制度还没有恢复，生徒在书院中的学业不可能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而是为了道德的圆满、学业的完成。当时担当实际教职的教师又多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儒者学士，因而元初书院的教学，很自然地充满了对“圣贤一脉”传承的关怀，对中原文化的钟情和保护。封龙书院在元朝北方是重建较早的地方书院，受元代初期南方书院教学内容的影响，其讲授内容自然也离不开对程朱理学的学术思想的承袭与传播。李冶在封龙书院主要向学生传授赵复（元代大儒）、许衡（赵复传人）之学，并旁及天文、数学。在李冶的影响下，许衡、赵复的理学思想，在真定地区兴盛起来。李冶凭借封龙书院这一平台，培养了许多很有作为的知名人物。元代学者袁桷在《清容居士集》所收入的《封龙山书院重修记》中载：“世祖皇帝以盛德深仁正位篡图，二年，始立翰林院，真定李文正公首以硕德耆寿，俊召为翰林学士，未几，告老，以归隐于封龙山，封龙山在恒山之阳，公幼侍东平府君受业焉地。旧有书院，兵革蹂躏，公拮据尽力以成之，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兹山。天子察悯其志，俾食致政之禄以终老。于是公作新斯文，远近之士咸秀出。暨公下世，逾二十年，其从公而显者，曰史忠武公诸子：曰杠、曰（阙）、曰杞、曰辉，廉访使荆幼纪，集贤学士焦养直，廉访佥事张翼，宣抚崔某，其余赞成均授乡里，名不能悉数。而真定之学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尝不肃容以增远想也，……文正公恬进取，率躬以化其乡。耄至辞禄，德之本也；导掖其秀民，仁之之也。其徒卒昌于时，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著名的元杂剧家李文蔚、名士王仲常等人都曾随学于封龙书院山中，而他们都是河北真定府名士。史天泽的儿子史杠、史杞，官至廉访使的荆幼纪，集贤学士焦养直，廉访金事张翼，翰林修撰承直郎王德渊，宣抚崔莱等名人都曾就学于此。封龙书院遂“学徒益众”，常常“聚徒数千人，朝暮讲诵不辍”，“四方负笈来学者，如坐春风”。正因为如此，至今封龙山有一景，名“书院春风”。

在封龙书院，李冶教学相长，学术传授与专业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他进一步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天元术（用代数方法列方程），并有所发展创新，对他在山西撰著的《测圆海镜》一书进行补充、修订，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并加以弘扬普及；又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著成《益古衍段》一书，讲授不辍。在天元术、几何学（关于直角三角形和内接圆所造成的各线段间关系）上有所卓越成就，著有《敬斋集》。李冶所创立的天元术代数，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独创的半符号代数的重大发展，而且比欧洲代数的产生至少早300年左右，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具有尖端地位。他的两部天元术著作，奠定了他在十三世纪世界数学史和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封龙书院也因李冶在此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并加以推广，成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教育史上的一处圣地。从中可知，封龙书院的教学活动与教育目标的设计明显带有经济及民生所需的实学教育因素，由此也不难理解元代科技教育及实用技术人才培养的力度水平一定程度上超越南宋教育的事实。

李冶主持封龙书院期间，元好问、张德辉等著名学者经常到此讲学，史称“龙山三老”。既然“龙山三老”对封龙书院的办学活动有如此重大影响，那么，这里尚须对李冶之外的两位加以叙述：

张德辉（1195-1274）元太原交城（今属山西）人，字耀卿，号颐斋。金末为御史台掾。金亡，真定史天泽聘为经历官，后升参议。定宗二年（1247），忽必烈（世祖）召见，进讲儒术，推荐儒士。宪宗二年（1252），又与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求蠲免儒户兵赋。忽必烈即帝位，为河东宣抚使，迁东平路宣慰使。至元三年（1266）参议中书省事。[17]

元好问（1190-1257），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学者和教育家。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字裕之，晚号遗山，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人。幼年在父亲元德明的指导下熟读诗文，有“神童”之誉。年十四师事郝天挺，肆意经传，贯串百家，深受礼部尚书赵秉文的赏识，人称“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中进士，相继任翰林院知制诰、尚书省掾，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后，隐居不仕。元宪宗二年（1252年）与张雄飞北上见忽必烈，请其保护儒生。此后，致力于金朝典籍的搜集、整理和写作上，“凡金源君臣遗言住行，秉摭旧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经过20年艰辛努力，撰成《中州集》。又为元人修《金史》，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金朝历史资料。同时还从事一些教育工作，一生培养了众多生徒。元好问以文名世，时人比之为汉代司马迁，唐代李白、杜甫、韩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可谓诗文俱佳，蔚为一代宗师。[18]

元好问一生著述，留下大量诗作。清代学者施国祁笺注的《元遗山诗集》录其诗1408首之多。元好问早年成名之作《箕山》，《八月并州雁》描述离乱中的瓢徒之感。元好问的“纪乱诗”最有名，《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之三、又其名作《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19]

在教育问题上，元好问根据孔子“有教无类”和“庶、富、教”的思想，提倡培养人才，化民成俗。统治者若要巩固社会秩序，必须“修庠序之教”，风俗是“国家之元气”，认为学校教育是“王政之大本”，“教所以教新民”。只要教育得当，任用合理，不同层次或规格的人才都可发挥作用。他极力主张重教兴学，在《赵州学记》和《忻州修学疏》中，广为宣传“化民成俗”、培养人才的思想。他曾批评科举制浅薄死板，主张广交博学，[20]98知识面要宽，不能只限于儒家经典，而应涉及衣冠礼乐、农事蚕桑等知识。

继李冶之后，元至大年间（1308-1312年）学者安熙主持封龙书院。安熙，河北藁城人，元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推崇程朱之学，“尊信力行，故其教人，必尊朱氏”。他的教育主张“追忆旧闻，卒究前业。洒扫应对，谨行慎言。余力学文，穷理尽性。循循有序，发轫圣途。以存诸心，以行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乡。”安熙本人“不屑仕进，家居垂教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其教人以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弟子去来，常至百人”。[6]著名文学家苏天爵就是安熙的门生。

由于李冶、安熙等教育家的不懈努力，封龙书院在元代一度成为当时河北的文化教育中心，盛极一时。

综上所述，封龙山的书院教育作为河北古代书院教育的聚集地，历经了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演变，在各个朝代的递嬗中也表现出的潮涨潮落的不同态势，但坚强地存在下来，其中的历史传承之坚韧卓绝，不禁令人深思。封龙山书院教育其本身就是封龙山地方文化的象征，书院教育传播了社会文明、道德伦理及科学文化，培养社会政治精英及专业技术人才，孕育、涵养并促进与学术流派的兴起，不仅在河北，而且在全国发生影响，并产生重大历史作用。封龙山书院的办学反映了古代河北书院教育的发展状况，从某种角度来说，弥补了地方官学教育的不足，提升学者私人讲学的教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为更多的河北士子提供了学习与学术文化交流的机会，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区域思想学术的蓬勃发展以及地方社会经济的开发。从封龙书院的教育讲学活动、封龙山的文化背景以及曾在封龙山讲学的学者中，可以体会封龙山书院教育所营造的深厚学术文化氛围，书院讲学活动及教学内容与时代学术思想流变之间相互关联及彼此对应性，由此凸显了书院教育因其适应古代社会发展需要而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及不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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