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摘 要]从支出法考察，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需求所驱动，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这种失衡的结构不利于国内需求的稳定扩大，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良性循环。因此，必须调整投资、进出口与消费关系，通过各种措施扩大消费，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消费；投资；净出口；扩大消费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10―03

一、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逆转之势

1．长期以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空间有限。一直以来，以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较大，2005年这一比例曾高达48．6％。高投资率确实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部分投资还延续着以物质资源投入推动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模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万元GDP能耗1．43吨标准煤，这一数字是发达国家的3倍～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于世界前列。基于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重视，以及宏观调控或行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政府会对某些行业尤其是高能耗的传统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政策上的调控，以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因此投资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很大，投资的高增长相应也会受到影响。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调整中增速得到控制，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增幅25．7％，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投资的增长趋缓，其经济带动作用也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2．过度依附出口拉动经济亦非明智之举。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很高，2004年这一指标甚至高达67％。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已达到1019亿美元，同比增长69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看到在出口创汇的背后，是以大量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为支撑的、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低价让渡。如果把本国的经济增长与他国的消费需求捆绑在一起，无疑是将经济增长的主动权人为地添加了一个与他国消费相关的约束条件，难免有作茧自缚之嫌。而且出口易受其他国家经济状况、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对国内经济产生连带影响；从国际经验看，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往往更为稳定。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这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进入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增势趋缓，2月出口同比增长25．5％；进口增速回升，同比增长达27．4％，在近一年来首次超过出口。此消彼长，2月份实现贸易顺差仅为24．5亿美元，比1月大幅减少71．1亿美元。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驱动还有多大空间，这很值得商榷。

3．扩大消费潜力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中，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长期来说，消费需求才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大作为承接，就会变为无效增长，甚至造成浪费。在中国，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恰是最薄弱的环节。居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相对应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一直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十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值低于世界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巨大的差距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从消费的内核部分――居民消费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消费的质量和水平会有更高要求，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在温饱阶段，居民消费的对象大多是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增加的比例会落后于收入增加；而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消费的对象将逐渐扩充，包括需求弹性高的奢侈品，这样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消费会以较收入更快的速度增长。同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远大于资本形成、净出口所占的比重。这说明相同的增速下，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消费完全有能力成为拉动经济的真正和持久动力。

二、中国最终消费构成现状及对扩大消费的影响

虽然，居民、企业、政府都是消费主体之一，但从各自消费比例来看，居民消费占绝大部分。长期以来，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率一直在80％左右，其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也最大，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会对整个消费增长起到很大作用。事实上，近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比较慢，落后于名义GDP的增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居民出于传统的预防需求的考虑而在手中保留大量货币资金，以应付子女教育、婚嫁、个人老年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需要，相对应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一直以较大幅度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不高和中国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处于温饱阶段的居民的消费对象一般来说收入需求弹性较小。2002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实际上是递增的，这与中国基本进入小康社会的现状相吻合。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都是可预期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也将会越来越大。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的比重仅为20％左右，这远低于国际上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少，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基础建设投资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因此，要真正实现消费的扩大不能单纯委任于居民，政府和企业也应该责无旁贷的提供配合，稳定民心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使得他们更加“敢”于消费，以带动居民消费部分的增长。

三、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

农民作为居民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有潜力为扩大消费做出贡献。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占整个中国消费总量的比重相对农村人口的比重非常小，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城乡之间消费相距较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与城镇居民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现一个剪刀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逐渐超越农村，且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以农补工，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民收入较低，可用于消费的基础小，导致占人口总数60％的农村居民在最终消费中占比仅40％的情况出现。

农村人口基数大和低位的消费现状，表明农村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前提是农民收入必须得到切实提高。不论从这个角度考虑，还是从减少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优惠力度，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方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增加其可支配的非农收入，并通过他们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传统的“温饱型”农村消费方式。只有这样双管齐下，对扩大农民的消费才可能真正起到作用。

四、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配合，寻求开发差异化的消费热点

应该看到，扩大消费并以此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单靠某一种方法或途径根本无法解决。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各种配套财政税收措施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应纠正长期以来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完善中国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缓解当前公共品供应不足的突出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以降低预防性货币持有，促进居民消费。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对全社会投资增长进行宏观控制的同时，要注意投资结构的调整。在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的前提下，由原来重工业投资占主导的投资模式转向对最终消费品的投资。因为这部分投资有实际的最终消费作支持，相对而言比较持久。其次，在税收政策上，从所得税人手调节收入差距，切实增加农民及城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从增值税和消费税人手，配合消费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另外，还应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措施降低政府、企业及居民的储蓄倾向。具体到微观层次，应通过寻求差异化的消费热点来扩大消费。中国现在收入结构的贫富差距已较大，基尼系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不同的收入阶层，其消费构成会存在较大差异。以城镇居民为例(图2)，最低收入户的食品支出接近50％，而最高收入户不到30％，而交通通信支出的比例，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2倍多。因此，扩大消费应根据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倾向，提供和寻求不同的消费热点，并将这些热点与消费结构的升级相配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机遇，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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