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海地见闻

2010年美国东部时间1月12日傍晚，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里氏七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我第一时间去海地驻纽约总领馆办好签证，当时领馆的工作人员还处于极度悲伤之中，不少人在抽泣。

当签证官问及为何要去海地，我说作为记者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往灾难现场，何况中国人民在一年半前经历了重大地震灾难后，对海地人民今天的遭遇特别能感同身受。

想不到我们前往海地的真正拦路虎是飞机。由于太子港受损的机场连接纳国际救援飞机的起降都成问题，所有飞往太子港的民航飞机近期都被取消。在苦苦等待后，我和同事霍永哲被迫设法从多米尼加陆路前往太子港。

前往海地的路

美国费城飞往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戈的航班上坐满了人，一打听，大部分和我们一样，想从那里通过陆路进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海地。

于是机舱成了志同道合者交流的场所。那个穿着一身迷彩服的迈克尔(Michael Hickey)看来是最有经验的，他不仅去过海地，也去过世界其他一些重大灾难现场，现为联合国下属机构的一名医疗官。他在向人们讲授基本的生存知识，特别是炎热天气下如何避免脱水。

静静地听着迈克尔叙述的人中有一个姑娘叫斯黛芬(Stefanie)。她是来自大西洋城的一名律师，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所带的几箱药品和医疗器具捐赠给太子港的医院。

飞机快到达前我们才和浓眉大眼的埃米尔(Emile Castonguay)聊上。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一名演员，女朋友是海地人，此行的目的是去接失去家园的未来的岳父岳母和小姨

中国救援队医疗队在救治伤员子一同去加拿大。由于同属法语地区，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海地人是当地最大的黑人群体，有十多万。

虽然地震使得交通成了大问题，但穿梭于圣多明戈和太子港的加勒比旅游班车(Caribe Tours)照旧每天运行。于是我们和埃米尔到长途汽车站搭车前往。

由于狭窄的道路上穿梭着救护车和其他救援车辆，原本6个小时的路，结果用了9个半小时。在海地边境到处可以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那里尘土飞扬，破烂的摊子仍在售卖生活必需品，场面混乱，每个人的脸上好像都写着绝望两字。

到达太子港车站已是晚上。路上灯光微弱，只见很多男女在夜色中疾步穿行，不知赶往何处。一个仍在营业的超市门口，两个拿着来福枪的保镖警惕地守卫着，每进出一个人开关一下门。

车站里是黑压压的人群，原先报道的抢掠事件让我们担心起我们显眼的大背包。里面各自放着十多瓶水、可以生存一周的干粮、还有药品、帐篷和睡袋及贵重的卫星通讯工具。

好在埃米尔未来的岳父已在车站等候我们。我们原先准备住到公园避难所，结果被带到处在富人区(Petionville)的一个家庭旅店。我们在室外院子里度过了第一晚。很多医生无疆界组织(Medicins SansFrontierers)的志愿者也以此为据点，凌晨都有车辆在接送人员和医疗物资。

饭店的老板娘达芙妮(DaphneLemoine)虽在地震中失去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但此时的她却忙得不可开交，热情地招待志愿者们。

人间炼狱

海地的蓝天和阳光让人联想到所有加勒比岛国的休闲和浪漫，但此时的海地却已成人间地狱。

与我们的住处几条路之隔，太子港唯一的中餐馆吴家园对面的公园现在已变成一个难民营，数千名难民以此为家。与四川灾区不一样，在这里，头顶拉一块大塑料布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帐篷。公园边到处流淌着污水，很多人拿着水桶在唯一的一个龙头前排队等水。儿童无疑是灾难的最大受害者，难民营中很多六七岁的孩童在照顾更年幼的弟弟妹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去了很多类似的难民营，在太子港，这些难民营一共收留了几十万无家可归的人。虽然救济的食物在逐步分发到人们手中，但很多人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食物和水还是大量缺乏。其中水的缺乏更令人担心。在中午，太阳直射下的太子港可以达到摄氏40度，水是一刻也不能少。可以说，此时此刻，太子港的硬通货就是水。我亲眼目睹路边三个小孩为了一瓶矿泉水而争吵打架。路上到处可以看到人们提着临时的水桶排着长队等水的场景。

太子港市中心是地震的重灾区，90％的房屋倒塌。除很多已被挖出来的尸体被埋入集体坟墓外，还有更多尸体仍在废墟下，湿热的天气使得尸臭味弥漫整个市区，就是戴着口罩也难以抵挡那令人作呕的味道。

总统府和政府各部大楼可以说是太子港最好的房子了，但此时早已纷纷倒下。总统府前的草坪也已为美军救援直升机起降所用，吸引了大量海地人驻足观看。

虽然海地是民选的总统和政府，但政府的无能和无所作为处处可见，这次地震更使问题暴露无遗。在机场的大量救援物资无法迅速有效地发放下去。人们到处抱怨政府没有在领导救灾运动。这和中国四川地震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措施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和女儿曾经在四川灾区做过志愿者，对灾区重建的高效率印象深刻，而海地此时最令人担心的却是在一两个月后，在记者和救援人员撤退之后。谁会继续关注海地，帮助海地重建?

当然在海地，各国志愿者仍是最令人感动的，他们的身影到处可见。伦德纳(Ludner confident)是来自佛罗里达的一个麻醉医生，一个月前在家把腿摔坏了，但这次他仍坚持来做志愿者，拄着支架步履艰难地在机场内的敞篷医院中工作。而60岁的伦德纳只是千千万万志愿者中的一员。在临时医院边的―个大怅篷中住着一百多个医护人员，日夜不停地抢救着伤员和病人。

中国派出的第一批救援队中有二十几名医务人员，平时出去工作大多是到其他国家设立的医院提供协助，他们一共救治了两千多人。但相比较而言，中国救援的规模还相对较小。美国政府和民间慈善医疗机构在此次海地救援中可谓绝对主角，仅仅美国联邦紧急救援署(FEMA)就派遣了近六百人。

大量的美国士兵在维护街头治安。我们在太子港见到的82空降师前不久还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执勤。美国各民间慈善机构设立的医院更是到处可见。整个太子港机场的调度也都由美国军方在操作，飞机起降效率大为提高。

如果说外国志愿者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台胞吴怡庆大姐为三十多名来自中国福建和广东的侨民提供的庇护帮助同样感人。

吴大姐是太子港吴家园饭店的经理。由于地基坚固，吴家园在此次地震中并没有受太大影响。而吴大姐也没有随台湾人员经多米尼加撤退，她先是留下来照顾自己的几名大陆员工，继而应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帮助收留在那里的中国侨民。

她买来高价水给在外流浪多日的侨民洗了澡，让大家一起包饺子，关心爱护无微不至，真正体现了同胞情深和大灾有大爱的精神。

由于总社要求我们采访中国救援队和中国维和警察，我们多方打听后，坐着碰巧是中国产的吉利摩的前往在索纳比(sonapi)工业园区的中国维和警察营地。想不到那里已聚集着中国其他5个媒体的记者。按照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此次的规定，任何中国记者前来海地采访，都必须搬进营地居住。出行时须严格申请，穿上防弹背心，戴上钢盔，由维和警察护送前往采访目的地。

虽然此后的采访并不能如前些日子随心所欲，但却也没有原先在外面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而且和中国救援人员和维和警察一起生活，也使我们采写到一些更为深入的题目。

情系海地

当我们随着东航的包机和中国救援队及侨民一起从太子港返回祖国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辛苦采访了一个多星期的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回家了，终于不用睡在水泥地上了。另一方面，这一周所亲眼目睹的海地人民的痛苦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挥之不去。

我真心希望海地人民能像四川人民那样投入灾后重建，希望联合国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带头协调海地的重建。只有这样，这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才有重生的希望。

尽管电视里报道了海地的一些暴乱，但我所见到的海地人民是友好善良的。在银行ATM自动取款机恢复那天，人们在有秩序地排队。灾后的人们还是尽量干干净净的外出，保持着自身的尊严。

作为记者，我们也从此次采访中学到了很多。包括如何更好地准备今后的灾难采访、更好地做计划、更好地多方协调、利用资源，对做好今后的灾难报道更加充满信心。

当然我们希望灾难再也不要降临人们。海地人民应该享有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