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督教博爱思想的渊源

摘要: 爱的思想是许多宗教都曾经探讨过的话题,但是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却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其他宗教,博爱思想不仅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灵魂与核心,而且它在整个基督教文化,以至于西方传统文化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一伟大思想的形成原因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基督教文化及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Abstract: Thought of love is a topic that many religions have discussed, but the fraternity thought in Christian is beyond other religions. Fraternity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soul and the core of Christianity ethics thoughts, but also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hristian culture even wester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at thought and its profou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hristian culture.

关键词: 基督教;博爱;渊源

Key words: Christian;fraternity;origin

中图分类号:B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8-0246-02

0引言

博爱思想是基督教学说的灵魂,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也被称为爱的宗教,甚至于基督教的文化也被称为爱的文化。基督教神学与哲学也是围绕爱的观念建立起来的。爱成为把基督教区分于别的宗教的重要标志,虽然许多宗教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宣扬爱的思想,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关于爱的思想可以与基督教相比,因此,约翰・麦奎利在其《人性研究》中指出:“基督教学者对于爱的探索与解释所达到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或世俗哲学”。这些足以说明爱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性及其重大意义。

1博爱的基本涵义

从旧约到新约:爱的解释的转变。基督教并不是从产生就开始对爱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超1越的高度,这种爱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与基督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发展演变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由于基督教处于被压迫,基督徒处于被排挤、被迫害、被歧视的状况中,所以从伦理角度看,其思想仍有明显的“复仇”痕迹。这在《旧约启示录》中可以感受到,虽然憎恨和复仇在《肋未记》19:17被禁止,但爱敌人的观念被公义与惩罚的观念所牵制。正如“同等报复律”(lex talionis,law of retaliation)所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连圣咏也展示了一种复仇的心态,而为敌人的悔改与L依的祈祷也是寥寥无几。[1]这一点被看作是旧约伦理的局限所在。我们认为,这种博爱的局限性和狭隘的集体意识是以色列极强集体意识的负面影响的结果。博爱不能延及外邦人,也就不会达至国家的夙敌。博爱在旧约中的局限性是因为“旧约”中的上帝基本上是犹太民族的上帝,而“新约”的上帝是全体人民的上帝。这就涉及到新约与旧约的不同。旧约中上帝的保佑和惩罚与以色列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民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爱护他们,为他们制定法律,要求他们对他绝对忠实与崇敬。而新约中的民族概念淡泊了,它的拯救不是局限于某个民族,而是面向全体人,面向整个人类。每一个人,不论他属于什么民族、不论他居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信仰上帝和广施善行,就会得到上帝的保佑。[2]

因此,新约中讲的爱才是普遍的爱,包括爱自己的敌人。就像阳光照耀一切人,照耀你的朋友也照耀你的敌人。我们在此分析的博爱思想,正是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伦理思想,因为这是基督教的正宗教义。这一爱的思想也代表了基督教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2博爱思想的历史渊源

2.1 道德根源罗素曾把古希腊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由城邦时期,马其顿统治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并认为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自由与混乱,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混乱,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秩序。这里的自由、混乱与秩序的特点,更多地是就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因为希腊人屈服于马其顿人之后,并没有获得和平与秩序,而是内战不断;然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屈服于奥古斯都之后,罗马竟然获得了一时的政治上的稳定与秩序,而这正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曾经追求的。

如果就社会伦理道德而言,这种概括并不那么准确。因为在罗马帝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它的道德并不是井然有序,而是极其混乱的,乃至接近崩溃的边缘。希腊人以前信奉和遵守的许多道德纲目,在这个时期已经被人们遗忘。从首都到其它城市,到处都是享乐、浮华、奢侈、残忍的景象。过去明智、勇敢、正义、节制等德性规范都失去了它们赖以成长和发扬光大的土壤。奴颜婢膝和拍马术、背信弃义和代替了勇敢与正义,成为获得财富、权力和名望的手段。这个城市的居民可分成两半:榨取外省的统治家族和作为食客寄生于这些吸血者的群众。城市被比喻为鼠疫期间的一片旷野,除了尸首和正在吞食它们的乌鸦,别的什么也没有。[3]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上大一统的罗马帝国中,道德秩序却极度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人们的浮华与奢侈,人们过着空虚、荒唐、血腥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是社会最底层人的悲惨,他们身处残酷的压迫和巨大的苦难之中而无力反抗。这种社会环境与道德状况给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土壤。

2.2 哲学根源并不是所有人都甘愿在这种社会状况中堕落与消沉,总有那么一批人,愿意替这个时代做严肃的沉思。他们就是被称为时代情感的一面镜子的哲学家。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者,不是沉溺于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人,而是想努力摆脱那种生活却还是不能使自己脱离自己时代的人。[3]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阶级,他们总能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较早的意识到这个社会的不足,他们会用思考(沉思)帮人们寻找价值与意义。正是这些人的有价值的沉思给基督教后来的学说点亮了一盏灯。

基督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顺应时势,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进行了一定的结合。对基督教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派别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学派。

它们从四大方面对基督教思想做出了贡献。第一,智者关于公民的讨论和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于好人的讨论成为基督教定位人的信仰的重要参数。第二,善的理念为基督教的上帝论提供了道德的形而上学蓝本。第三,毕达哥拉斯和新毕达哥拉斯派以及柏拉图的灵魂不灭与轮回思想,为基督教爱的理论和末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拓清了道路。斯多葛学派对基督教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一,禁欲主义观点。斯多葛学派在理性与感性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特征,他们否认把感性快乐作为善或道德的标准。他们这一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们也否认快乐是善的必要条件,并提出“美德在于知识”的口号,把诸如知识、理性看作是德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他们对肉体的快乐与善或道德对立起来。认为快乐只会腐蚀人们的灵魂。斯多葛派的爱比克泰德认为,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肉体毫无价值。奥勒留说,要保持灵魂的高贵,就必须使它纯洁而不为所污。其二,斯多葛派的泛爱主义观,为以后基督教的“忍耐”、“饶恕”、“赦免”、“不用武力”等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泛爱主义思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从空间的意义上把整个世界都纳入爱的范围之中。用奥勒留的话讲,即人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罗马人”,那样的眼光太狭隘了,而应当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或“世界公民”,这才称得上眼光远大、胸怀辽阔。因为天下为一家,所以人类的每一成员都须为全人类、为全人类的每一分子着想,要互亲互爱。“人人彼此都是为了对方而存在”。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它要求爱一切等级、一切阵营的人,甚至包括奴隶和敌人。他们认为,人都是神的儿子,部分有神性,即使奴隶和敌人也不例外,所以这些人虽然地位身份不同,但仍然可以列入爱的范围。塞涅卡说:“奴隶也是人。他们的天性和其他人相同,奴隶的灵魂中,同样具有自豪、荣誉、勇敢和高尚的品质”。[4]所以,他们与自由民具有同等的人格,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而对敌人的爱是因为敌人也是神的儿子,与我们也应该是同处一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当敌人冒犯你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他是由于外因(金钱、快乐、名声)所迫才不得不这样做的,所以不应该恨他,而应该帮他解决这些困难,这样也就消除了他与你之间的矛盾。

显然,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为基督教思想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基督教正是吸收了希腊哲学中的这些思想,才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并易于得到人们的认可。

2.3 基督教自身的优势基督教能在那么多宗教派别中脱颖而出,最终担负起拯救人类灵魂的重任,它靠什么赢得民心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靠得是它的独特的内在价值。

首先,基督徒们身处世俗生活中却靠轻视世俗世界,获得一种超越的骄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坚定。一个人信仰什么很大程度上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什么有极大的关系。基督教所宣传的上帝、来世的天堂恰恰弥补甚至远远超过了众多下层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创伤,所以人们把心灵交给上帝看作一种骄傲,对基督所描述的现世的罪恶也更加认同。在这种共同的心灵认同中,基督教传教者中的团体精神要比别的宗教的团体精神强得多。其次,基督教团体创立者们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其它宗教都更大。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殉道”,许多基督信仰者为了忠于自己的信仰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迫害。虽然其他宗教也都要求牺牲,都有自己的殉道者,但它们没有一个有像基督教那么多的殉道者。从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司提反开始,基督教殉道者从几百直至数千名。就是在各种民族或宗教迫害之下,基督徒的数量却越来越多,据估计,基督教在第一个三百年间增长了40%。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基督徒的人数在五百万到七百万之间,或者至少是帝国六千万人口的10%。包尔生说,任何布道都不会比从一个十字架上宣教能使人产生更深的印象。用德尔图良的话讲就是,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许多人正是在目睹了殉道者的死之后成为基督徒的。[5]最后,基督教信仰在某种意义上也满足了理性。罗马人是一个信仰多神的民族,他们认为每一种信仰都有价值。当时的各种宗教、迷信非常多,基督教作为一个把上帝尊崇为一种精神的理性的神教,要比旧的通俗宗教的那些信者寥寥的神话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比许多东方的荒唐迷信更易被人接受。

任何一种伟大思想的产生都值得我们后来的人思考与回味,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也不例外,它能帮助我们当代人更好的理解西方文化的特质,甚至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当然也有我们自己文化中的优越与不足。现代的人完全可以抛开宗教的局限来理解博爱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再也不会有广泛的宗教压迫、思想禁锢,但是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渴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友爱,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产生以及后来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都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参考文献:

[1]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6.

[2]张庆熊.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2.

[3]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0.

[4]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41.

[5]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