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走进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的办公室，一股浓浓的中国情结扑面而来。书架上，一把仿制西夏时期的权杖十分显赫，体现着主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

说起对中国的情结，杜大伟微笑着告诉记者，他早在30多年前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2年中美建交，古老而文明的中国便走进许许多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当时，刚进大学校门的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门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到中国台湾省居住了一年，继续学习中文。

1986年，杜大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经济学教授时，应邀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教师。提起那段日子，杜大伟至今还非常感慨。他说，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接触到的中国学生都非常有能力。他们非常渴望学习，渴望了解世界，这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后来，他离开了大学，加盟了世界银行，意在努力消除世界贫困。

2004年7月1日，杜大伟调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在中国，他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令他遗憾的是，中国仍有1.6亿多的人口生活非常贫困，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西部和内陆省份的偏远且资源匮乏的地区。那里不仅缺乏可耕种土地和教育事业，还缺乏清洁的饮用水。

因此，杜大伟将工作重点，放在加强世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以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世行应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杜大伟就任世行中国局局长一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情系中国的美国人。

记者：据悉，在过去20年里，世行共向中国提供贷款近380亿美元，支持项目260多个。您对中国情有独钟，您接任后，对开展中国局的工作，有何目标和计划？

杜大伟：世行在中国的项目，对全球来讲是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而且也支持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许多方面。中国正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所以世行在项目和业务上应该支持中国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

比如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中国北方存在着缺水的问题，中国存在能源缺乏问题。因此，我们帮助中国解决用水和能源使用的项目和活动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城市供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另外，我们在中国农村也实施了一些比较成功的项目，提高农村地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一些河流流域保护的项目。随着中国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很多项目都集中在这一领域。

记者：在接任该职位之前，您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现在，在中国工作期间，您将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杜大伟：在各个国家所有的世行业务中，要把资金和支持结合起来。在中国与世行早期的合作中，世行的资金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一定的资金，所以，世行的资金对中国并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资金的援助，来实施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使中国从中受益。

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世界银行即将批准的一个能源项目，主要侧重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其中包括内蒙古的风力发电的开发，另外就是在浙江的一些城市，尝试利用废弃物发电。所以，我认为这种研究类型的项目，可以帮助中国尝试一些新的能源技术，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在中国更大范围内推广。

另外，我们现在还将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做很多工作。我们在农村扶贫的项目，一般包括五六个不同的内容。在项目中非常认真地设计了项目的监测评价体系，帮助中国了解哪些项目是可行的，哪些项目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我们给中国提供的资金，数目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尝试一些创新的做法，然后让那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在中国更广的范围内推广。

记者：您说利用世行的资金，对中国农村的扶贫项目有五六个。这些内容，都包括些什么呢？

杜大伟：这些项目包括一些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修路，打井等，劳务输出。还包括对农村校舍的修建。另外，还有小额信贷项目的内容，可以帮助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扩展他们的一些活动。

记者：您说过，您将工作的重点之一，放在进一步加强世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上，以帮助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缩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请您谈谈这方面具体的工作情况。

杜大伟：讲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总理提出的五个统筹当中的两个统筹。在这方面，我们有好几项研究和项目。

刚才我所提到的几个农村扶贫项目的内容，主要帮助解决中国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发展上比较滞后的贫困人口的问题。还有一些项目是致力于帮助流动人口如何适应城市的新生活。另外，还有一个令我们非常振奋的新项目，就是发展市场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邀请全国的民间

组织来提出他们的项目申请。他们每项最多可以获得25万元人民币奖金。世行对这个项目将提供2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我们也想通过其他渠道筹集一些资金，包括通过发展援助机构、私有企业的公司和个人。然后，我们从这些申请项目中挑选100名入围者，在12月7日至8日到北京来展示他们的项目。我们会安排一个展区，在这个展区里面，让他们介绍自己的项目和想法，再由评审团在这100名入围者中评选出50名获奖者。这50名获奖者最多可获得25万元人民币奖金。这种做法，会直接给中国扶贫事业提供一些帮助。

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良好

记者：世行重视中国城市投资环境问题，并做出一定的成绩。您对23个中国城市有怎样的印象和感觉？

杜大伟：我的第一印象是，跟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良好。世行的调查发现，如江门、杭州、温州等城市，都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江门市超过５０％被调查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政府是有能力、有较高效率的。世行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10项指标，对中国23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的一些中等城市的投资环境，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二印象是，中国沿海城市投资环境，要比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强劲的多。这方面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另方面也涉及政府的态度问题。地方政府对投资环境有个良好的看法，不应该有过多的规章制度和繁琐的盖章、审批程序。我们将要进行新一轮的投资环境调查，新的调查要覆盖中国120个城市。这样，可以对中国各个城市投资的总体环境差异，有更好的了解。

记者：新一轮的投资环境调查，是世行独立完成还是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合作完成？

杜大伟：将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合作展开。

记者：您认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还存在哪些问题？

杜大伟：在整个投资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劳动力市场方面就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很多城市里一些工人，主要是合同制工人，企业可以非常自由地雇佣和解雇这些工人。另外，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询问过一些企业，问他们对本地政府有关部门是不是很有信心，他们的回答有很大不同。在江门、杭州，我们得到的反映大概是超过50％的管理人员，认为政府官员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在东北和一些内地的城市，只有20％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有能力的。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金融服务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查报告中发现，很多的企业还要用现金进行交易，缺乏一定的信用体系，信用体系的发展还没有进入成熟期。我想，这对于改善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应该创造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记者：对改善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您有怎样的意见和建议？

杜大伟：我们找了一些城市进行调查，这不仅仅在制造业方面，还包括一些服务行业。调查后，发现中国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在很多非洲国家，他们对生产有高达30％的税收，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对生产出口的产品有这样高的税收，就会出现很多监管，甚至出现一些腐败问题。印度尼西亚有20％的出口加工税收，巴西有15％左右，而在中国最低的只有12％的税收。

在中国，其实我们已经做了30个以上的城市的调查。比如说上海、广州以及江门、杭州等城市，在东北和西北也找了一些城市。像兰州、重庆、成都等。我们希望调查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一些沿海城市。江门用了20％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改善。在昆明和贵阳这样的内地城市，他们用了4％的资金。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得到了一些数据，像在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其工业生产总值中有75％是私有企业创造的，25％来自国有企业。应该说，其市场经济跟欧洲一些国家非常相似，跟美国也很相似了。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私有企业的生产率，也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多的私有企业，整个的生产率也会提高很多。

记者：您认为，一个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杜大伟：一个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应该是能创造的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这样，它就可能会有很多高科技的企业，生产力就会大大提高。我考察过哈尔滨，他们有85％的工业总产值来自国有企业，哈尔滨企业的生产率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投资环境。

像杭州、江门、温州等城市的发展也非常好。他们的投资环境非常好，非常活，使人民能够脱贫致富。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其发展极其不平衡，也非常多样化。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能还不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如果不继续发展，很难竞争过别人。

记者：您到中国工作一年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杜大伟：我非常高兴到世界银行中国局工作，并做了一年中国局的局长。我对中国很多的项目,都非常感兴趣。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民非常坚定地要实现发展，而且希望发展得越快越好。中国目前采取一系列发展措施，有很多是欧洲和美国要花100年时间才能实现的，中国要把它压缩到20到25年时间实现。比如说，中国政府预测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中国将有27500万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这种人口的转移，在欧洲和北美地区，花了近100年的时间。这种雄心勃勃的目标，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所以，当人们问我对中国前景怎么看时，我说我是持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坚定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杜大伟，美国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领域出版过大量论著。

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过客座教授，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学士学位。1990年加盟世界银行。1995年之前任世行负责越南的首席经济学家，后任世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

2004年7月1日就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常驻中国北京。他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加强世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帮助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缩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问题。与此同时，根据世行对蒙古的最新国别援助战略，将世行与蒙古的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他与人合作出版了世行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和《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他是世行在投资环境、全球化和援助效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