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化融合视角的企业效益差异研究

摘要：本文以企业调研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从两化融合的视角研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提升自身经济效益与改善社会效益方面的差异。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促进企业两化融合，对于任何所有制企业，都有利于其效益的提升。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组间对比看，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非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边际贡献受信息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就企业社会效益而言，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边际贡献受信息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本文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企业效益；门槛回归

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竞争也更趋激烈。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这使得近年来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日益凸显。党中央适时提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发展战略 ，以期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促进，实现对传统工业升级模式的改造，从而破解这一困境，走出一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自身利益与公共责任兼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乌家培，1993；吴敬琏，2006；周叔莲，2008）[1-3]。从企业层面来看，要解决目前工业企业面临的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技术含量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以及管理方式粗放等主要问题（李毅中，2009）[4]，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加深信息化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等环节与工业化的融合渗透，催生出新型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有效提升企业效益。

2 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与我国有明显不同，当其工业化进入后期时信息技术才刚刚兴起，因此其学术界对于信息技术或信息化的 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构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小松崎清介通过构建信息化指数（NIQ）对日本社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5]。Holdway（2002）经过研究后提出可通过价格指数法（PIM）以及折旧的方法成来测量行业层面的信息化水平[6]。二是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信息技术主要是通过不同部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资本积累和信息技术生产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两条途径影响生产率水平。其具有互补效应、网络效应与溢出效应，Fernald（2007）指出信息技术与生产技能相结合能够产生互补效应[7]。Acemoglu等（2006）认为信息技术的采用能有效提升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从微观层面来看，研究一般是通过从统计部门或行业协会获取相关数据来考察信息化技术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竞争力以及财务绩效的影响[8]。Clarke（1994）等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使用信息技术能有效改变企业内部结构使其在整个产业链上与其他对手展开竞争时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9]。Basu（2004）、Atrostic（2005）通过对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分别证实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能明显改善英国和美国工业企业的财务绩效[10-11]。

国内学术界对信息化及两化融合一直比较关注。区域与行业层面：俞立平等（2009，2011）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且信息化的发展能够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信息化波动是影响工业化波动的主要原因[12-13]，并采用Logisti曲线对两者之间的发展规律的特点进行了模拟，得出了互动关系较弱的结论。谢康等（2012）以2000—2009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研究发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路径与两者融合的相关性高于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路径[14]。企业层面：彭赓等（2008）发现企业信息化水平能正向地影响竞争能力，规模越大的企业这种影响表现得越明显，并且这种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效应[15]。邓崧等（2005）将信息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途径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两条：直接途径是通过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来代替过去手工来对部分机械性流程的管理，从而为企业节约人力资本，带来直接效益；间接途径产生效益则得益于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精简组织，改善管理，进而提高管理效率[16]。刘春年等（2004）指出企业信息化是通过从人与人、人与物两个方面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17]。

现有文献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信息化如何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也大都局限于区域或产业层面的分析。本文以现有两化融合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利用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结合门限回归方法对工业企业信息化水平的阶段差异性进行科学的刻画，并进一步考察工业化在信息化差异性带动作用下对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不同贡献。藉此，对两化融合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做出评价。

3 机理分析

企业的两化融合是一个过程，如图1所示。从融合的阶段看，可随着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逐渐深入，分为基础建设、单项应用、综合集成和协同创新四个阶段。在基础建设阶段，通过组织规划，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本的人才和制度保证，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加大在设备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融合创造起步条件。随着单项信息化技术在采购、设计、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覆盖和渗透加强，企业融合水平将逐步进入单项应用阶段。综合集成阶段是融合的较高阶段，集成主要在产品、企业管理和价值链三个维度展开。企业通过产品设计与制造集成、管理与控制集成、产供销集成、财务与业务集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业务集成发展，业务流程得到稳步改进和优化，完成从信息集成向过程集成的转变，企业业务集成的程度和水平层次得到不断提升。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融合，企业最终将进入协同创新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阶段的划分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融合过程并无明显的阶段界限，其变化也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两化融合影响企业效益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直接途径，即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企业效益，例如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在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一些手工操作步骤被电脑控制替代，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二是通过管理优化提升企业效益，例如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管理平台提供了企业信息化集成的最佳解决方案，将企业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融合的过程中，企业创新能力将不断增强，产品技术含量明显提高，生产过程的能耗和排放逐渐下降，管理水平更加精细化，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得到显著提高。

在工业企业中，一般认为工业化已经初具规模，而信息化方兴未艾，因此“两化融合”更多的体现为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下文便以此为立足点，进行经验分析。

4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2011年对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长株潭城市群制造业企业进行的“企业‘两化融合’与企业效益抽样调查”的数据，从企业两化融合的视角对企业效益进行研究，其中国有企业样本为256家，非国有企业样本为322家。我们将企业效益进一步分解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指企业的盈利能力，我们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100%）作为变量，该项指标越高，盈利能力就越强，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而企业的社会效益我们主要指企业在减排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选用问卷中企业排污费用作为变量，该变量能基本反映企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水平。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7-2010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07年的5.82%增长到2010年的5.85%，非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由2007年的6.47%增长到2010年的8.24%；2008-2009年，两者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这应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有一定关系，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国有企业。企业的排污费用总的来讲均有小幅度的下降，国有企业排污费由2007年的36.2万元下降到2010年35.8万元，非国有企业由2007年的29.6万元下降到2010年的29.2万元，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需求萎缩，部分企业没有满负荷生产的影响，下降的幅度更加明显。

对于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我们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变量（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其能够较好反映企业工业化水平；而企业信息化水平，我们采用人均累计信息化投入作为变量，其计算公式为累计信息化投入金额/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累计信息化投入指以2007年作为基期，企业在信息产品与服务上的累计投入）。

表2报告了企业工业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相关情况，从整体上看，2007到2010年期间，企业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水平均有所提高，且国有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均高于非国有企业。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方面，国有企业的由2007年的16.19万元/人增长到2010年的19.64万元/人，非国有企业由14.52万元/人提升到17.82万元/人。人均累计信息化投入方面，国有企业2010年的人均累计投入为1.45万元，高于非国有企业的1.05万元。

其余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控制变量，我们根据其来源分为虚拟经济因素和实体经济因素。虚拟经济因素即金融约束相关的变量，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市场摩擦显著相关（袁堂军2009）[15]，我们用企业融资的市场依赖度（资本使用价格作为变量）和前一期的资产负债比表示；另外，根据已有文献（白重恩等）[16]，实体经济因素应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管理者人力资本以及管理者经验，我们分别用企业员工数量、企业成立年限、管理者学历以及管理者从业年限表示。其中对于管理者学历，我们定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记为1，高中文化程度记为2，大中专文化程度记为3，本科文化程度记为4，硕士文化程度（包括MBA以及EMBA学历）记为5，博士文化程度记为6。同时，对于管理者从业年限，我们将从业5年及以下记为2，5到10年记为4，十年以上记为6。

影响企业社会效益的其余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企业所受金融约束，前者我们用企业的总产量表示，后者同上，用企业融资的市场依赖度（资本使用价格作为变量）和前一期的资产负债比表示。

其中 ，h=1，2，分别表示企业i在时间t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表示企业i在时间t的信息化水平， 表示企业表示企业i在时间t的工业化水平， 表示其他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控制变量。应包括企业i在t年的融资市场依赖度即资本使用价格 和前一期的资产负债比 ，企业员工数量 ，企业成立年限 ，管理者学历 、管理者从业年限 以及两者的乘积 。 表示其他影响企业社会效益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企业i在t年的总产量 和企业i在t年受到的金融约束（包括 和 ）； 为个体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行业差异、地域差异等个体因素，t为时间效应用以控制政策因素等的影响。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组内估计量估计了方程（1）与（2）。对于固定效应模型，将给定个体对时间取平均有 ，在原模型中减去平均方程即得到模型的离差形式，利用OLS估计离差方程可以得到一致估计量 ，即为组内估计量。同时利用Hausman 检验得到的检验统计量（ ）p值小于0.05，拒绝了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总体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化与信息化交叉项的系数体现了两者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制造业企业，而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们预期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不同阶段，由于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将使得工业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因此，我们依据Hansen（1999），Hansen（2000）提出的门限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方法[13][14]，以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考察当企业信息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对于企业效益贡献的结构性差异。门限回归方法的优点在于，不同于传统的主观随意的确定门限值，然后以此门限值对样本进行划分，既不对门限值进行参数估计，也不对其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而是以严格的统计推断方法对门限值进行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对于面板数据我们考察如下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

其中 ， ， 为待估计门限， 为门限变量（ 的一部分）， 表示示性函数， 为个体截距项。我们将上式转化为模型的离差形式有：

其中 ， ， 。接下来采用两部估计，即先给定 取值得到估计系数 及其残差平方和 ，其次对于所有的 ，选择 ，使得 最小，从而得到 。

对于是否存在“门限效应”我们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似然比检验（LR）统计量：

如果原假设“ ”则不存在门限效应，反之拒绝原假设则认为存在门限效应，接下来进一步对门限值进行检验，即检验“ ”，我们仍然定义LR检验统计量：

根据 的渐进分布累积分布函数为 ，可以算出临界值从而计算 的置信区间。

本文中，我们分别构建如下双门限回归模型：

（3）、（4）两式的变量设置与（1）、（2）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3）、（4）中我们将 作为门限变量，在我们的样本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分别处在区间[0.21，2.14] 和[0.08，2.06]之间，为了便于比较，在进行门限回归时，我们分别将其标准化到[0，1]的区间上。I（ ）为示性函数，即当 时， =1，否则等于0； 时， =1，否则等于0； 时， =1，否则等于0。之所以选择信息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主要基于以下原因：虽然从两化融合的概念讲，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者相互作用，但有研究者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工业化不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俞立平等，2009），且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路径与两者融合的相关性高于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路径（谢康等，2012）。接下来，我们通过Hansen的个人网站上提供的Matlab程序，分别对国有企业样本与非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估计与检验。

6 门限回归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人均累计信息化投入 衡量企业i在t年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将其作为模型的门限变量。为了确定不同估计方程的门限数，我们分别对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进行估计，并依次将估计方程设为方程1—方程4。对于方程1和2，即分别估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1）式的设定进行估计。对于方程3和4，即分别估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社会效益影响因素，我们采用（2）式的设定。对于每个方程我们允许存在0，1，2，3个门限。相应的F统计量以及由自助法（bootstrap）得到的p值如表3所示，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理由认为方程1—方程3存在双门限，而方程4则仅仅存在单门限。

方程1—方程4门限值的点估计以及95%的置信区间如表5 所示，通过比较方程1和方程2的门限变量估计值，当我们分别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为样本，以信息化水平为门限变量考察工业化水平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时发现，国有企业的门限值 、 均高于非国有企业的门限值，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1）国有企业信息化水平整体而言高于非国有企业的信息化水平；2）相对于国有企业，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而言，非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受到信息化水平带动的敏感性更高。通过比较方程1和方程3，我们发现，相比企业的经济效益，国有企业工业化受到信息化带动对企业社会效益的贡献更加突出。方程4由于仅仅存在单门限，不便进行直接比较。

我们分别对方程1与方程2进行了估计。从表6中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当信息化水平小于等于0.2031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经济效益仅提高0.094%，而当信息化水平提高到区间[0.2031，0.4382]以及[0.4382， ]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经济效益分别提高0.127%和0.112%，这说明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化水平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工业化基础相对较好，当信息化水平处在较低位置时，由于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匹配，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较弱。当信息化进一步深化发展，逐渐与工业化相匹配时，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也得以更好的发挥。当信息化水平处在更高阶段时，由于企业的两化融合程度达到一定阶段以后边际效应递减的缘故，使得工业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有轻微下降。2）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当信息化水平小于等于0.0962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经济效益仅提高0.108%，而当信息化水平提高到区间[0.0962，0.2994]以及[0.2994， ]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经济效益分别提高0.189%和0.201%，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企业工业化水平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呈现出持续递增的趋势。3）通过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估计结果的比较，在信息化进程的各个阶段，非国有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相比国有企业都更加明显。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1）由于非国有企业工业化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然而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在非国有企业中工业化与方兴未艾的信息化匹配较好，从而表现为信息化对工业化较强的带动趋势。2）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地位、调配资源能力以及抵御经营风险方面能力的差异，非国有企业更加依赖于由纯粹技术因素带来的规模效应，而国有企业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维持其盈利能力。因此，从企业经济效益的视角来看，两化融合对非国有企业的贡献相比国有企业更加突出，非国有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有促进企业两化融合的动力。

表7中我们分别对方程3与方程4进行了估计。从表7中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当产量与金融约束等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当信息化水平小于等于0.1766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污染排放仅下降0.027%，而当信息化水平提高到区间[0.1766，0.3612]以及[0.3612， ]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污染排放分别下降0.064%和0.096%，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工业化使得企业的工业排放呈下降的趋势。换而言之，由于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使得国有企业社会效益得到了改善。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当工业化接受信息化的改造以后，企业以通过“两化融合”方式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方面升级传统生产模式，提升自身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水平。2）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当信息化水平小于等于0.3313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污染排放仅下降0.019%，而当信息化水平处在区间 [0.3612， ]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污染排放将下降0.042%，同样存在着与国有企业类似的趋势；3）通过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估计结果的比较，在国有企业中信息化水平进入到相对高级阶段时，将进一步减少由于工业化水平提高造成的工业污染排放，并且这一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结合表6与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中当信息化进入较高阶段时，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而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能力不升反降。我们认为，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追求的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反而更加重视包括企业声誉、社会反响等社会价值在内的企业综合水平提升。同时，国有企业从自身的定位而言更多的承担了改善社会效益的职能，而这一职能通过企业信息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得以体现。

7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两化融合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提升工业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578家制造业企业2007-2010年数据的分析后发现：

（1）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组内估计来看，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业化对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贡献都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趋势在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中基本一致，即企业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促进企业两化融合，将使得工业化对企业效益的边际贡献增加。因此，我们认为不论从企业的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而言都大有裨益。

（2）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组间对比看，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非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边际贡献受信息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因此，我们认为推动企业两化融合，在增加企业竞争力与盈利能力方面对于非国有企业意义更加突出。

（3）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组间对比看，就企业社会效益而言，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边际贡献受信息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因此，我们认为推动企业两化融合，从承担社会责任改善社会效益来看对于国有企业意义更加突出。

两化融合的主体是企业，相关政策的制定一定要落实到企业层面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首先，抓好“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创建工作，鼓励各类型企业加大信息化投资。在行业内宣传和鼓励应用效果好的典型企业和优秀应用方案，以点带面，带动全行业的深入应用。对企业的信息化设备和软件投资等给予加速折旧、一定比例的税金抵扣和减免等。特别是对于重点领域的非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化投资时应给予贷款倾斜。

其次，充分发挥“两型”标准对两化融合的引领作用，严格产品的技术标准、生产流程与工艺标准，引导企业加快淘汰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从资金、税收、政策等方面对企业运用先进信息装备和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排放的行为给予激励。形成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的发展氛围，利用两化融合的契机促进企业两型化发展。

再次，积极推动产学研互动，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培养不同层次的信息化人才。打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壁垒，实现信息化技术共享；针对在实际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中，各个企业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且即使同类型企业也可能由于发展情况的参差，对产品开发需求有所不同的实际情况，科研机构应针对各自特点，将产品创新开发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提供适合企业发展的信息化产品和服务。

最后，努力构建并完善两化融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环境和激励机制，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营造出良好的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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