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的娱乐活动

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社会经济发展，商业、手工业发达，较北宋时更为繁荣。城市的繁荣促进了消费和休闲生活，当时城市娱乐活动丰富多样，形态各异。

南宋临安，路岐人活跃于街头巷尾，作场卖艺，随处可见。他们在货郎式流动市场中表演，可称为文化货郎，走街串巷，或杂技，或说书，或歌舞。路岐人卖艺，多选择能够吸引和汇聚观众之处“作场”表演。《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弈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权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宽阔所在，扑赏并路岐人在内作场。”路岐人作场卖艺由娱乐需求的细碎性、间隙性所致，以满足消费能力有限的市井细民的不时之需，可以说是南宋临安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临安娱乐活动具有群众性，多表现为节庆、庙会等公共活动。节庆、庙会一年一次，其间多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形成一种娱乐“集市”。宋代70余个大大小小的时序性节日、宗教性节日、政治性节日，莫不以赏心乐事的娱乐为主线，每逢岁时节庆、迎神赛会，各社各村组织舞队在游行中表演诸般技艺。盛大者达数十百队，连绵十多里。如清明节热闹非凡，各种表演“纷然丛集”，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纪，辐凑湖上，开张赶趁。”“经纪”一词，在宋代是指代“小生意者”的流行语。庙会也是这样，如二月八日霍山行宫朝拜，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都是“百戏竟集”，由各民间文艺社团组织。此外，一些私家园苑也竞相择期开放，以娱游客，如蒋苑使小圃，春时开放，“立标竿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武林旧事》“放春”和《梦粱录》卷1“元宵”、卷19“园圃”都有记载。艺人追逐集市与集会，称为“赶趁”。就像商贩在各地轮流赶集一样，街市艺人与乐队在城市各娱乐点“赶趁”，临安频密的节日庙会，各种形式的集会和娱乐活动，使“赶趁”者可以随之流动，逐日表演，甚至一天可以在多处表演，如“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祗应。但犒钱亦不多”(《梦粱录》卷20“妓乐”)。

南宋临安的茶肆、酒楼、妓院，以至整个西湖及其中的游船，就是固定的娱乐活动场所。茶肆酒楼通常是重要娱乐活动场所。临安著名大茶坊中，清乐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以音乐欣赏、体育活动吸引顾客；王妈妈家茶肆号“一窟鬼茶坊”，当以说话表演得名，“朱骷髅茶坊”亦然。茶肆酒楼大造文化气氛，插花挂画，竹木掩映，装点店面。或鼓乐吹弹，或延艺人卖唱，还有“花茶坊”之类提供歌妓服务，花样百出。茶肆成为人们聚会娱乐的场所，市民的庆典宴席，多在酒店举办，“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梦粱录》卷16“分茶酒店”和《武林旧事》卷6“酒楼”均有记载。西湖是游乐的理想去处，“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不游”，娱乐活动四季不断，“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踏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而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西湖是临安最大的娱乐活动场所。除了节日热闹非凡外，居民平时也常泛舟游乐，游船画舫成为流动的娱乐活动场所。

瓦舍勾栏是南宋临安文化娱乐活动的专业场所。瓦市是固定的娱乐专门场所，专业艺人汇聚，不间断地奉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勾栏则是戏院、舞台或看场。宋代的勾栏有围墙，有门，收费入场，还有戏台(乐棚或帐幕高台)、戏房(后房)、观众席(看席)。观众席有“神楼”和“腰棚”等所设雅座，可供观众安坐欣赏节目，其间则是平地供观众站立观看。临安盛时，城内有5个瓦市，城外更多，合计达17个，南宋末更达23个。城内瓦市以北瓦为大，这里勾栏多至13座，各种文艺形式趋于专业化，如两座勾栏专说史书，甚至有的勾栏还因名艺人长期固定表演而得名如“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临安北瓦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专业文化娱乐市场。专门娱乐场所的出现，表演性的时空艺术与一般生活内容的分离，使竞争加剧，艺人娱乐必须迎合市民需求，努力提高技艺，创新艺术表演，否则就会被淘汰到路岐人的行列。技高一筹者则能长期占据勾栏，如小张四郎。众多艺人汇聚，各种技艺杂陈，使艺人之间相互交流、观摩和学习，专业性、艺术性得到提升。

南宋临安不仅形成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娱乐活动专业场所，还有各种固定娱乐活动场所，并有流动市场与集市等形式相配合，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娱乐消费需求，形形的艺人活跃其中。娱乐需求的旺盛，娱乐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

大型群众娱乐活动，得到社会捐资而持续不衰。会社、庙会、大型娱乐活动中，富豪之家在大街铺席进行捐献、犒赏，这在南宋临安已成风气。观潮也是临安盛事，弄潮儿技艺高超，数百健儿手执彩旗，踏浪翻涛，腾跃百变，彩旗不湿。市民尽情欣赏之余，犒赏弄潮健儿，费用多由富民显宦承担。弄潮儿往往出没于生死之间，话本《乐小舍拼生觅偶》说临安府尹“累次出榜禁谕，不能革其俗”。弄潮儿不顾劝告，不畏生死苦学弄潮本领，原因之一在于“豪民贵宦，争赏银彩”，犒赏丰富。西湖龙舟竞渡，更是先将炫目的奖品挂在湖中标竿上，以此激励竞赛者。

与娱乐的商业化相对应，南宋临安的一些商业行为也增加了娱乐活动，以促销商品；或者在一些商业行为中产生出新的娱乐艺术形式。茶坊、酒肆、食店，都特别讲究娱乐化经营，以吸引顾客。就连各官营酒库每年开沽呈样，也大张旗鼓，差雇社队鼓乐，揽官私伎女，游行前往州府教场一试高低。通过各种娱乐活动大造声势，旨在扩大知名度，宣传品牌。有些娱乐活动，也直接源于商业行为，如吟叫、嘌唱、耍令等表演形式。吟叫流行于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继承了下来，又称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调成其词也”(《梦粱录》卷20《妓乐》)，并发展出嘌唱、耍令等新的形式。商业行为通过由俗到雅的加工，’形成新的艺术形式。非商业的行业也出现娱乐化的现象。讲经布道，本来是严肃庄重的行为，南宋临安的讲经由寺院到市井，进而走人专业勾栏，佛经教义通俗化，甚至庸俗化(如“说诨经”)，成为瓦舍表演的重要内容。

南宋娱乐活动的发展，从业者不断增多，尤其是文艺活动的专门化使艺人的行业性组织在临安应运而生。蹴球普遍开展，出现了专门研究和传授踢球技术的社团组织“圆社”，或“齐云社”。说话、戏剧等曲艺的专业化与规模化，使脚本的创作人员相对独立出来，形成专业组织书会，创作话本、戏文、商谜、歌词，有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南渡至临安，不仕，参加了才人书会。说话人同行之间称“郎”，资深者谓“老郎”，宋元话本中，时有“老郎们传说”、“京师老郎流传”等说法。娱乐业的组织，多称为“社”，临安的“社”名类繁多，如：杂剧――绯绿社，影戏――绘革社，说话――雄辩社，清乐――清乐社，唱赚――遏云社，耍词――同文社，吟叫――律华社，撮弄――云机社，弩――锦标社，使棒――英略社，傀儡戏――傀儡社，蹴球――圆社等。迎合市民趣味，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娱乐形式也层出不穷。《武林旧事》卷6列举的“诸色伎艺人”共53种，除3种“御前”服务外，其他说书、演唱、杂剧、杂技、体育、宠物游戏的表演者多是活跃于娱乐市场的艺人与市民。这与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相关，是市场需求刺激下的产物。如相扑，除了竞技之外，还有小儿相扑、女子相扑，也有引人发笑的“戾家相扑”，一人表演两偶相扑的“乔相扑”等，搞笑逗乐，花样翻新，迎合市民欣赏所需。临安的“学乡谈”，学各地方言以取乐，如学萧山、绍兴、宁波及苏北等地方言。甚至出现取悦市民的低级趣味现象，如取笑生理残障者，取笑农民，反映了市民文化的轻浮与庸俗的一面。市民文化具有的离经叛道倾向，也反映在娱乐活动之中。如不守妇道的女性，不遵儒家教条的士人，奋力抗争的下人，都是话本中的主人公。济颠和尚尤为代表，他不守清规教律，自由自在，玩世不恭；他不阿权贵，同情百姓，扶危济困。话本《济颠语录》中济公的形象，实际上也是不满束缚、渴望自由的市民心态的折射，因此南宋后流传不衰。

南宋临安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娱乐市场发育趋于成熟，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娱乐消费需求，并相互配合。商业化、市场化的娱乐活动不断发展，其经营手段进而渗入其他商业活动中，使临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繁华的大都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