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占领华尔街

11月2日，东四八条87号，绿树掩映中的四合院在深秋的下午显得格外宁静。

院子的主人龙安志（Laurence Brahm）不久前正站在纽约华尔街街头，在一片喧嚣声中，散发着自己和一些同仁撰写的《新美国共识宣言》，并为其征集支持签名。一头闪亮的银发令其格外引人注目。身为经济学者的龙安志现在是一个名为“喜马拉雅共识”的NGO组织主席，从1981年赴中国学习以来，他经历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

“你为什么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下称占领运动）？”

“现在美国政治管理失败，很多企业亏损，银行和政府背负大量债务。我一辈子都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改制工作，为什么不能回国从事改制工作？”龙安志这样回答《财经》记者的提问。

到采访当天为止，占领运动爆发已近一个半月，且蔓延到了全美70个城市、600多个社区，世界各地还有900多个城市也响应“占领”活动。这一度使外界产生了美国是否发生政治危机的困惑。

占领运动并非失业者的狂欢，而是美国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运动。虽然大多数参与者不像龙安志那样雄心勃勃地想修复美国体制运行中的问题，但对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不忿，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失望，对个人以及美国前途的忧虑，将这些人带到了华尔街上。

是99％，不是9.1％

就失业率而言，占领运动示威者群体和美国全国状况差别不是很大，远非99％和9.1％的天壤之别

9.1％，这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11年9月美国失业率。99％，这来自占领运动参与者最广为人知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99％），意指自己是绝大多数民众的一部分。

自9月17日兴起以来，占领运动一直受到不少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嘲讽，后者将示威者定性为社会边缘人，或者将他们描述为懒虫、失业者。《纽约时报》9月的一篇报道称，极端保守派茶党支持的一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将示威民众形容为“没有工作、教育程度低下、缺乏资讯”的乌合之众；甚至还有人刻薄地表示，示威“工作”是这群人中很多人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0月14日至18日，纽约复敦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柯斯塔斯・帕纳哥普洛斯（Costas Panagopoulos）派出15名调查员，在占领运动扎营的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祖柯蒂公园(Zuccotti Park)内，先后采访了301名示威者。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当中25％是学生，30％有全职工作，18％有半职工作，真正没有任何工作的人占27％；三分之二的示威者上过大学。

曾服务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民调专家道格拉斯・尚恩(Douglas Schoen)也对200名示威者进行了调查，结论是示威者当中真正没有工作的人只占15％，其他人或是有全职或半职工作，或是学生。

走在华尔街街头，可以遇到来自美国各个阶层的抗议者。有早就露宿街头没有工作和住房的流浪汉；有在金融危机中丢掉工作的中年人；有毕业后即失业的学生――一名失业者的牌子上写着“三个硕士学位”；有美国劳联产联成员，甚至美国社会党、共产党党员；还有各类宗教团体人士穿梭其间；也有有工作、有住房的中产阶级。

很多中产阶级夫妻带着子女来到运动现场，并坚持在那里过一夜，他们说，参与是为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甚至白天和夜晚，工作日和周末，占领运动的人员组成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有的人天天在那里，有工作的人只能下班或者周末来，有些人像我一样住的地方离纽约很远，就去几天再离开。”龙安志说。

然而，就失业率而言，占领运动示威者群体和美国全国状况的差别并不大，远非99％和9.1％的天壤之别。

跨党派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10月25日的《1979年至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报告》显示，在这29年间，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全美最富有1％人口家庭的收入，税后所得成长275％；在同一段期间内，该1％人口税后家庭所得占全民总所得的比率，亦由1979年的8％增加至2007年的17％，增幅超过1倍。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示威者所说的――“我们是99％”。

“共识”政治

“共识”政治不仅体现在“共识大会”这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上，在组织架构阙如的情况下，正是各种具体“共识”约束着纽约市的日常示威活动

同时受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希教授为《财经》杂志撰文解析占领运动，他认为，“运动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层或领导组织。各地的抗议运动的组织与协调还是限于临时性的、即时的。整个运动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如王希所说，散布在美国各地的占领运动尚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但在各个城市内部的占领运动中，组织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在纽约市的占领运动中，一个行使组织职能的机构“共识大会”（Consensus Meeting）已开张。大会每晚7点到9点开会，遵循透明化原则，任何在场的人都有权参加，都有权发表意见。大会没有领导机构，也没有领导者，只有几个协调者（facilitator）。协调者主要任务是负责召集大会下的几个工作组开会，工作组以功能区分，例如，有专门研究经济问题、或社会福利问题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权力将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每天晚上的大会。

在大会公开讨论中，人们用各种约定俗成的手势表达赞成、反对、继续讨论、需要搁置日后再议等意见。

大会有个规矩，任何人发言时，其他人都要表示欢迎；如果自己不赞同其言论，则需表明自己认为对方的意见需要经过进一步讨论后才能执行，不得公开斥责。需要达成共识时，采取民主表决的方式，支持多数意见。

这种“共识”政治不仅体现在大会这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上，在组织架构阙如的情况下，正是各种具体“共识”约束着纽约市的日常示威活动。

占领运动参与者毕竟鱼龙混杂，而长期占领一地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当地社区生活带去困扰。《财经》记者近日从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萧华（Sheldon Silver）处得到一份请愿信复本，该信请求纽约市长彭博取缔日夜打扰附近居民安宁的祖柯蒂公园内的鼓声，同时要求市府严格取缔污染环境的随地小便等行径。

信中抱怨的虽然是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旦摩擦升级，就有可能引来国家暴力机关的干预。为此，纽约市示威者内部早已达成“非暴力”共识，即便遭到个别警察殴打，也绝不还手。这一共识保障了目前运动的平稳发展。

纽约市政府彻底遵循交通规则应对日复一日的占领运动。在华尔街上，示威者靠右行走，在人行道上步行通过，均没有问题，但不得停留，停下来就是“盲流”，会遭到驱赶，也不能占据行车道；在祖柯蒂公园内，示威者安营扎寨没问题，但不许占据公园周边的人行道。

与运动初期警察一度强行驱赶示威者相比，纽约市的警察现在看来没有超越交通规则的行为。

此外，“共识大会”提倡的透明政治原则也约束着运动的经济活动。从9月17日开始至今，占领运动所募得的捐款总数已经超过50万美元。示威者在日前公布的第一份财务报告说，总共募得的款项包括公众捐款333199美元，以及在公园现场交到示威者手中的121237美元。扣除日用和通讯开销，目前结余约为454000美元。示威者日后将定期公布财务报告，让外界了解活动的所有花销与结余，此前，示威者每天都以透明方式对新闻界公布所收到的捐款数目。

另一个“不愿意达成共识”的共识，却迟滞了运动向提出明确政治经济诉求的方向发展。

《财经》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示威者同意目前暂不提出任何具体政治经济诉求。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出台具体的要求和方案，就有一部分不认同这些要求和方案的人会离开，最后导致运动沉寂下去，或分崩离析。现在需要做的是保持一致、保持压力，度过冬天，在大选年提出具体要求。

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趋势持续了近40年，中产梦碎，枣核型社会遭到挑战

10月29日，纽约市下了今年第一场雪，这也是1952年以来第一次10月雪，但皑皑雪花并没有驱散准备在祖柯蒂公园内长期安营扎寨的抗议者。

占领华尔街的点子源自加拿大杂志Adbusters的一篇博客文章。该文章呼吁以占领华尔街为手段，抗议企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大众重视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串连几百位抗议人士后，展开了实际示威行动。

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普遍充满焦虑感，特别是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及美国政府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多有不满。

除去最富有的1％人口，前述CBO报告还显示：收入排名介于前2％到20％的人口，收入总值增加了60％，而占总人数60％的中间阶层，收入总值增加不到40％。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收入总值增加了18％。（此处收入均为税后――编者注）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伯曼(Robert C. Lieberma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穷者愈穷、富者益富的现象并非一时的反常现象，这一趋势其实已经持续了40年。站在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极少数富人，其财富在这段期间内迅速累积扩大，而社会中间和底层的财产则不见起色。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的8％，今天，他们的财产占了整个社会的两成以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08，不仅高于多数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也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加纳、尼加拉瓜与土库曼斯坦等国相当，属于贫富差距较大的类型。李伯曼批评称，“只有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才能相比。”

贫富分化带来的美国梦碎，某种程度上是中产阶级之梦的破碎。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给出过明确的中产阶级定义，但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自己属于这个阶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6年至1996年间，91.6％的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拥有“工作”或是位居“中游”阶层。

但今天，能够自信地将自己划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正在不断减少。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几乎每年都在下降，总共下降了约10％，相当于1968年的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写道，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5年要略低于1973年，如果比较35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则实际下降幅度高达12％。

美国克拉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国际与战略中心主任裴敏欣对《财经》记者表示，“二战”以后形成的，中产阶级居于中坚的枣核型社会遭到了挑战。

“强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美国在全世界傲视群伦的财富，而中产阶级生活富足，也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相信教育和勤恳足以让人过好日子，是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并使得美国社会具有包容性且拥抱多元价值观。唯有中产阶级生活无忧，社会才能够稳定，而中产阶级生活稳定也可以进而支持政府，对社会底层的穷困人群伸出援手。”麻省联邦参议院候选人、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顾问的伊利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这样表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放大了40年贫富分化的影响。经济困顿中，过去民众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如收入提高、改善生活水平、工作稳定等，都不复当年；而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也使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收入下降，甚至失去就业机会。

美国在陆续发生房市崩盘和金融风暴后，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大幅受挫。

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最新调查显示，22％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这是该机构连续十年所做相同的调查中，比率最高一次；同时，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变坏的美国人占受访者一半，而认为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人只占29％，此一比率正好与金融危机发生前类似调查结果相反，表明美国人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乐观程度，已彻底改变。

此时此刻的美国需要的是，能够改变数十年积弊的长期经济政策，但数十年来的政治极化却使得执政党与国会无法合作以达成长期战略。有评论将这种现象称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失灵（dysfunction）。

纽约大学从事国会和政府关系研究的学者霍耶尔（Steve Heuer）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政党政治这些年严重极化――比如说，共和党党内初选就在寻找一个极端保守的人来和奥巴马竞争，因为大家都失望的时候，选战往往是嗓门大的容易获胜。不过，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中间派，他们会觉得议会里一半是极右一半是极左，而没有人代表他们，这也是占领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

政治失灵

民主政治的本意是解决争端，但当党争成为政党行动方针时，民主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灵现象

10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规模近4500亿美元的就业促进法案，参议院共和党人全员反对。这又一次重复了奥巴马执政三年来，党争对经济政策的阻碍。

今年8月2日，债务上限协议在最后一刻惊险过关。2010年11月，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重掌众议院，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就此无疾而终。2010年两院就医改方案投票，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没有一票赞成。2009年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投票中，共和党众议员没有一票赞成，参议员中也只有三人投票赞成。

民主政治的本意是解决争端，但当党争成为政党行动方针时，美国的民主政治就不可避免地不时出现失灵现象。

和贫富分化一样，美国民主政治因党争极化，也是一个数十年里累积起来的问题。虽然现在的民主、共和两党总是很难达成共识，但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到1964年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参加总统选举期间，美国两党基本维持了一个建筑在新政共识基础上的中枢政府。无论白宫主人如何更迭，国内的基本经济政策没有本质变化。

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的八年，接受了新政理念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党内彻底战胜了极端反对新政的“塔夫脱党人”，使得罗斯福留下的政策延续了几十年，直至1981年里根上台。

然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极左翼和极右翼掀起了文化战争，堕胎、枪支存废等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议题主导了选战，使两党内温和派成员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分裂了社会。随着共和党内温和分子被逐步排挤，整个共和党再度右转，重拾偏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议题则分化了民众，尤其是美国南部白人，在投票反对种族平等的同时，也投给了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偏好富人的减税政策。这是过去40年来，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党争导致的政治极化在最近十年里愈演愈烈。霍耶尔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和国会打了20多年交道，以前两党内中间派还比较多的时候，国会讨论多会设一个截止时间，如果存在争议，两党议员就坐下来谈判最后妥协达成协议，不是每一个要求都会被满足，但是协议会达成。现在的问题是，协议达不成没关系，但是各自的意志必须被百分之百地执行。

应对金融危机的尖峰时刻，时时发作的党争显得美国民主制度处处失灵。

不过，奥巴马政府的遭遇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共和党人的不合作。在很多人眼中，党争实际上掩盖了奥巴马执政能力的低下。

就以刚刚被否决的就业促进法案来说，“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一聚焦在减税上的法案，既不能在短期重振消费，又不能应对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丧失的结构性问题，不会对改善就业产生任何实质效果。

龙安志则表示：“美国各阶层对政府管理经济失败极度不满。他们认为两党只是纠缠于党争，并不能提出真正有效的经济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是如此。很多参与占领运动的人，当初都是奥巴马支持者，但大家现在对他很不满，认为他说的多，做的非常少。”

前述由尚恩主持的调查就显示，示威群众当中，认可奥巴马工作表现的只有44％，此一比率也和针对所有美国民众所做的民调相当。

面对积重难返的政党政治，不少美国民众依然希望出现一个和罗斯福一样有魄力和作为的新总统；而参与了占领运动的部分美国人则认为，选战政治必须被改变。

运动前路

这是美国民主发展的一部分

一场迄今还是自发的、多元的、协调和组织不甚周密和严谨的占领运动，能够如大部分参加者设想的那样，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汇聚成一股改变美国的力量吗？

龙安志设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他的《新美国共识宣言》奉去政治化为圭臬，不代表左右，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只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只谈经济问题，不进行任何政治讨论。未来哪个党想执行宣言中提出的政策，都没有问题。

他说，占领运动计划在大选期间肯定会给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施加压力，在两党继续那种制造明星政治人物的选举时，如果占领运动能够提出各种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具体政策，那对选民必然会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李伯曼表示，参与占领行动的示威者以合法而让人尊敬的方式，唤起大家对社会不公及政府角色问题的重视，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但示威者在表达看法与理念之后，还需要更进一步成立常设性质的组织，才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目前，“共识大会”和工作小组尚未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但运动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需求小组”（demand group），负责搜集示威者对各类问题的建议。龙安志是经济小组中的一员。

有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2012年大选期间，占领运动中也可能分化出一个或数个政治组织、甚至政党。

但需要指出的是，占领运动并不是要挑战美国民主制度本身。

事实上，无论从缘起、组织，还是行为方式来看，占领运动是一个地道的美式民主抗议运动。《财经》记者从请愿信上看到，当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萧华、纽约市华裔市议员陈倩雯(Margaret Chin)等民意代表要求纽约市政府约束占领行动的同时，他们明确表示，尊重驻扎在公园内示威者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而占领运动的各类内部活动遵循的也都是民主决议原则。

龙安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占领运动参与者并不憎恨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普通人，占领华尔街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运动试图改变的是美国党争极化、社会贫富分化、经济管理失败的现状。

而高盛合伙人、经济分析师柯文（Abby Cohen）近日在北京被问及自己对占领运动的看法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美国民主发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