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9 02:23:25
在我钟情的极少数画家中，有一位“敢为天下先”的长者，他的诗心让人感动，他为艺术所做出的“殉道”般的努力，让我静默悟对，其作品的色彩或绚烂或清醇或淡雅的鲜明风格让人难以忘却。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美协的“海平线”画展上，初次读到他的《荷》、《红叶小鸟》，就被那别样的韵味，优雅的情调所吸引。他舍弃传统笔墨，创造“独一无二”的制作手法，成为当时人们争议的焦点，他就是――陈家泠。
几年后，我在美院毕业创作期间，他成为我的指导老师之一，有缘向心仪许久的先生讨教，并逐步进入他的艺术世界。
今年五月，陈家泠先生在上海中国画院举办名为《和美》的国内首次个展，八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灵变》的个展及紧随之后于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化境》个展，对已是古稀之年的艺术家来讲，连续三个不同特点的个人画展在一年中举办，这是一次怎样的机缘和挑战？有幸的是，先生精力旺盛，才思喷涌，创作高潮迭起，带给人们的是一次次出乎意料、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拨人心弦。通过全面、综合、立体的展示，获得空前的“轰动效应”。也许，这个时代需要创新的艺术，而清新、空灵、优雅、平和的“陈氏图式”，是这个烦躁的当下的人们的一种需求，她抚慰了人心的浮躁。这种需求也许掩盖了一个城市对一种个体风格上的非议，没有对他的风格是传统还是非传统的，笔墨是制作的而非书写的限制。三个展览的盛况在北京、上海及海外的各大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美术报、中国日报、雅昌网、上海文艺频道等都以整版及重要时段进行了报道，在画坛上掀起了一股陈家泠的热门话题。“是时代造就了陈家泠，也为陈家泠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缘。”（陈履生）
带着敬重与疑惑，我在国庆长假期间，拜访了陈家泠先生，做了一次专访。聆听他的娓娓讲述，让我体察到他的于温润中透出的坚毅，于平淡中蕴含天真的艺术家气质。
袁：陈老师，在上海历史上，一年中连续举办三个不同特点的个展，并在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举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您是怎样做到的？
陈：到首都北京办展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但前几年还不具备条件，包括“渠道”和“实力”等因素。这次办展首先是在朋友的鼓动和帮助下，争取到了中国美术馆的圆厅展出，对我来讲是一个“刺激”，这是一个上海画家晋京展的档次。但北京方面把时间初定为六月份，为保证创作时间，我觉得时间上能否推迟，后来中国美术馆答应改在九十月份，但不是圆厅，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最好的展出效果，就没有必要了；最后，经过协商，让我选择了八月份，就定下来了。当合同签好后，又一个机会来了，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告诉我，上海中国画院的展厅要改建，改建后第一个展览给你办，来祝贺你七十岁的生日。对我来讲，又是一个“鼓舞”。我设想五月份在上海中国画院办展，也由此可以把作品移师到北京（虽然后来画院展厅没有改建，我的压力反而没有了）；想不到又一个机会来了，上海美术馆策划了一个“新海派”系列画展，和我商量，将安排我的展览在九月份举行，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啊！
袁：您所做的这些事，让人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推着您。
陈：是的。我生来有一股韧劲，好强，甚至好高骛远，现在机会来了，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我以为那是“天意”，我与“上帝”合作。
袁：首个展览取名《和美》有什么意义吗？据悉你的作品都是在半年之内完成的，并且是根据场地特意创作的，很难想象，真的吗？
陈：我的画在八十年代初就以荷花为突破口的，“荷”寓“和”之意，我想这有引领时代的超前意识。我们社会还是一个初级阶段，社会稳定、和谐了才会发展；搞艺术也离不开政治，是与社会休戚相关的，这并不是要迎合政治需要，引领潮流、美化生活是我们的任务，不光要“和谐”，而且要“美”；美就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体现，同时它也是社会发展阶段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它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一种视觉，一种格调的升华，所以取《和美》。
我三个展览都是根据场地来创作，一个大的墙面放六尺整纸六至九张，小的放二至三张，拼起来，为显出最佳的视觉效果，我与设计师精心设计布局，同时展出我多年来研制的“泠窑”瓷器，还有写生速写和摄影作品，使整个展厅的感觉是体现一件作品，一个观念，一个想法――“灵变”。你问我一下子画这么多画，主要作品都是半年内完成的；人家说我精心制作，实际上我画的时候根本就是玩玩的。但是几十年的苦功就在半年当中展现出来。
袁：您能谈谈画展前言中所讲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含义吗？
陈：“天时”，天赋予我一个极佳的发展艺术的时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国泰民安，我要珍惜创作出美好的作品，不辜负这个时代。我1937年出生，是在兵荒马乱、民族灾难时期，直到1949年解放后，又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经历了苦难挫折就更能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我是跨时代的人，老一辈海上书画艺术家如谢稚柳、陆俨少、唐云等都已仙逝了，对我来讲，承担着历史赋予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很艰巨。
“地利”，上海历来是海纳百川，包括新文化、新艺术如文学、电影、戏曲都是从上海开始，引领潮流、辐射全国。1958年至1963年，我在浙江美院打好了美术基础，然后到上海这块土地上发展，受到了“海派”氛围的熏陶和激励，产生了一种求新求变的思想和愿望，大都市的变化在无形中影响着我。
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我经常到陆俨少老师处讨教，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用山水画的线条来画人物，在技法上有了飞跃。陆俨少的山水，其笔尖、笔肚、笔根都用到，同时用笔的方法是中锋、逆锋、侧锋，横开直抹，无拘无束，与在浙江美院学习期间画工笔人物画有本质的区别；那时潘天寿院长要求学生画好工笔，练好书法，打好基础，把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陈老莲的人物临摹得到位，线条要如丝一样的富有弹性，工笔画是用笔尖在画画，现在是四面出锋，八面玲珑，甚至笔是扎开来的，充分利用了材料去创作，“解放了笔”；同时又“解放了手”，因为画工笔离不开腕，腕又离不开台子，画山水就“灵”了，可以“纵横挥洒”。从此，我由不自由的手转到自由的手。
对我来说，遇到这样的老师是我的幸运，更重要的是学习到陆老师的“耿直”，为追求艺术不顾一切的“殉道”精神，我是得到了陆老师艺术精神上的“灌顶”。
袁：从此，您的艺术潜力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开发，是吗？
陈：正因为我有浙江美院及后来师从陆俨少老师的二十多年打下的基础，使我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而且继承了老师的思维方法。而一般人仅继承技法，对老师品格、思维方法的继承领悟不深；潘天寿为什么要离开吴昌硕去创造自己的风格？陆俨少为什么要离开冯超然去求变？这就是精神上的开导，是“悟道”。这句话是冯超然讲给陆俨少听的，而陆俨少又讲给我及其他门生听的，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离开陆俨少去创造自己的风格？其实我懂他人也懂，就看每个人的领悟能力和运用能力。从这点上来说，我也许继承了老师的开拓精神。
袁：是不是绘画大师都具有这种开拓精神？
陈：没有开拓精神就不能有更好的“修为”和“作为”，这是陆老师给我精神上的启发。
再讲“人和”，我从1963年毕业后到上海美专任教师，当时的国画系主任是唐云，我是国画系干事，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不少东西。唐云为人洒脱大气、不计较，上至领导下至门卫都平等对待，没有功利性，“为艺术而奋斗”是唐云的风格，再加上我们都是杭州人，身教言教，潜移默化。
袁：那么画展的成功，从某种角度来看既是个人的成功，也是集体力量的体现，是一个社会体。
陈：其中包括家人、朋友、老师、还有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成功的平台，所以，我的第一个画展称为《和美》道出了成功的秘诀：“要和才能美”；杨延文在研讨会上说我掌握了一个哲学论，就是“变”，把“变”在艺术上体现出来。这个变是一种人性的“变”，把艺术的本领“变”成一种“灵”，如果艺术不“灵”就不是艺术了，另外一个是把人性本身变得情绪化。
袁：具体谈一谈第二个画展《灵变》的思想。
陈：“灵变”道出了我变的艺术哲理，变是实践，灵是思想，而且变要灵，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变，就灵了；艺术就要灵，要妙，艺术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空灵的，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来，变成不真实，这就叫艺术；如果从真实中来到真实中去就成了工笔画。
袁：艺术是虚幻的，它不是真实的，是虚幻的真实、的真实、奥妙的真实，“灵变”就是你的艺术核心。
陈：“灵变”是艺术的核心，又是过程，北京展出后，理论界权威邵大箴、薛永年、郎绍君，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等用心地为我写了文章，又有幸与吴冠中作了一次对话。
袁：是你邀请他们来的吗？
陈：我到北京邀请理论家为我写文章，为了了解北京方面的评价如何，一种是绘画视觉上的交流，另一种是对艺术的学术层面上的交流，所以，我特意通过朋友去邀请一些专家，包括吴冠中。
袁：做事精力充沛，朝着自己的目标孜孜不倦，吴冠中似乎与您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陈：吴冠中说，艺术要有“殉道”精神，这点我很有同感。陆俨少身上就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是不会成功的，要不怕被非议，要有自信心和定力。我这次与吴冠中的交流，就是同老师、朋友的一次谈心，没有什么准备，很随意，已达到一种境界；对我来讲是个机遇，能得到北京新画派的代表人物作一次交流，三生有幸。北京的权威人士对艺术是有洞察力、穿透力的，上海去的理论家也在研讨会上发挥了水平，有水准。从画展现场看，不仅汇聚了许多专业人士，并且群众也很踊跃，盛况空前。从检票来看，每日平均达到八千人次，其中还不包括免票因素。
袁：说明陈老师的画达到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现在人们对你的画认可了，不再认为你的画不够传统，没有传统的笔墨。
陈：什么是传统，所有的传统都是为我服务的，目的性很重要，好的效果就是传统。
袁：就是说，创新是传统的一部分，现在的新就是以后的传统。
陈：什么是创新，充分运用就是创新，就是传统，由于我的画格调柔美、宁静、空灵、平和、优雅、高贵，所以受人喜欢，被人们接受。
袁：现代水墨画的特点，还在于发掘古人材料中没有注意到的宣纸、颜料的研究开发，您把材料运用的观念独立出来，甚至削弱用笔特点，具有当代艺术的特征，是区别于上一世纪的，使人耳目一新，是中国的，是一种“推陈出新”。
陈：用“渗”、“透”的画法，充分利用宣纸渗化的功能达到玩弄技巧、制造意境，由偶然效果到必然效果，要做到很优雅、很灵动。让人们看到我的画“舒心”而且“滋润”。
袁：那么，第三个画展《化境》二字又如何理解呢？
陈：“化”是画家修养在各种渠道的前进变化，“化境”是画家各方面的“化”汇成一股大“化”之境。从水平而言好像是变到质变的关系，“化境”是画家追求的“有招似无招”、“有法至无法”的境界，其艺术效果是充分发挥绘画之能事，画家自我对物（宇宙、自然、时代、人等）对理法高度彻悟和三者巧妙融化的境界，画家个人高度修养、高度技巧与时代机遇“交汇”有可能达此境，是“天意”，是人为的“高妙造就”，非每个画家都能达到。
袁：二十年前您的风格已经成熟了，为什么没有热起来，现在会热起来？恐怕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文化艺术的创新繁荣有关，而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艺术”，有品牌的艺术，没有理由不受群众喜欢。
陈：我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也许对我有影响，我的画就要有品牌理念，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就是艺术品，画要做到很精致，要有品牌，现在我向这个方向努力，我的品牌就是“泠”，这就是“海派”艺术，有一种时尚性，有一种引领性，这个引领是世界性的，不是乡土性的，它是一种特殊性，是中华民族的，是中国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