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沉默的羔羊》中疯癫人性的演绎

[摘要]由乔纳森・戴米指导、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参演的《沉默的羔羊》讲述了联邦调查局见习特工克拉丽斯为破获系列杀人案、抓捕变态杀人狂“野牛比尔”而求助于食人魔汉尼拔的故事，该片包揽了第六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五项最重要奖项。影片打破传统好莱坞恐怖片的藩篱，通过塑造食人魔汉尼拔的疯癫形象使影片获得了展现“疯癫”文化内涵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空间，堪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疯癫；文化；人性

一、引言

《沉默的羔羊》是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历史上三部同获五项重要奖项的影片之一，在继1934年的《一夜风流》和1975年的《飞越疯人院》之后，该片揽括第六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五项大奖。由乔纳森・戴米指导的《沉默的羔羊》拍摄于1991年，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担任主演，讲述了由福斯特饰演的联邦调查局见习特工克拉丽斯为破获系列杀人案、抓捕变态杀人狂“野牛比尔”而求助于食人魔汉尼拔的故事。

《沉默的羔羊》虽然采用了好莱坞恐怖片的典型模式即恐怖色彩与侦探情节相结合，但该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片，导演乔纳森在片中尽可能地避免过多血腥场景所带来的单纯感官刺激，腐败的尸体、群聚的峨蛹等血腥镜头成为辅助影片主题展开的手段。可以说《沉默的羔羊》凭借紧张的剧情设置、繁杂的推理暗示、蒙太奇的灯光、多维的音响音效制造出深入人心的恐怖效果，堪称一部成功的带有恐怖色彩的心理剧情影片。

二、疯癫人性的演绎

“疯癫”在《辞海》中是“精神错乱失常”之意，这一释义偏重于“疯癫”的病理学解释，在精神失常、思维错乱的表面含义之外，“疯癫”还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简而言之，即为违反或偏离理性的怪诞言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将“疯癫”的历史追溯到中世纪的麻风病，通过对“疯癫”病史的细致研究深刻地阐释了“疯癫”的文化内涵。福柯认为“疯癫”在社会主流文化的体制下被划归为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是现代科学体制下被边缘化的一种形态，在蛮荒状态中“疯癫”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产生于现代社会为维护主流文化而建立的排斥机制，“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1]

疯癫者往往表现出与现代文明规约下的大众所不一致的行为与言语，由此偏离社会道德与行为准则的疯癫者即被视为另类和异端。这种异样的行径本身就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反叛、对固有权威与习惯势力的抵抗，他们承受着抵抗过程中的孤苦与寂寥。当“疯癫”与疯癫者的疯癫特性投射到文艺创作中时，这种反叛的属性与特点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文艺创作者们通过在文艺作品中塑造形式各异的疯癫者形象来反观主流价值观念规约下的现代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芸芸大众，展现出现代社会中的荒诞与愚昧，充满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西方文艺创作中，关于“疯癫”的展现由来已久，但受到某些固有观念与习惯方式的制约，使得对它的描述存在简单、粗糙的倾向，解决这一困境首先需要打破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霸权束缚，而乔纳森・戴米的《沉默的羔羊》即为一次成功的尝试。

（一）《沉默的羔羊》中疯癫人物的塑造

影片伊始，变态杀人狂“野牛比尔”的疯癫行径便以预设的形式展开。在克拉丽斯生活的城市中发生了连环命案，凶手“野牛比尔”专嗜拘禁穿十四码衣服的肥胖女性，并对其实行谋杀与剥皮的疯癫举动。导演对于“野牛比尔”生活环境的塑造可谓是别具匠心，从阴暗的地下室到腐败的尸体，从正在发育的蛾群到狂躁的室内音乐无一不是弥漫着暴力与怪异的色彩，而穿着女性服饰、带满女性配饰的“野牛比尔”也成为典型的疯癫者形象。“野牛比尔”的变态杀人案件引出了片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即克拉丽斯所求助的汉尼拔博士，为了尽快破获“野牛比尔”制造的连环凶杀案，见习特工克拉丽斯奉命去联邦监狱医院拜访汉尼拔博士以获得破解“野牛比尔”犯罪心理的相关资料。在汉尼拔博士的指导下，克拉丽斯最终通过虫茧这一线索成功找到“野牛比尔”的住所并解救了议员的女儿凯瑟琳。

影片以克拉丽斯与汉尼拔的四次见面作为剧情的转折点成功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沉默的羔羊》能够成功地突破传统恐怖片为恐怖而恐怖的藩篱，蜕变成为一部心理分析的佳作，很大程度体现于克拉丽斯与汉尼拔四次会面的刻画之中。其中二人在联邦监狱医院的首次见面，成为这位疯癫的食人魔的首次亮相，从此汉尼拔成为西方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疯癫人物形象之一。

当克拉丽斯走进联邦监狱医院时，首先迎接她的是层层深入的铁门和医生奇顿、黑人狱卒描述汉尼拔恐怖性的言语，这就给剧中的克拉丽斯和剧外的观众预先设置了一种精神压力，让人们不自觉地构想汉尼拔这个食人狂的魔鬼形象。然而当克拉丽斯屏住呼吸来到监狱医院的走道尽头，面对囚禁汉尼拔的牢房时，文质彬彬，颇为绅士的汉尼拔颠覆了女主人公与观众对其魔鬼与疯癫形象的想象。这正是导演在塑造疯癫人物形象时的成功之处。如果说“野牛比尔”剥皮制衣的疯癫行径具有显性特征，那么汉尼拔兼具显性与隐性特征的疯癫则更为恐怖。一方面汉尼拔的疯癫展现为暴力、血腥的屠杀与食人行径，在转至地方法院后汉尼拔使用圆珠笔打开手铐，杀死了两名看守并从容地享用了他们的内脏，将其中之一以耶稣受难的情状高悬于关押他的铁笼之上，当汉尼拔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弹奏着臆想中的钢琴时，一种深达精神层面的疯癫开始展现。另一方面更令人恐惧的是汉尼拔的非暴力行为，他身处牢狱之中却洞若观火，一语道出“野牛比尔”的杀人动机；他少与外界交流却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在与克拉丽斯的短暂交谈中即发现了克拉丽斯深藏于记忆深处的恐惧。可以说汉尼拔超人的智商、镇定的残酷及极高的分析能力所表征的疯癫特质，具有高于暴力行径的危险性与攻击性。此外，导演还通过一些细节刻画侧面凸显了汉尼拔的这种危险性，他的牢笼是加厚的特制玻璃，为了使之杜绝与外界的联系；汉尼拔透过玻璃向侮辱克拉丽斯的囚犯万斯低语了整个下午后致使万斯自杀等；当汉尼拔从联邦监狱医院转移至地方法院时，他也享受了非常的待遇――铁质面具、带有捆绑装置的担架及精神病患穿着的无袖外衣，这些装设都是为了防范汉尼拔的食人行为等。

犯下滔天罪行的汉尼拔之所以未被联邦警局处以极刑，就是因为他疯癫的内心世界，心理专家一直希望通过对他的研究走入其中，但这种尝试无疑是失败的。反而汉尼拔在有限的自由中凭借超人的智商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操控着包括克拉丽斯在内的外界自由人。在克拉丽斯通过汉尼拔的提示获得破案线索的同时，她也沦为汉尼拔逃出监狱的重要砝码。

饰演汉尼拔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凭借在片中的出众表演而荣获奥斯卡影帝称号，霍普金斯仅仅30分钟的表演充分地展现了汉尼拔天赋的极高智商、分裂的精神世界与绅士般的气质，使汉尼拔不仅成为电影史上最富恐怖特质的危险人物，而且是一位令人着迷的疯癫者。霍普金斯曾言，我的方法很简单，我记下对白后分析、思考角色，准确找到角色的基调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霍普金斯丰富的舞台经验与天赋的艺术表现力无疑是其成功塑造食人魔形象的必要条件，甚至成为影片《沉默的羔羊》大获成功的重要助力。

（二）疯癫人性的隐喻

《沉默的羔羊》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好莱坞恐怖片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该片突破了传统恐怖片的局限，即将恐怖画面、惊悚音效与诡异氛围作为影片剧情推进与人物塑造的辅助手段，省略不必要的暴力镜头而专注于人物疯癫内心世界的呈现，使影片获得了揭示疯癫人性内涵的隐喻深度。

首先导演借汉尼拔之口，展开了对剥皮制衣的“野牛比尔”疯癫行径的分析。“野牛比尔”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分裂者并非变性态癖好者，“野牛比尔”之所以选择谋杀较肥胖的女性并剥皮制衣，根源于其童年的痛苦经历，幼年时的“野牛比尔”生活于继母的虐待之中而无力抵抗，这使他产生了对自身性别的厌弃与对女性性别的向往。在向多家医院提出变性要求未果后，“野牛比尔”开始寄希望于制作一件由女人皮缝制的衣服以实现自己成为女性的愿望。片中这一传统疯癫者形象源自现实美国社会中的三位变态杀人狂，其中之一即为嗜好剥人皮的艾德・格恩，这说明“野牛比尔”的疯癫行为并非空中楼阁，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经历对个体性格的形成及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片中的“野牛比尔”与现实中的艾德・格恩正是因童年悲惨的经历导致了疯癫的内心状态。[2]

与“野牛比尔”同样具有悲惨儿时经历的是片中另一位疯癫者汉尼拔，虽然在《沉默的羔羊》中无人能够走入汉尼拔的内心世界，以探析其中的奥秘，但导演在《沉默的羔羊》的前传《少年汉尼拔》中叙述了汉尼拔成为食人魔的原因与形成过程。汉尼拔不仅在二战中亲睹了父母的死亡，而且无力拯救自己的妹妹米莎被分食的命运，并且在他意识模糊之际被灌入了米莎的肉汤，亲人惨死使汉尼拔变得沉默寡言、喜食人肉，在成年后的报仇计划中逐渐走向彻底的疯癫。在影片中克拉丽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但细观之下也可发现她埋藏于内心的恐怖记忆，在汉尼拔的逼问下，克拉丽斯道出童年时因目睹羊羔被杀而深受打击，未能拯救濒死的羊羔导致成年后的她经常被伴随着羊叫声的噩梦惊醒，这也是克拉丽斯不顾一切接近危险人物汉尼拔与“野牛比尔”的重要原因。她疯狂而勇敢的举措背后是自我拯救的愿望，与片中另外两位主人公相比，克拉丽斯深受疯癫与恐惧折磨的内心最终通过成功解救凯瑟琳而获得解脱。

片中疯癫人性的隐喻作用不仅在于揭示疯癫者执著于疯癫行径的深层原因，也通过对被社会主流文化排斥的“疯癫”的呈现，而批判了现代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荒谬。汉尼拔在片中兼具杀人者与拯救者双重身份，克拉丽斯与凯瑟琳即为其所救，然而“疯癫”击败“疯癫”的剧情设置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讽刺作用与荒诞特性。汉尼拔之所以能够担任起拯救者的身份，正是源于他超人的智慧与理智的分析。导演通过汉尼拔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将疯癫与理性融为一体，这是否表征着人类对于疯癫的规约与恐惧就来自人类自身呢？其中之意引人深思。

三、结语

由乔纳森导演的《沉默的羔羊》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折桂多项大奖、引发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时隔数载的今日，《沉默的羔羊》依然作为电影史上心理恐怖片的代表之作，影片对于“疯癫”的深度阐释隐含着对现代文明的质疑，这种质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自我的视角。《圣经》中将芸芸众生视为羔羊，影片的题名即是源自《圣经》中“羔羊”的隐喻，[3]片中被“野牛比尔”囚困的凯瑟琳与被童年的阴影所困扰的克拉丽斯，无疑成为羔羊的代表，虽然她们最终获得身体或精神上的自由，但她们是否会就此告别沉默仍未可知。沉默的羔羊存在于剧中的同时，也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在理性规约下的现代人也面临着沉默之下的内心恐惧。

[参考文献]

[1]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1.

[2] [奥地利]弗洛伊德.释梦[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9.

[3] 洪佩奇，编著.圣经故事：多雷插图本・旧约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3.

[作者简介] 董芳（1972―），女，河北昌黎县人，齐齐哈尔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