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律法

中国帝制时代的律法及其实施具有怎样的特征？这其实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德国法学家韦伯就以“实质不理性”来予以描述，以区别于现代西方“形式理性”的法律。“实质不理性”表现为司法中追求实质的公道，在这一过程中伦理教化的色彩过浓；法规不够完备，尤其是对司法程序本身重视不够；法官本身获得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因此而具有不可预计性；皇权和行政对于司法干扰过多，法律和司法缺乏独立的特征。20世纪40年代，作者丁易为反对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专制，著《明代特务政治》一书，对明代专制皇权干扰司法的行径多有描述和渲染，指出明代由皇帝或者通过宦官直接控制的诏狱、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机构在侦缉和审讯中无视法律，极其嚣张。这为韦伯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韦伯的说法也受到中西方学者的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对中国传统律法体系和司法传统的误读。本文简单描述明代律法的修订与落实，以以上的理论讨论为背景。

法外用刑与《大明律》的修订

有明一代，《大明律》是根本大法。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花费三十年时间修订完成。朱元璋修订《大明律》的过程显得有些矛盾。朱元璋显然非常重视法律。在大明皇朝正式建立之前一年的十月，他就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开始《大明律》的修订工作。新年，大明朝建立，年号洪武。洪武元年正月就有《大明律》正式颁行天下。但是朱元璋对这一版的《大明律》并不满意。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不断地组织官员对《大明律》进行修改。他自己也对律法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和刑部的官员一起学习《唐律》，和修订《大明律》的大臣一起，对律文进行仔细的推敲。据说每一条律文拟定，他都让臣下挂在墙上，几经斟酌，感觉妥当之后再写入《大明律》内。明代中后期，天下官员多说《大明律》难学难懂，有一位叫唐枢的官员就让大家学习太祖朱元璋，说太祖皇帝当年就是用心来学习律意，设置律条的，天下官吏如果能和太祖一样用心，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抱怨呢？总之，朱元璋本人对于律法的修订是尽心尽力。几次三番修改之后，直到洪武三十年，也就是朱元璋去世的前一年，他总算认为《大明律》已经达到精良的程度，宣布《大明律》最后修订成功，颁行天下。

但是，一方面是对法律精益求精的追求；另一方面，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朝却充斥着法外用刑。也就是说，朱元璋如此重视律法，但在他自己却并不依据《大明律》来进行司法。知道朱元璋的人可能都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以法外用刑，而且是用酷刑著名的。苏州的姚叔闰和王愕，被朱元璋知道有才，被征入朝廷做官，这两个人不想去，结果不仅本人被杀了头，全家都被抄没。朝廷的御史，因为处事不公，被“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洪武朝著名的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中牵连人数之多，用刑之惨烈更为令人瞩目。时人记载，洪武朝甚至有“剥皮实草”、“铲头会”等匪夷所思的酷刑。而且朱元璋对这些法外用刑和酷刑的行用并不隐晦。他甚至将这些案例汇编成册，以《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逆臣录》等颁行天下，周知官吏百姓。

这样的矛盾行为该如何解释呢？朱元璋自有分说。首先，他说明自己也并不愿意法外用刑，酷刑天下。他这么做，实在是迫不得已。天下初定，乱臣贼子多，作奸犯科者多，所以一方面以严刑酷法进行惩治，另一方面也需要以严刑酷法的行用警示天下。其次，他认为自己作为开国之君，经历丰富，人情练达，所以在严刑酷法的使用中能够掌握分寸，不至冤滥天下。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即使法外用刑，也可以保证公平和公正。他修订《大明律》的目的不是为他洪武朝的统治，而是为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做安排。他认为后代的皇将从深宫之中长成，对于天下大事的了解不足，对人情世故的掌握不够，在阅历上和能力上都无法和自己比较。这样的皇帝如果法外用刑，行用严刑酷法就比较危险。此外，这样的皇帝也不具备修订精良法律的能力。朱元璋说，古代以来，制订法律的人，都是朝代的建立者。这是因为每个朝代的开创者看的人多，经的事多，对于法律的理解就更为深刻。因此，他用三十年时间修订一部《大明律》，为后世准备一部“永久之法”，是为后代的皇帝尽自己的责任。

基于以上的原因，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正式颁布之时，朱元璋宣布取消一切严刑酷法，规定后代皇帝以新定《大明律》为依据行事。他还明确规定后代不准修改法律，如果有大臣建议修改《大明律》的，要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最后修订的《大明律》总计460条，先列“名例”各条，作为总则，之后按照国家行政规制，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分类，分别有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有明一代两百多年，《大明律》没有任何改动。

条例的出现和汇编

《大明律》虽然精良，以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律来治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仍是件难事。《大明律》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也日渐明显：情重律轻或情轻律重，旧的律文失去效用而仍然存在，新的罪行出现而得不到规范。这样的情况下，条例开始在司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条例是什么性质的法规呢？《大明律》规定，法司定罪必须引用律文，如果《大明律》缺乏对应条文的，司法官员可以引用相关的条目作为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必须上报刑部进行讨论，再报皇帝予以确认这一司法的有效性。如果法司认为这样的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就会对案例进行抽象，形成相对简单的条文，奏准皇帝，通行天下司法官吏，在司法中予以运用。这就是条例。

举个例子。弘治年间，江西有个犯人江缘一，向母亲索要银两还债，母亲吴氏不同意，江缘一遂恶言相向，肆意辱骂，并将银两搜出取走。其母受气不过，自缢身亡。事发，将江缘一问罪。 但是《大明律》内并没有直接的威逼父母致死的条目。只有“骂祖父母父母”一条和“威逼人致死”一条最为相关。其中前者规定，子孙骂父母祖父母者，绞。后者规定，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法司引用子骂母律，定拟绞罪上报。刑部会审，认为引用不当，而且罪行重而处置过轻。认为如此穷凶极恶之人，不得保全身首。因此建议比照子孙殴祖父母父母一条的律文规定，将其斩首，并决不待时。这一决定得到皇帝批准，并由此通行天下，今后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的，均按这一事例定罪上报。

在明朝的前期，新的皇帝即位之后，都有将前朝条例废除不用的规定，明朝立国一百多年后，弘治皇帝即位，不仅不再取消前朝的条例，而且开始对既有的条例进行整编。弘治十三年（1500），以弘治《问刑条例》命名的明代第一个条例汇编正式颁行，条例总数二百七十九条，与《大明律》并行使用。这一条例汇编，在嘉靖和万历年间，分别有再次的编订，吸收新的条例。比如上述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一条，直接编入了嘉靖《重修问刑条例》。起初，《问刑条例》是单独编排的，万历十三年，修订万历《问刑条例》382条，这回刑部将条例编入《大明律》，分系于各法律条文之下，形成《大明律例》，颁布问刑衙门，永为遵守。

在《大明律》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条例的出现和行用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大明律》的内容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调整。而从条例到《问刑条例》，其实是一个立法的过程，是条例正规化的关键步骤。在条例的行用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实质的，皇帝仍具有关键的作用。皇帝的审核批准是一个必经的步骤。当条例进入《问刑条例》，司法官吏引用《问刑条例》中包括的条例时，就相当于引用律条，不再需要上报皇帝。也就是说，从条例到《问刑条例》，皇权对于司法的影响实际上有所弱化。

律法的应用

律法被赋予相当的重要性。从明朝初年开始，朝廷就要求百司官吏熟读《大明律》，通晓律条的意义，并据此处理相关事务。为了落实这一目标，都察院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员分别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进行每年一次的考察，官吏中读《大明律》不通的，要扣俸禄，甚至要被降级处理。明代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从最基层的知县开始，到府一级的推官，到省级的按察司，到中央的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专门处理司法的事务，但是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从理论上说，每个进入仕途的官员均有可能在某一阶段就职于司法机构，处理刑狱之事。因此，以上的规定，是针对百官的要求。

有明一代，无论是府州县还是中央刑部，司法官员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均需引用《大明律》的条文。缺乏相关律文的则引用条例。司法官员审理过的案件多有审核的步骤。以明代最基层的司法官员——县官和府一级的推官来说，除了杖罪以下的案件之外，其余审理过的案件都需要逐级上报。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以笞杖徒流死为主的五刑惩治体系，杖罪以下的案件，也就是罪行最轻的案件。上报的案件都要以规范的司法文书格式出现。从目前看到的明代司法文书比如《四川司法档案》来看，这样的文书大概由三个方面组成：招由栏、议由栏和照由栏，分别由“问得”、“议得”和“照出”引出。其中招由栏主要记录案件的起因及受理依据及经过，相当于犯罪的招供记录。议由栏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罪情，引用相应的法律进行定罪。照出栏中则交代与案件有关之事物或措施等。

嘉靖中期，四川夔州府梁山县贵溪里的陈林，充当本县永丰仓和儒学仓的仓库管理。按照规定，他应该按期将永丰仓的收支出纳情况记录清楚，如有将库存解送上级衙门的情况，则需要及时填写相关文书。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陈林不知何故，没有及时将有关文书送报，而且拖延时间长达十个月以上。夔州府因此将陈林问拟杖罪，并上报四川布政司。其中的司法文书中第一部分为“招由”，具体交代陈林的罪状。第二部分为“议得”，引用律文定罪：“陈林所犯，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有《大诰》减等，杖七十。系民，审稍有力，和候申详允示，纳赎完日，省发宁家。”“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是《大明律》中的律文，按律文规定，陈林应该杖八十。但是在具体的发落中，还有一些因素起到作用。首先是《大诰》减等。《大诰》就是上文提到的明太祖朱元璋时期颁布的《御制大诰》，一共三编。朱元璋为了鼓励大家学习《大诰》，曾经在洪武年间规定，犯罪的人家如果存有《大诰》一书，可以罪减一等。洪武以后，百姓人家存有《大诰》的其实不多，但是“有《大诰》减等”，却在司法实践中保留下来。“稍有力”是指陈林家里财力状况还可以，比“有力”差一点，比“无力”强一些，仍有实力赎罪，赎罪之后陈林就可以出狱回家。如果陈林家里财力不行，属于“无力”，那么陈林就要被杖责七十。这一文书的照出部分，交代陈林的诉讼费用为银一钱，赎罪的银两是一两三钱五分，两项费用须一起交到夔州府的永安库。

杖罪的案件如此，杖罪以上的案件中，律文的引用就更为重要。上一级司法部分对案件进行审核时，律文的引用是否合适，断罪是否适当，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其中引用不当的要问罪，收受了好处，故意引用律文不当的自然罪更重。虽然明代司法中，律文引用不当的仍大量存在，但是引用律文的要求、司法文书的格式化还是保证了律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而从上述的司法文书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司法程序的存在和重要。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专制政治是事实，皇权对于司法的干扰是实际的存在，但是即使是朱元璋这样强权的君主也承认法律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就以明朝一朝来看，律法及其落实也一直处于成长的状态，立法和司法等领域，均有逐渐的建设和成熟。这与司法领域内外的官员、朝廷内外对法律有兴趣有研究的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共同努力有关。比如，正是在司法官员不断的呼吁下，《问刑条例》才有初修和重修。在专制的框架下，法律领域中的这些具体的设计和实施，不同群体的努力和坚持，及其产生的效果还是值得我们后人关注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