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棋摊忆旧

我相信，大凡年逾五六十岁，且有下棋嗜好的上海滩男人，脑海里对沪上旧时棋摊，一定留有深刻印象。

所谓棋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条件好些的，由沿马路的底层人家开设，固定而风雨无阻；另一种足条件差些，利用街巷一角的空闲之地，用几块铺板、长凳一搁，周边用布篷一扯，阻挡日头或细雨，摆上十束盘棋，供人捉对厮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许更早些，上海的棋摊大多出现在俗称“下只角”的地方（当然，早期亦有淮海路附近的“凌云阁”、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以及其他较高档的少量弈棋之处），即“下里巴人”集居地区，且地块越陈旧、落后，下棋、看棋之人越多。

我自幼生长居住在沪西曹家渡五角场附近，就有忻康里弄口、余姚路口、长宁支路“臭河浜”菜场内，还有往东首的长寿路英华里弄口等众多棋摊。因为工作关系，曾在中山北路、交通路口的铁道边，因为岳母住于虹口提篮桥地区，也曾在小有名气的“下海庙”地段，看到过棋摊。那个年代，类似于这样的棋摊，星罗棋布于繁华人都市的角角落落。

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日要徒步从曹家渡和静安寺之间往返，忻康里棋摊临近曹家渡，是必经之处，那可是个摄魄的地方啊。只要放学路过，少不了驻足看一会别人下棋，哪怕是临近考试升学的日子。放暑假，我就去得更勤了。晚饭后，母亲要给弟兄几个洗衣裳，叫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乘凉，免得住一旁碍手脚。可我领着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走到棋摊边去，人家杀得精彩，我看得入神。时间稍久，两个弟弟待不住了，吵着要离开。起初，我不理会，但他俩接着开始像拔河似的将我从人群中往外拉。没办法，还足忍痛割爱，早点送他们回家。可由于母亲家务还未忙完，我少不了会受到责备……故而，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便是忻康里棋摊。

先说这个棋摊的方位和朝向。它坐落于沪西康定路和万航渡路交界的丁字路口，是个闹市地段，门面朝北。拐弯南首45路汽车站和东向的23路电车终点站，都距此地约二三百米，既小影响交通，又有熙来攘往的人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说是摊，其实是一家底层件户，面积约二十来平米。靠墙两边摆上两行棋桌，棋客只从中间走动。生意好的时候，一些上点年纪，且有点身份的人，也不惜从桌（铺板）下躬身钻入，坐到靠墙的空位，急着与人交起手来。再说老板娘，年纪大约四十开外，瘦高个，很精干，看上去笑容可掬，实则柔中有刚。她老是捧着一只满是棋子的旧淘米箩，从后厢房走进走出，照料生意和做家务两不误。那时的棋子全是松木质的，每天要被手摸上十来个钟头，污垢难免使红黑}昆淆，无法辨认。于是，老板娘少不了抽空用碱水洗刷，再用毛笔描上油漆。棋盘呢，全都用玻璃镜框罩着，“噼噼啪啪”的落子声彼伏此起，分外清脆。就如爱搓麻将一样，爱棋之人，听到这种声响，无不为之灵魂出窍。

坐着下棋，两分钱一盘。输者付钱，赢者不用付；和棋，各出一分。这叫“盘钿”，交于老板娘，经营谋生。读者朋友，可别小看那一两分钱，那时的工资低啊。大多人家一月几十元收入，要养活全家好几口人呢。常见这样的情形，有某高手连胜七八盘，负者付出一毛多钱，老板娘一高兴，还倒了杯白开水犒劳胜者，鼓励他继续奋战。水喝多了，可以从老板娘后厢房一旁的通道出去，到弄堂里靠墙的厕所方便。但要是谁输了棋，乘老板娘在后面忙活或借口“方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老板娘会用宁波话开涮：“娘希匹……”

其时，我尚年少，不谙世事。到棋摊去，只听得他们互相喊着“小宁波”、“老绍兴”、“阿三头”等。有一个患中耳炎的棋迷，右耳口长年淌着些许浓水，缘于这个“标牌”，众人都唤他“烂耳朵”。他倒毫不在乎，乐呵呵地应着。抑或沉浸在棋局里，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坐下来，能赢棋，就是“硬道理”。记忆里，他倒是此棋摊的一位上手。我还喜欢看一位人家尊称为“老陈阿哥”的下棋。也许他工作辛苦，也许用脑过度，又也许营养不良，年纪约摸四十出头，头发已稀疏不堪，夏天戴一顶浅灰色网眼的八角形帽子，远看似长征路上红军模样。他的烟瘾尤大，那黑乎乎的门牙、焦黄的手指，便是明证。他棋风犀利凶悍，熟谙各种杀法，故看他的棋有劲道。当他杀得得意时，会哼上几句京腔。如果唱到《空城计》里“我正住城楼观山景……”那就快要入局了。听人说，“老陈阿哥”是附近一家毛纺织厂的机修师傅，三班倒，除了上班、睡觉，时间几乎都泡在棋摊上了。自‘几次，老婆还用饭盒送饭到棋摊上呢。“老陈阿哥”，棋艺上乘，棋品也好，在这里数一数二，且带有权威性。

有一年夏日午后，一个外号叫“一扫光”的高手，从远处到此地，一连杀败了好几个本地大将。“老陈阿哥”因为中班，未来棋摊。此事传人他耳里，约好再战。是日傍晚，观者如堵，老板娘索性找人将电灯用竹竿挑到人行道卜，供人围观。后来连附近的交警也奇怪了，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凑近一看，原是下棋，笑笑离去了。“一扫光”下棋，不急不徐，老练沉稳，擅用反宫马布阵，柔中有刚，防守反击，加上中残局功力特好。而“老陈阿哥”的棋风以刚烈见长，难免易折，几番交手，还亏了两盘。本地棋迷，犹觉脸上无光。那个时候，下棋人，只知道“杀”，缺乏解拆、研究，更无大量资料查阅，琢磨对策。“本地”亏了，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每到深秋入冬，老板娘会将装有玻璃的门板安上，以防北面冷空气入侵，室内暖了许多。寒假里，我当然也是常客，偶而也坐下下两盘，但只挑那些“软柿子”对于，一来自己水平尚低，二来囊中羞涩，零花钱无多。大多时间作壁上观，年轻，站得动。下棋人，抽烟者居多，那时不懂“二于烟”的危害，长时间看得入迷。有时，反还觉得有人吸板烟斗、雪茄，其味尤香，闻着氤氲之气，助长棋瘾……

年复一年，岁月锋利。那棋摊上操一口宁波话的老板娘终不知所向，老棋迷也一个个不见了踪影。多少年了，相互间也不知晓姓甚名谁，只记得“老绍兴”、“烂耳朵”之类，喊得亲切上口的绰号诨名。几十个春秋冬夏过去，那宁波老板娘的“大本营”——棋摊，也因旧区改造，老屋动辽，被夷为平地。这块老上地上的四邻八舍都被辽往市郊，甚至更远。推上机、打桩机，一阵轰鸣之后，渐而矗立起了高楼大厦。从此，往昔棋迷簇拥的景象，被现代化宏图所替代。

如今，尽管市面上开设不少私人经营的桥牌室，但那里面传出的是“哗哗”的麻将洗牌声。即便有个别外地朋友开的棋馆，可那怎么也还原不了近半世纪前，极具市井气息、草根色彩的棋摊氛围。我，每念及此，思绪难平，情不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