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火鲤鱼》的臆想叙事及其审美偏失

一

在《火鲤鱼》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姜贻斌保持着他一贯的楚湘地域文化特色。这一次他把故事放在了湖南一个叫做“渔鼓庙”的小村落里，把目光聚焦在这片穷僻之地的生命个体以及他们的命运流变上。小说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章节划分，以人物命运为叙事中心，用几个不相邻章节完成一个人的命运，为读者展现出一组关于生存、追求、爱情、家庭、命运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作家的艺术创作之外，还充溢着大量他关于渔鼓庙的真实记忆，对于曾经生养过自己生命的土地和人们，我们可以感觉到来自作家饱满而又深沉的情感。就比如几次谈及雷公山的葱郁不复、看到邵水河的清澈无存，以及感慨儿时最美好的回忆——沙洲的红颜不再，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无限的痛惋和忧思。人至中年的作者，对时间、人生、宿命都有了更为理性而深刻的思考，同时也感觉到更多无能为力的无奈和难以言说的困惑。所以他不再满足于惯常对人物进行的生存状态、性格以及人性等方面刻画，而是将思想更多地贯注在关于时间和宿命无常演变的思考上，开始了对相关人生命题更为深层哲学性地探索。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但是想呈现给读者一些故事，同时也是去完成一种自我记忆追思，去解答一些自我内在困惑，去实现一场自我心灵对话。

在《火鲤鱼》中，除却一般叙事，作者在一些情节上还采用了一种“臆想”型叙事方式，即对于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未知命运，作者通过文中“我”的主观猜想来建构故事，并在其中掺杂有大量“我”的幻觉、梦境，甚至是通灵般的情景，但总体而言，都是来源于“我”的臆断和想象。作者希望以这种“虚写”来补足“我”对某些未知故事的探知需求，希望以“我”的臆想来打开更大的叙说空间，同时也是作者找寻到通往自己内心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叙说方式。然而，这种叙说方式的创新虽带给了读者新的阅读体验，同时也为作者在写作中实现了某种自我突破，但不无遗憾地发现，这种突破和创新是否成功还有待商榷。

小说中，作者并非对所有人物都采用了“臆想叙事”，“臆想叙事”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水仙和银仙、三国、苦宝、雪妹子、乐伢子这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对于水仙和银仙当年离家出走情况以及现在生活状态的猜测、对于满妹创业发家的想象、对于乐伢子得病早逝的臆断等等，“臆想叙事”把“我”置于一种“全知”般的状态，不能被知晓的故事都在“我”的臆想中得以完成。在“臆想叙事”中，“我”仿佛长着一双透视眼，具有穿透一切事物和洞察所有人物心理的能力，总是以异常自信的口吻将“我”的臆想强加给读者，然而，“我”头脑想象的、“我”眼睛看到的、“我”嘴巴叙说的，常常让我们有一种随性恣意、信口言说的感觉，似乎“想到一出是一出”。其中很多臆想显得平庸乏味、凌乱混杂，缺乏小说本应具有的合理性和紧致的逻辑感，因此也就未能给予故事以构思巧妙的情节，未能对故事中人物以精准的心理把握，也未能给予读者以广阔的阅读想象空间。“臆想叙事”不但没能成为帮助整个作品通向审美的一个分支助力，反而还成为了作品通向审美的某种阻障，因而可以说《火鲤鱼》在艺术创作的整体审美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偏失的，归结起来，主要是在故事合理性架构和人物内心刻画两个方面。

二

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介入到渔鼓庙的历史和现在里去。“我”行走在渔鼓庙，用“我”的记忆重绘渔鼓庙旧日里的人和物，用“我”的眼睛观看渔鼓庙的现在，用“我”的嘴与现在的渔鼓庙交谈，同时，还用“我”的臆想架构那些不被知晓的故事。关于水仙和银仙、苦宝、三国、雪妹子、乐伢子，他们的未知之事和未解之谜，都是在“我”的臆想中，得以知晓和解答。然而，这些由“我”臆造出的故事，有些因情节不合理而显得牵强，有些因逻辑太过跳跃显得突兀，还有些因其莫名其妙显得荒诞。“我”的这种自想自猜自说自话，仿佛在读者和作品间形成了一个屏障，产生了一种隔离感，读者总是透过它再去贴近作品本身，从而也就更难以跟随这样的叙说一同进入到故事中去。这样的叙说方式使得这部小说更像是一本私人日记，里面充满了作者个人化的幻想以及自我安抚般碎碎喋喋的絮语，而小说的故事合理性和逻辑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比如对水仙和银仙几次由臆想展开的故事，都因缺乏故事基本合理性而给人以莫名其妙的感觉。对于“我从来没有见过水仙和银仙”，其中一次幻想是在“我们兄弟五人来到离别多年的渔鼓庙，看望那些老邻居”时，“我动了一个心思，去寻找水仙和银仙打卦的地方。尽管我不清楚她们坐在哪个位置，仍在一厢情愿地寻找。我是凭着感觉寻找，凭着她们留在这山上的气味寻找。”“我站在一块石头旁边，这时，我隐约闻到她们身上那种鲜嫩的青草气味，那股气味在这块石头的周围飘荡，若有若无。我十分惊喜，想高兴大叫。我认定，这就是水仙和银仙的打卦之地，是她们密谋的地方”。还有一次是我臆想在乌鲁木齐的街头偶遇水仙这一段。“我”看到街头等车的陌生女人觉着十分面熟，继而跟踪。当“我”一路循着“她身上发出的鲜嫩的青草气味”追踪到她家时，听到有人叫她水仙，于是“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水仙，难怪这么面熟，难怪那种气味是这样的熟悉，这肯定是多年前从渔鼓庙逃走的水仙”。这两段以因“青草气味”而展开的臆想故事，着实让人感觉生硬、牵强，甚至可以说是荒唐。虽说是臆想，虽说作者也许在其中隐藏了某种指代内容，但不论其存在怎样的指代内容，或是具有怎样的象征和引申涵义，但在基本的故事上，还应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而非梦呓般自说自话。故而，“臆想叙事”之于故事是具有破坏性的。

以乐伢子的故事为例。在他的故事里，因“臆想叙事”而使故事缺少基本合理性体现得就更为明显。天性胆小的王老师，在乐伢子的帮助下，逐渐练大了胆量。然而，不久后王老师开始和窑山机电工人常有生谈起了恋爱，一次约会中，常有生想强行与王老师发生性关系时，出于自我防卫的王老师在反抗中用石头砸向了常有生的头部，致使常有生毙命。案发不久，经警方调查该案系王老师所为，继而王老师在宣判大会上被宣判成了杀人犯，之后便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段故事的不合理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王老师想阻止常有生的侵犯，“只是想教训他一下而已”，所以才摸起一块石头砸在了常有生头上，仅仅是这样的一个防卫行为怎么可能将人砸到“血肉模糊，白白的脑浆水也砸了出来，惨不忍睹”呢？其二，王老师并非故意杀人，属防卫过当，应该不至于罪获极刑的。而小说中“我”的臆想却让王老师成了罪不可赦的杀人犯，并被执行了枪决。显然，“我”的臆想在乐伢子的故事里，没有给出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这样“臆想”和我们的一般认知情况是存在偏差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甚符合日常情理的。用这样的情节去架构故事，显然也是难以让读者接受并产生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