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牵挂

我的《皇天后土》1996年12月初版，小有影响。1998年4月，意外地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媒体一宣传，颇热了一阵子。当时，多家报纸让写“体会”、“经验”、“感想”之类的东西，我只写了一则题为《获奖者说》的小文，内有如下的话：

我之所以被看上，盖缘于我是“乡下人”，“乡下人”只能提供土特产。评委们面对各地供奉的锦绣文章，好似面对满桌珍馐美味，生猛海鲜、饫甘餍肥中，看见我的一盘马齿菜、几个高粱面窝头，就觉得稀罕，就吃出了另一番味道，便会自言自语道：“嗬，这个周同宾还有点特别的东西咧。”于是乎，得奖了。

这是实话。我出身农家，祖宗八代都在土里刨食。农家事多为辛酸事，家族史就是苦难史。人间几度沧桑，农民总是贫穷，由贫穷又派生出更多困窘。苦日子的滋味何曾遗忘，庄稼活的疲累感同身受。虽然自己早已进城，但那颗心仍拴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对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一直怀有先天的切切牵挂。理所当然地，我的作品也就多写农村，不厌其烦地述说庄稼人的种种情怀。写了百余篇后，不知读者以为如何，自己却越来越不买自己的账，深感还没有写出农村的真实，没有写出农民的肝胆肺腑和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为了变变套路，才写出这个口述实录的系列。显然，我那些东西题材不时髦，手法太老旧，这个系列的语言更是土得掉渣，就从未奢望会有多大反响。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反倒成了“另类”，才受到关注。

十度寒暑过去，这书得以再版。抚今追昔，感慨颇多。首先，越发认定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别人从未做过的事；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采访，五更黄昏，点灯熬油写作，吃苦受累，耗力劳神，都值得。我毕竟为一批农民留下了心声，即便再过许多年，人去了，话仍在纸上鲜活，可为后来者保存一份不可再有的标本或档案。每个人的一生，无论伟人或者草民，都是一本大书。伟人的书可能跌宕起伏，事关大局，却很难切近社会底层。草民的书虽然不免琐屑，缺少波澜，但呈现的倒是生活的细节，细节最能反映时代的底蕴、历史的本真。这一代农民，从传统的农耕文明中走来，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老牛木犁疙瘩绳，面朝黄土背朝天，蓦地面对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商品大潮汹涌澎湃，新生事物纷至沓来，不能不惊诧，困惑，无奈，茫然，陷于左支右绌不尴不尬的境地。十年后的今天，大环境确有改变，比如农业税已经取消，《公粮》里的史中道不必再愤而“抗粮”，“雇工不能超过三个”的规定已经失效，《地气》里的卫振杰不必担心“雇多了就是剥削”；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认知标准、道德规范，乃至话语系统、言说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农耕文明造就的传统农民依然用固有的路数观照世界，表述世界，看待自己，解释自己。传统的势力很顽固，旧有的观念更新难。80年前，鲁迅先生曾沉重地慨叹“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到今天，情况似乎依然如昔。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可以肯定，传统农业进化为现代农业，传统农民进化为现代农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乡下人的别扭、不适应、无所适从，还将持续很长很长时间。这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乡下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喜所忧，所爱所恨，无不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今人有必要认识他们，后人有必要记得他们。要认识，要记得，我算是提供了一批原始资料吧。

要写这批作品时，正巧，上司安排我下乡“挂职”，名义是副镇长，实际上不管事，白天去农村串，晚上回镇政府，在招待室高吊的电灯下，几百只扑灯蛾的干扰中，边擦汗、驱赶蚊子，边回忆村民的谈话，匆匆做笔记。这个系列的大部分篇章，都是依据当时的笔记整理而成。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底层民众传神，势必得多付出几分艰辛。亏得那时年轻，精力脚力正好，写作热情正高，才有条件干成了这个自己派给自己的活儿。直到今天，犹然感到欣慰。近些年，都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乡下的事情令人忧心。所幸的是，国家重视“三农”问题，可惜的是，作家对此多不关心，写庄稼人的有分量的作品实在太少。文学的市场化，造成了题材的市民化，与时尚、摩登、新潮无缘的寒伧的村夫村妇就必然难得作家青睐。想到这，不禁有几分自豪，我毕竟为饱经忧患的父老乡亲说了话，尽管远远没有说到家，我毕竟还没有忘记养育了我的土地，尽管这些年下乡走动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