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让之要在于协力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礼”本来是指“敬神”，后来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例如，在《左传>中就有“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的记载，说的是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的事。其实，就在这个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伦理道德思想，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法家以“礼”为最高道德准则，而儒家则提出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墨家也提出了“义”是最高道德准则，道家却把“道”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等。其实，就其整体而言，不论是“仁”、“义”，还是“道”，都与“礼”有着内在相联系。例如，以管子为代表的法家把“礼”放在了包括“义、廉、耻”在内的“四维”之首，旨在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约束和制约，注重于“礼”的外在规范形式，即外在的法度。而儒家则认为只有人的内心由仁义培育出来的自觉规范才是“礼”，老子、庄子强调“道”的本质就是“无为”。所谓“无为”是指对“道”的一种自觉遵循，因此，人的德性也应该是崇尚“无知”、“无欲”、“无为”。一句话，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重视人的道德教化，实现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生活上的平等，以维系社会的秩序和个人心性世界的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思想相互融合，便形成了一套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要共同遵奉的仪式，如婚礼、丧礼等，并且逐渐发展为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这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礼。”可见，所谓“礼”，“谓制度品节也。”综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无论是远离我们几千年的古老时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无论是在偏远闭塞的山村小寨，旷远的草原牧场，还是在繁闹的现代化城市的大街小巷、平民邻里、居室小家；无论是人口洋洋的汉民族，还是人口较少的各少数民族，天地之间，人群之中，都无不有一条摸不着的，却从未被切断的如清清溪流一样的东西，始终浸润着各族人民的心田，荡涤着各族人民的灵魂。即使是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它虽然惨遭“横扫”，却未能从人们的心中“淡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坚守和传承的“礼”文化。这种“礼”文化是在艰难地对接和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实现了更新和超越，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中有了创造和发展，我们应该珍惜。

孔子曾经说过：“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他告诉我们治理一个国家要坚持“礼让”的原则，如果不能用礼让的态度来处理国家的事情，那就会失“礼”的。那么，“礼”是什么呢？根据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论述，就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说的大一点，就是协调社会、民族，乃至国与国之间利害关系的原则，即是以调和损益、斟酌得中为贵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都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时，就要用“礼”来中和这些矛盾和问题，调整其偏差，以实现和平。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所以，孔子又接着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先代传下来的“礼”，虽然是美好的，但如果不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死搬硬套这样的“礼”来求“和”，不一定行得通，而是同时要用“礼”来节制。显然，孔子讲的“礼”，是指春秋时期的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有现代人的思想，但就其“礼”的基本思想而言，依然是有着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传承者“礼”文化，铸造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而绵延不辍。

一、“礼”是一种亲和剂

我国各民族的在现实生活中，无处没有礼，无时不用礼。“礼”不仅形成了一系列的外在规范形式，而且通过这种形式而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由内心的仁义，并衍生出自觉的行为规范。藏族叫[gaiwa]，蒙古族叫[jos]等，而且祖祖辈辈都用“有礼者多助，失礼者寡助”之类的谚语教育自己的后代，在蒙古语里，对“礼”作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仪式”，“是表示尊重的态度和行为。”可见，“礼”是可以具体实践的社会规范，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就拿人所经历的出生、婚姻、丧葬的人生三大事变来看，每一个事变都有一定的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育、婚礼、寿礼、葬礼等，都在每个民族中有着约定俗成的规则，基本上成为一种制度。例如，青海省安多藏族在历史上基本实行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并且从求婚、订婚到结婚等整个过程，都有着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如提亲、聘礼、嫁娶、下马仪式、阿香等，都是必行的礼仪要求；一个小孩的出生也有“坐月”、“看月”等礼仪活动。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等，同样都有一套完整的“礼”文化习俗和制度，而且，各民族之间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和内涵，集中地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生命的珍爱，表现出坚守个人与他人的“礼之用，和为贵”道德准则和“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省也”的思想。尽管各民族的语言表述不一定相同，但其内核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和”的传统观念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不但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特别是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对待自然生态的问题上更有独到的见解和文化习俗，即文化规约，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物我同一”的自然观念。在这种观念的规约下，使“和”的传统观念就自然而然地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礼”文化与和谐思想。所以说，“礼”是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凝聚力的文化元素，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程度的体现。

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之为“礼义之民族”，就是因为她有着历史悠久的礼文化传统，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之下，才有了世世代代的传承，乃至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礼文化。这种礼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和说教，而是付诸于实践的规范和规约。我国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礼仪要求，规约人们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爱护自然，以及婚丧礼仪的习俗和规约等，都要求讲究“仁”，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也就谈不上“礼”。正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讲“礼”，就必须节俭而不可奢侈，即使是举办葬礼，不仅要求礼仪上的完备，更重要的是要从心底里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悲哀：爱护自然，就必须遵守自然规律，珍惜、保护一草一木、一水一溪、一山一谷、一石一沙，于是也就有了许多相应的习俗规约，如，不准猎杀孕兽、不准污染一切水源、不准损坏草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