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威权模式“污点”

威权体制僵化，政权合法性逐渐丧失

埃及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制度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长期。政治结构中总统独大，议会弱小。作为总统制国家，总统拥有巨大的和立法权。几乎所有有影响和有权力的国家机器实体都正式或者非正式地隶属于总统办公室。与此相对照，埃及立法机构不能监督行政部门，因为立法机构的绝大多数席位都被民族所控制。议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没有立法和监督能力的傀儡机构。

严格限制政党政治和政治参与，反对派活动有名无实。埃及的多党制是“自上而下设立的多党制，并且强加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以阻止那些受大众欢迎并且有潜在竞争力的组织的出现”，在穆巴拉克执政近30年期间所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偏向于控制而不是促进埃及多党制进程的发展。

政府牢牢控制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变革重大方针政策方面，经常性地使用压制性政策。到穆巴拉克时期，则是频繁地启动紧急状态法对待。自从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之后，埃及的紧急状态法每三年就重新启动一次，它赋予政府控制各个层面的政治活动以合法的权力，包括那些被正常限定的政治议程。

规定的公民权利与自由无法兑现，甚至出现恶化。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最低也突出反映了这一政治结构的现实。作为在中东较早宣布男女平等的共和制国家（世俗化程度在中东为最高），其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仍然很低，远远落后于叙利亚、突尼斯、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甚至也落后于摩洛哥、约旦等君主制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据《阿拉伯战略报告》统计，在87个国家中，埃及妇女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排名仅名列第75位。

民生问题恶化

世界历史进程表明，任何一场成功的现代化首先应该是经济上的起飞，物质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推进的动力和基础。但是，来自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内在的不平衡长期以来严重影响着埃及的发展。即使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这种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穆巴拉克上台之初，埃及GDP增长率是8.1%，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下滑为3.3%，新世纪初则为4.9%。与此相对照的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5.7%，上升到90年代初的10.8%，新世纪初为9.1%，可谓居高不下。

1990年代以来，埃及开始执行所谓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试图通过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来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然而它给埃及带来的并不是想象的繁荣,而是裙带资本主义与掠夺性外资相互合作，而民族工业被破坏殆尽，埃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是，埃及甚至将公共社会服务私有化，结果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随着城乡新一批贫困者阶层的产生，埃及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趋于严重。显然，如此腐败的政权已经在埃及人民心目中名誉扫地。学者指出，不管华盛顿收买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动用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动摇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决心。

威权统治的产生，无疑有着经济方面的深厚根源，这是以埃及为代表的广大中东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完全不同的情况。庞大的中青年人口规模，不景气的经济造成了埃及的高失业率，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问题都是导致埃及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威权主义建立或者强化的理由。从国际角度来看，时过境迁，经历了英国殖民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埃及人在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猛然发现了自己的落后。尽管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曾经走在了很多国家前列，但在二战后全新的现代世界面前，埃及并不比任何一个地区内的中东国家更为先进或发达，现代化的重新启动要求政府去弥补早已失去的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它要去维护秩序、加强民族认同感、支持新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形成，还要帮助人民清除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记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确定发展的优先领域等等。

但加强政治控制毕竟不是长远之计，相反，如果在加强控制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而只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长期化和普遍化，那么有利于威权产生的土壤也就会蜕变成腐蚀威权的温床。埃及威权政治的发展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在政改的道路受阻无望，而经济改革又接连遭遇失败的情况下，埃及反对派活动开始迅速增长。人们终于在去年“1·25革命”中看到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埃及。“1·25革命”以反对穆巴拉克连任或者把职权交与其儿子加麦尔为目标，是1952年埃及革命以来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子承父业的所谓“共和世袭制”政治模式非常难能可贵的自我修正。从“1.25”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埃及民众显示出了作为古老东方大国的气度与成熟，埃及人民在革命中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关怀。目前埃及新总统已经产生，穆巴拉克政权的最终归宿必将启示未来的埃及新政权必须走改善民生，扩大民权，促进和谐之路，因为毕竟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作者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责编/刘建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