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看城市化与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变迁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三元里、石牌村等在十几年内就成为市中心,居民的生活观念、效率观念、群体观念、体育观念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的今天看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个艰难、悲壮而又复杂的历程,为我们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方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领域。

关键词:城市化 传统体育 生活方式 变迁

21世纪的我国体育正在与国际接轨,以适应政治化体育向适应服务经济型的转化,“健康第一”的思想巩固了人们对增强体质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了体育生活方式;我国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变迁成为我们社会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为了研究的需要,对中国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进行阐述。

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与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变迁之路

1840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无情的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华民族步向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继建立,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被引进。同志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随着传统宗法社会结构的日益松弛和小农经济的破产,越来越多的农民生活困难,加剧了社会动乱的程度,建立在此基础的传统体育也面临着危机。

(一)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工商业的从业人员,中国近代城市化历程自此开始。

广州市三元里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抗英斗争中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三元里人民一向喜爱武术,早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前,就成立了很多“社学”“团练”等组织,“社学”原是“学人课艺”“绅士讲睦”和“御盗贼”处所。“课艺”和“御盗贼”说明这种组织具有讲武的性质,是有武术活动内容的。随着西方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人口开始流入城市各行业;原有的农村练武传统被带入城市的各种工商业行会中。如:清末广州行会中的武馆组织与村社练武组织非常相似,但已不再具有宗法性质。20世纪50年代的一份调查显示:清末广州“机行中的武馆多至几十间,机行中每人都学会一些武术。……工人在工余时间,常请武术拳师到馆教武艺,但学武是自愿的。”

西方教会的传入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19世纪时,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中国民间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也威胁到许多依附于民间信仰的庙会活动和香会组织。与经济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教案越来越多,带有秘密宗教色彩的练武组织成为许多地方民间从组织和精神两方面自卫的重要武器,为苏、鲁、豫、冀等地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1896年,大刀会卷入反洋教的斗争,失败后,并一度停止练武,有的成员为躲避迫害,加入洋教,自然就脱离练武。

(二)1903年,清末“新政”的全面推行,严重影响了传统体育的生存根基和发展的命运。

1.废绿营。清政府自甲午战争后,就开始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1903年决定全面裁减绿营,编练新军。这样,百姓通过练习传统武术以求升迁的路就基本被堵塞了,武术传统的教育功能不复存在。

2.兴新学。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科举制度随即废止,这对武术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各级学校必修体操,取代了传统体育武术的地位;二是科举制度的废止,社会人民凡欲以武取功名者,遂多改事他业,如经商(霍元甲)、当武术教师或充当私人保镖(五四前后孙派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的孙子孙务滋,在太仓中学任武术教员,应前清江苏巡抚的聘请,业余时间做其内家拳教师)、到军中任武术教官(1919~1920年间,孙禄堂的二孙子孙存周应25军2师8团团长施承志之请去杭州教内家拳)20年代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成都等许多城市武术组织蜂起,为首者多为武术世家传人。

3.禁淫祀。对以庙会为主要活动中心的民间练武组织带来极大冲击,这些组织的教头们又成为城市武术会的主要来源。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城乡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从组织形式到功能活动方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体育由自发、松散向组织严密的方向迈出第一步,由其根生、发展的乡村社会开始走进城市,虽然不是主动的。

(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传统体育的开展

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鱼肉百姓,糟蹋中华大地,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从1839年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广州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不同程度上都是反帝反封建的突出表现,对中国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元里抗英斗争胜利后,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广州一带的社团纷纷改组为以练武为目的的新社团。义和团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的爱国武装斗争组织,从山东、直隶一带民间操演拳术的结社组织逐渐发展起来的,组织十分庞杂,但大多以操演“神拳”、反对洋教为号召。1899年,山东巡抚张汝枚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义和……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合,比较拳勇,名曰亮拳,……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此对传统武术的影响有:盖因义和团起事,唯持刀枪棍棒各器械,且其平时操练亦是武术,故政府即以为民间按自由存置武器,堪致巨变,遂严禁人民存置武器,武术因亦大受影响……又各村镇庄乡,经此巨变,藉武术之力得保平安者,亦不少。此等庄乡对于武术教育,惟不见退化,反从此愈加进步。”

在民族危机之前,村社之争或宗族之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一村一姓的自卫让位于区域防卫,从而导致传统体育练武的宗法或宗教色彩进一步淡化,纯粹“练武防卫”的性质加强;使得中国乡村传统体育武术为体育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传统体育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曾经抗拒变法维新的清政府终于不得不开始实行更大胆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未能挽救封建王朝的覆灭,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却使现代教育和体育制度终于得以在中国确立。

(一)“土洋体育”之争与中国传统体育的初步现代化

所谓“土洋体育之争”是指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炮火打开中华民族的大门,冲击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传统文化,两种文化冲突的一个侧面的表现;中国自古没有与“体育”相应的概念,现代体育是从西方传入的,传入之初就有人对东西方体育进行比较。1897年何炯就问道:“近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王维泰也认为“体操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

日俄战争中,日获胜后更引起国人的注意。不少人认为日获胜得益于武士道:“日胜俄,实得力于柔术。日之柔术,因胎孕于我国之拳艺也,其收效也如是。”1915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委托北京教育会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教育部当年就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武术从此成为体育课的内容。

围绕武术而展开的“土洋体育”之争,在碰撞与冲突中沉浮,凝聚成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它敦促人们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对武术进行时代审视。

(二)国术馆的建立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国民政府通令各地设立相应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至1933年底,全国共有25省市建有国术馆,县级国术馆达300余处,许多区、乡也建立分支馆所,仅青岛一市就有国术训练所83处。国术馆的建立在推动对传统体武术的整理和普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3年的《中央国术馆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宣言》中亦云:“所谓民族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体育也……不独在运动上具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

此外,国术馆还组织武术比赛、举办期限不等的各种武术训练班(所、队、社)广设武术辅导站,派人到机关、学校进行辅导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战前,中央国术馆各类学校(不含1933年后创办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培训过的学员达三、四千人。这种形式的培训效果是中国传统武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对社会武术向体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民国期间,中国传统体育在民间流行

1.民俗活动中的传统体育的流行:在传统的节日庙会等民俗活动中体育是重要的内容。在各种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重阳、中秋等)宗教纪念日(四月初八、腊月初八等)以及庙会(如药王庙会、关帝庙会、东岳庙会等)活动中,演武、舞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放风筝、抖空竹等十分普遍。

2.民间拳社的发展:乡村拳社多以宗族为基础,聘请拳师,忙时务农,暇时习武练拳,农闲或庙会节庆走乡串户表演武艺等;城市拳社多属行会;部分具有现代体育社团的性质,如精武体育会等。

虽然民间拳社的组织规模、师资水平与国术馆有较大差别,但由于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发展也较好。民间拳社以习练传统武术为主,城市中的这类组织在形式与活动方式等方面逐渐向现代体育组织转化。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旧变革之期,武术也开始了它有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变。

三、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中国传统体育生活观念的演变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经百年耻辱的中华民族通过自强不息,艰苦努力最终实现民族复兴。

(一)建国初期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以体育思想为基础的、追求体育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政治功利性的价值取向的时期

由于体育思想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因此在体育的形式上,他不像传统体育卫道士那样竭力倡导国术、静养,而提倡西方式的运动形式(动,竞争)。但在主张竞争的同时,从不一味地强调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而始终强调增强人民体质,从不主张为体育而体育,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在体育的深层价值上,反对西方个人现世娱乐观,坚持儒家“修身以治天下”的最高境界,始终强调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和政治功能。1949年在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人民健康和利益服务”。(新体育杂志1950年创刊号)。后来又经过给体育运动的题词、推广劳动卫国制度、建立职工体育协会和学习前苏联体育教学大纲等一系列措施,大众健身型体育在工矿企业、城乡农村和机关学校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切勿忘记,当时是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历史环境中,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氛围中搞我们的大众体育。这与我们今天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有着本质不同。

从用“小球转动大球”借乒乓外交打开国门,恢复了与美国等国家的正常关系,到1974年参加第7届亚运会,甚至1979年为回归国际奥委会所作的努力,再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题词,无不反映了体育要为政治服务的精神。

(二)“十年”中国进入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

在“”的这段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运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甚至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通常也冠以政治运动来运作,在政治化的生活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器曾长期灌输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区别于这种方式的开放的、进取型的、个性化的选择,都会被当作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中国的教育、包括体育遭受了“灭顶之灾”,在这期间,只有一些“革命性”的群体活动得以畸形的狂热。如:语录拳、语录操、忠字舞,这是特殊背景下一种奇怪、无奈的选择。

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翻天覆地,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也在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时期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80年代以来,如:广州市城市化中,以石牌、三元里等为代表的城中村绝大多数居民已经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几乎全部以出租房屋或从事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为主要生存手段,家庭收入中集体分配和私房租赁收入已占60%以上(部分达100%)产业结构非农化,经济效益多元化,大部分产业结构已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尤其是以出租仓储、厂房、商铺为主的第三产业。到九十年代中期,三元里第一产业只占总收入1%,只有140万元,第二产业占30%,收入3540万元,第三产业占69%。收入1.81亿元。三元里经济在城市化进程中取得快速的增长,为社会体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以来,中国全面进入以公民自主参与为特征的社会体育阶段

1995年《纲要》颁布以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对健康的理解更深刻,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体育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伴随着人文思想的逐步深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正如胡小明指出的:“我国的体育正在由‘工具’变为‘玩具’。”一句很调侃的话,道出今天的体育越来越关注人的需求,参与体育活动的体育人口不断增加,活动方式日益多样化,为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

现代体育在以尊重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同时富人们的生活。体育作为社会文化范畴,日益成为人们余暇生活的重要内容。生活方式是社会整体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千姿百态的变化,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发展密切相关,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人类与社会对健康和发展的高度重视,现代社会,由于人口的高度密集,个人健康问题常常是人们十分关心的、普遍流行的社会问题。体育正在积极调整着社会的健康状况,减少和避免各种流行病、职业病的发生和发展,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延长人口的预期寿命。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的现实任务和历史责任已经严酷地摆在健康工作者面前,而体育运动在关照、监控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方面所起的特殊护佑作用,是其他活动不可代替的。生活节奏的加快,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物质财富和余暇时间必须付出的代价。体育运动和身体娱乐则是人们在调整、顺应新的生活节奏时的重要辅助手段。

21世纪的我国体育正在与国际接轨,以适应政治化体育向适应服务经济型的转化,传统的健身价值已经转化为健身、健心、娱乐等多种价值并存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有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有时间积极进行休闲活动,体育必然成为人们的首选的方式,良好的体育生活方式是人体健康与延年益寿的保证,倡导与养成文明、健康、科学的体育生活方式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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