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玉带文化

辽朝（907～1125年），是中国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上京。916年建年号，947年辽太宗定国号为“辽”，辽景宗时期经过励精图治，国力大增。辽圣宗时大举南下入侵宋朝，发生了澶渊之盟，此后辽宋关系比较缓和，辽朝国力也日渐强盛。此后的皇帝统治腐朽导致国势衰落。983年辽圣宗曾复更名“契丹”，1066年辽道宗恢复国号“辽”，1125年为金朝所灭。

史学界对“契丹”的含义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镔铁或刀剑之意。而后来改国名为“辽”也是“铁”的意思，同时“辽”也是契丹人发祥地辽水的名字，以示不忘本之意。又契丹与南方的中原诸政权长期对峙，自称“北朝”，称中原王朝为“南朝”

辽在与中原和西部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中国北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

辽玉带也是辽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继承和吸收了中原汉代文化、西域文化的同时也注重继承本民族游牧文化传统，对金、元、明玉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带的用途

玉及玉佩饰品在辉煌的中华文明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中华文明奠基石、远古先民顶礼膜拜的神物、森严礼仪等级制度的象征、古人审美观念的表现，更是民族美好品德的化身。“玉带”作为腰间的束扎物是中国古代服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使用玉质带具的人身份地位极高，因此，从选材到制作都十分考究，均选用上好的白玉。目前，我国出土最早的玉带是1988年于陕西咸阳市底张湾北周若干云墓中出土的八环蹀躞玉带。

所谓玉带，通常是指用玉装饰的皮革制的腰带即革带。这种装饰革带用的玉制品，称为“带銙”，俗称玉带板。早期的玉带是一种蹀躞带，即革带上面缀玉的同时又缀有许多勾环之类，用以钩挂小型器具或佩饰等物。蹀躞带只有一根鞓，一付带扣，不用铊尾。

早在唐代，我国便形成了严格的玉带制度，一直到明代，玉带都是官职身份、地位高低的标志之物。

明张自烈《正字通》记载：玉带完全程式化，“革带前合口出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此时的玉带具已经完全是身份地位的昭示物。

辽玉带的起源

辽玉带在结合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特点和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辽代是玉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辽代皇帝对朝廷用玉的重视程度与中原王朝相当，玉带在辽代仅限于皇帝和高级贵族使用，是崇高地位的象征。在辽代画家胡环作的《回猎图》、《出猎图》中，几位骑马抱犬的契丹贵族腰间都画有装饰玉板的腰带。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冠帽、鞋靴与佩饰考述》的作者）这认为，辽代蹀躞带既有装饰效果，同时又是身份等级的标志，还具使用价值，可以挂系各种工具。

对于辽代带式的起源，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金史研究会会员王青煜，根据契丹蹀躞带上有带銙及銙上垂有小带这一点，认为辽代带式中的蹀躞带起源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无独有偶，考古学家孙机通过对比辽墓出土带式与有明确纪年的突厥墓葬出土的带式，认为辽代带式受突厥带式影响较大。冯恩学在《蹀躞带——契丹文化中得突厥因素》一文中，也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契丹蹀躞带应该是直接取法于突厥，并且在花纹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辽玉带的分类

有资料显示，辽代带式从其形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蹀躞的契丹服腰带，一类是无蹀躞的汉服腰带。“蹀躞”系指从腰带带銙的穿孔引出的下垂小带。“蹀躞带”即指带有蹀躞的具有特殊形制的腰带。其形制基本由带鞓、带銙、带头及带尾等组成。原为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之一。带子上习惯系刀子、解锥、针筒、箭囊等生活与攻战的必需品。“蹀躞”数目原无定制。契丹人建国后，“蹀躞带”作为官服的构件之一，被提升到礼制的高度予以定型。《辽史·仪卫志》所云：“武官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这里所谓的“七事”就是“蹀躞带”的七种规定配件，其本身的日常生活属性被削弱，作为等级制度的象征成为辽代官服最醒目的特点之一。而在实际的生活中，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经常根据需要有所增减，“七事”的等级区分功能并不显著，原作为“蹀躞带”饰的带銙由于质料、形状、数量、纹饰的丰富多样，逐渐成为辨别等级的常制。

辽代官服“蹀躞带”带銙分为Ⅰ式和Ⅱ式。Ⅰ式属于高级勋贵正式场合束佩的腰带，在带銙上穿有古眼，古眼下系“蹀躞”。Ⅱ式所缀带銙数量较少，往往没有古眼，“蹀躞”较少，应为一般官员非正式场合所束。Ⅰ式和Ⅱ式在带銙的数量和是否存有古眼上均有明显的区别。

就带銙质料而言，中原汉地以玉料为最佳，而契丹与突厥由于受迁徙的生活方式影响，都喜欢金银等贵重金属，因此辽代官服“蹀躞带”带銙经常以金为质料。这既是出于北方草原游牧人共同的民族习性，亦与契丹在贞观二年（628年）之前曾为突厥臣属相关。这在《新唐书·车服志》中亦有体现：“一至二品用金銙；三至六品用犀角銙；七至九品用银銙。”贞观三年（629年）定襄战役之前，唐称臣于突厥，故衣冠制度不改草原民族色彩，以金而非金镶玉为“蹀躞带”带銙最佳质料，而上元元年（674年）8月之后，改易金玉质料“蹀躞带”为尚，则反映了衣冠制度“去胡化”运动的先声。因此，辽官服“蹀躞带”带銙以金质料最为普及，当是承袭突厥“胡风”带銙形制的最直接反映。

辽代官服“蹀躞带”带銙的纹饰中的龙纹和兽面纹多采用压模锻制，具有强烈的神性等级象征意味。

从“蹀躞带”的形制演变史来看，辽代的“蹀躞带”创作最具多元文化色彩，不仅继承和吸收了中原汉代文化、西域文化的同时也注重继承本民族游牧文化传统，并对金、元、明玉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