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反倾销的趋势\国别分布与产品结构:1995-2008

作者简介：

冯巨章(1976--)，广东从化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反倾销、商会、企业理论。摘要：文章利用WTO提供的数据，对1995―2008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表明，我国近年遭受的反倾销日益严重；而各国对华反倾销的分布差异显著，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对华反倾销的主力军；我国不同产品遭受反倾销的频率差别也很大。对华反倾销的执行率处于高水平，这对于我国企业应诉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

关键词：中国；反倾销；WTO时代

中图分类号：F75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1-0075-06　收稿日期：2009-08-03

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受到严格控制。而时至今日，WTO的146个成员已出台了反倾销法规，从发展趋势看，反倾销在21世纪将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形式(周灏，2007)。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出口所带来的产品竞争格局的变化，各国和地区已频繁对华举起反倾销大棒。多年来我国各行业深受国外反倾销之害，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并引发失业等社会问题，这已引起政府、企业、商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积极谋求应对之策。对国外对华反倾销进行实证分析，透彻理解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华反倾销的国别分布和产品结构，可为我国的政府和出口企业等相关主体制定相应的出口贸易政策和具体应对策略提供依据，对于减少或避免未来遭受国外反倾销及其带来的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华反倾销的总体特点与趋势

WTO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国际对华反倾销日趋严重，这在表1中得到反映。表l显示，1995～2008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677件，占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3390件的19.97％，位居全球第一。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年对华反倾销调查数的变化。全球反倾销调查数在2002―2008年趋于下降的情况下。对华反倾销调查数却趋于上升，并且近年有加速上升的趋势。表现在对华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反倾销调查数的比重上，总体上趋于上升，且近年也是加速上升，2008年达到惊人的43.53％之高。这充分说明中国是国际反倾销调查的重中之重，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日益严重。在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方面，1995―2008年国外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454件，占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总数2150件的21.02％，位居全球第一。在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数占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数的比重上，2004～2008年维持在24％以上的极高水平，再次表明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形势日益严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威尔・马丁在2002年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曾经指出：中国有70％的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攻击，未来10-15年内将持续面临更为严重的反倾销威胁(彭立志，2006)。此预测已在近年得到初步的证实，因而我国未来面临的反倾销形势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表1可见，各年对华反倾销执行率介于35.14％-130％，执行率超过100％显然是不合理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从反倾销立案调查到裁决后实施反倾销措施具有时滞，一般来说，各国从立案调查到做出裁决约需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上一年立案调查的案件，一般要到当年才会被实施反倾销措施。为此，我们把执行率进行修正，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况，便于出口企业等相关主体能利用更准确真实的信息更好地作出相关的决策。修正的执行率除2008年为42.62％外，其余年份均介于66.07％-80％，波动幅度明显小于未修正的执行率。各年修正的执行率处于较高的水平。表明各国和地区反倾销调查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只要对从我国进口的产品提起反倾销，成功的概率就较高；反之，我国出口企业应诉成功(无税结案)的概率较低，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均处于20％。33.93％的水平。全球修正的执行率介于52.97％-72.37％，波动幅度并不大。比较对华反倾销修正的执行率和全球修正的执行率，除了2006年和2008年外，其他的年份对华反倾销修正的执行率均显著高于全球修正的执行率，前者的平均水平(70.98％)比后者的平均水平(63.39％)显著地高超过7％。这说明相比于世界其他案件，对华反倾销调查更易成立。相应地，对华反倾销无税结案的平均概率仅29.02％，处于较低的水平，比全球反倾销无税结案的平均概率36.61％低得多。这可能是我国企业应诉不积极的深层现实原因，并又一次说明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形势严峻。

二、对华反倾销的国别分布

1995年至2008年6月，共有29个国家或地区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占同期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国家和地区总数43件的67.44％；同时共有28个国家或地区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占同期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国家和地区总数39件的71.79％。这表明国际对华反倾销的主体广泛，而且基本上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或地区都有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这2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5个对华反倾销调查数不足10件，表2列举了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数达到10件或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及案件数的分布情况。

在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度以对华发起108件反倾销调查位居第一。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数超过10件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在这14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秘鲁、哥伦比亚和埃及外，其余11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数最多的11个国家。例如，印度是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共520件，美国、欧盟和阿根廷在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数上分列第二、三、四位，在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数中也分列第二、三、四位。在表2所列的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14个国家或地区中。其中发展中国家共发起对华反倾销调查数为350件，远比发达国家发起的合计数(236件)多。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主力军。比值1介于13.85％-46.34％。波动幅度较大。表明对华反倾销调查在各国和地区对外反倾销调查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位于前4位的国家和地区其比值都在20％以上。表明印度、美国、欧盟和阿根廷都重点指控中国；位于第5位和第13位的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比值达到39.45％和46.34％之高。足见中国在土耳其和哥伦比亚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中的特殊性；比值较低的是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均低于15％。比值1的平均值达到21.35％，总体上来说中国是这14个国家和地区极为重要的调查对象。比值2显示，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数占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的16.88％，比值较高的还有欧盟、美国、阿根廷和土耳其，前5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占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达到59.38％。若扩展到14个国家，则达到91.57％，基本

上涵盖了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由此，我国的企业、商会以及政府应重点关注这些国家的反倾销动态。尤其是印、欧、美、阿、土五个国家和地区。

在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度依然以对华实施83件反倾销措施名列第一。在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数达到10件或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15个@，其中表2中所列的14个全部位列之中，说明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是高度一致的，只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两者中的排名有所变化。而这14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数较多的。例如，印度是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共372件。欧盟、美国和阿根廷在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数上分列第二、三、四位，在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数中分列第二、三、五位。在表2所列的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的14个国家和地区中，其中发展中国家共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数为252件，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合计数(149件)多，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措施的最大来源。比值3介于12.90％-52.38％。波动幅度较大，表明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在各国和地区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印度、欧盟、美国和阿根廷的比值在22％以上。表明这4个国家和地区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都重点“照顾”中国：分别位于第4位和第12位的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比值达到38.05％和52.38％之高，足见土耳其和哥伦比亚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对中国的“偏爱”；比值较低的依然是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比值3的平均值达到22.76％，比比值1的21.35％高，从绝对值和相对值上都说明中国被这1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严重性。比值4显示，印度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数占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措施数的18.82％，比值较高的还有欧盟、美国、土耳其和阿根廷，前5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数占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措施数达到62.58％，若扩展到14个国家和地区，则达到90.93％，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措施。由此，我国的企业、商会以及政府也应重点关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动态，尤其是印、美、欧、土、阿五个国家和地区。

表2中的执行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分析意义，它对于企业、商会等的应诉决策行为产生重大且直接的影响。表中14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反倾销的执行率介于37.04％-86％，波动幅度较大。说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对华反倾销执行率方面的差异显著。土耳其以对华反倾销执行率86％高居榜首。表明土耳其只要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绝大部分都会裁决成立而实施最终的反倾销措施，换言之，我国出口企业应诉成功希望渺茫，必将严重打击我国出口企业应诉土耳其反倾销调查的积极性。澳大利亚的执行率较低，只有37.04％，表明我国企业应诉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这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对华反倾销的主力军印度、欧盟、美国和阿根廷，其执行率都居于较高的水平，其中印度的执行率更是达到76.85％，位居前列。而14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执行率达到68.43％，属于很高的水平，表明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大部分都会裁决成立而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企业只有三成机会应诉成功，这对我国应诉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对华反倾销的产品结构

我国出口产品种类繁多，近年出口额的迅速增长，体现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但我国不同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据的份额不同，对各国市场的冲击也不同，从而致使我国不同产品遭遇国际反倾销的频率也不同。WTO把产品分为22大类，提供的统计数据包括20大类，我国不同大类产品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及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分布如表3所示。

表3显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中，贱金属被调查的次数最多，达到146件，其次是化工产品(134件)，第三是机电设备(76件)。比较我国和全球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发现两者的产品结构存在显著差别。在全球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产品中，排在第一的贱金属被调查数大幅度高于第二位的化工产品，后者又大幅度高于第三位的塑胶产品；而我国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贱金属和化工产品被调查数相差无几，排在第三位的是机电设备而非塑胶产品。全球被调查数第四位至第七位的产品间数量差别明显，而我国第四位至第七位的产品被调查数差异较小。从全部产品来看，我国和全球各大类产品被调查数的排序出现较大的变化。而这种产品结构差异，可能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与世界各国存在明显的差别。

比值1中，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前三类产品被调查数占我国总被调查数的一半以上(55.61％)，前七类产品则占83.75％，占了大部分。其余产品被调查数均少于16件，占的份额均低于3％，总共仅占我国遭遇调查数的16.25％。这表明，前七类产品，尤其是前三类产品应受到特别关注。此外，我国杂项制品和鞋帽等被调查数占全球的一半以上，皮革虽然被调查数很少，但全部都是针对我国的，这些产品都应受到重视。

在我国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产品中。化工产品以103件名列第一，比第二位的贱金属(95件)高出8件。比较我国和全球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产品分布，进一步发现两者差别显著。全球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最多的是贱金属，并显著高于第二位的化工产品；而我国则是化工产品排第一，并与排第二位的贱金属差别不大。全球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第三位至第六位的是塑胶产品、纺织品、机电设备和木制纸浆，相互之间被实施措施数差别较大；而我国位于第三位至第六位的是机电设备、纺织品、杂项制品和塑胶产品，都为三四十件，差别不大，而且两者的产品类别及排名都不同。从全部产品来看，我国和全球各大类产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的排序出现较大的变化。

比值2中，我国被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数。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占我国总被实施措施数近一半，加上机电设备、纺织品、杂项制品和塑胶产品，前六类产品占78.24％，占了大部分。其余产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均少于22件，占的份额均低于5％，总共仅占我国被实施措施数的21.76％。这表明，前六类产品，尤其是前两类产品在被反倾销调查后应受到重点关注。

对华反倾销明显集中于化工、贱金属、纺织品等产品，而这些产品正是我国出口最多、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杨仕辉，2005)，因此，反倾销对我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这必须予以重点关注。特别是，中欧及中美关于纺织品的《谅解备忘录》分别于2007年、2008年终止。若欧美不再继续实行配额保护，则很有可能加大使用反倾销措施的力度(斯蒂文森，2007)。

被执行率对于出口企业等作出应诉对策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具有特别的分析意义。表3计算了我国不同产品的被执行率。其中，“活动物、动物产品”的被执行率超过100％，达到150％，其原因可能是1995年前对我国该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一件到了1995年后才实施反倾销措施，导致1995―2008年间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比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少，从而使其执行率高于100％，这属于特殊情况。我国被调查数前七位的产品的被执行率尤其值得注意。前七类产品的被执行率介于57.89％－77.27％，波动幅度不大，且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表明我国这些常被反倾销的出口产品中，大部分被调查后，都会裁决成立继而实施反倾销措施，换言之，这些产品出口企业应诉成功的概率较低，这必定影响企业参与应诉的积极性。其他的产品中，鞋帽等、植物产品、木材和食品烟酒等，虽然其被调查数和被实施措施数的绝对值较少，但被执行率都处于很高的水平，因而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结语

以上的分析，得出几点重要的结论。首先，近年国际反倾销趋于下降的背景下，国外对华反倾销却不断上升，且这种上升有加速的趋势，反映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形势日益严峻。其次，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和土耳其是对华反倾销最主要的国家或地区，且对华的反倾销措施执行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使得我国出口企业应诉成功的概率较低；总体上来说。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对华反倾销的主力军。最后，我国和全球遭受反倾销的产品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我国被反倾销最多的产品是贱金属和化工产品，两者平分秋色；我国主要被反倾销的产品其被执行率大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这对于我国出口企业应诉积极性的提高显然是不利的。

以上各种数据及其分析透出的信息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等相关主体作出决策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可根据自身的时间、物力、人力等资源重点关注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和主要产品的反倾销动态，也可根据不同国家执行率和不同产品被执行率各不相同等特点，作出最佳的应诉决策。这样，出口企业可有的放矢，让各种决策更具合理性，以避免或减少出口产品被反倾销所带来的损失。

(责任编校　罗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