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小报的两重性

【摘要】上海小报特指近代新闻史上出现在上海的一种专门刊登以趣味性、消遣性内容为主包括新闻、轶事、随笔小品、文艺小说之类的小型报纸，流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处于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海小报既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当时维新思想的影响成为进步文人的发声工具。在这双重力量的夹击下，早期上海小报因此也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报纸，具有独特的两重性。

【关键词】清末民初；上海小报；两重性

“小报”这种说法早在宋朝就已经出现。南宋兵部侍郎周麟之所著《海陵集》中，即录有《论禁小报》的奏章一篇。他说:“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①南宋后期赵升有《朝野类要》一书，其中提到：“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②小报早已有之，但彼“小报”非本文所说的近代上海小报，它只是一种信息灵通、时效性很强的民间流行的非法传播物。本文中的上海小报是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出现在上海，一种专门刊登以趣味性、消遣性内容为主包括新闻、轶事、随笔小品、文艺小说之类的小型报纸，流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

近代以来报刊史中，最早提出“小报”一词的是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文章虽没有对小报做专门的界定，但在篇尾的“公鹤附志”中提到:“本篇为记述上海华文各日报历史，故各西报、各华文小报(戏报、花丛报，普通名之曰‘小报’)、星期报、季报、年报、不定期之专门艺术报不与焉。”从作者的叙述来看，“小报”是社会上一般人对戏报、花丛报的约定俗成的说法，作者也已明确将小报看作是报纸的一种。

上海是旧中国小报最早出现、最集中的城市，总数最少在一千种以上，但寿命长的并不多，有些只存活一两年甚至几个月。此外，上海小报的种类也是千姿百态：有清末文艺小报，有戏报和游戏娱乐报，有综合性的三日刊，有揭载内幕秘闻的日报，还有黄色横报等等。③最早的小报是由小说家李伯元于1897年6月24日创刊的《游戏报》,而最后一张则是由唐大郎主编的《亦报》,1952年11月停刊。这种分法就将解放后存在至今的政治性和文化娱乐兼有的城市晚报隔离在“小报”定义之外了。

在中国新闻史上，任何一种报纸类型，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上海小报也不例外。近代上海小报是伴随着上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而产生发展的，在它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先进的维新思想的影子，也能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既能看到它具有进步的一面，也能看到它落后的一面。可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近代上海小报，具有非常复杂的两面性。

清末民初小报是在当时形势刺激下的进步文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具有积极的一面。

甲午战争以后，国家衰败的现象日益显露，丧权赔款惊醒了许多国人。最受刺激、感觉最痛苦的是爱国知识分子。于是，就有许多维新志士奔走于上层，大声呐喊。但由于封建朝廷的昏聩，官僚专制的压制，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感到呐喊无门，报国无望。在这个时候，维新人士从传教士办报上看到了媒体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转而拿起手中的笔，希冀用辛辣的文字，起到劝诫醒世的作用。与维新运动相联系的启蒙报刊纷纷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小报也是在这种热潮中崛起的一个新报种，小报文人也与维新人士一样，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参与了这场民族运动，以游戏的笔法嘲弄清政府的昏聩无能，只是不如维新派那样的激进。

秦绍德在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论》中说：“如果说，维新派的报刊是救国的呐喊的话，那么，小报就是忧国的。”④正如《游戏报》之所以定名为“游戏”，并不是专意游戏文字，而是为了讽刺朝政，引发人们的觉悟。《游戏报》主笔李伯元在谈到办《游戏报》的本意时这样解释道:“《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吴研人也称李伯元是“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⑤在这个背景下，《游戏报》上的许多寓言小品都是对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的辛辣讽刺。

如1899年7月12日《游戏报》第七三四号《碰和解》一文就鲜明地体现出这种民间化的批判风格。作者借用普通民众最为熟悉的打麻将“碰和”这一民间游戏方式来讽刺当局对外屈膝投降政策：“客有约游戏主人至妓院碰和者，主人曰：子知碰和有说乎？客曰：碰和者，叉麻雀耳，何说之有？主人曰：否，否，吾语汝。和者讲和也，礼之用，和为贵，故中华偶被外国一碰，便而讲和。……故碰（下转第177页）（上接第174页）和虽小事，而实有绝大关系存乎其中，特不足为四马路各堂子碰和客人道耳。”⑥麻将“碰和”与国家政策，本是分属不同层次，但在民众的眼中，这两者却被巧妙地加以联结。这种带有游戏心理的民间化的批判方式消解了貌似庄重、权威的权力中心。只有通过这样嘻笑怒骂的方式，才能表达自己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心声。在这点上，小报的讽喻和那些维新志士的呐喊、革命派的起义，实质上是同一个方向的，这是清末上海小报值得肯定的地方。

清末民初小报又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享乐主义的产物，具有消极的一面。

1843年11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将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从此，上海这个元代的渔村，在开埠仅二三十年后，就一跃而变为一个国际都会。上海洋场的繁盛，滋生了众多的商机，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谋生机会，吸引着四面八方各色人等群趋而来。上海开埠以前，只是一个有七万五千人口的江南中小城镇，到了19世纪60 年代以后，已有二十多万常住人口，并常年有几十万暂住或来往其间的四方商旅，包括数千外侨，形成了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的移民型市民社会。⑦到了19世纪90年代，上海外国租界已经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十里洋场，这里不仅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而且也是落职官僚、地主富豪、失意文人肆意享乐的地方。

对稍通文字的市民来说，在物质消费的同时，必然会提出精神消费的要求。以赏花捧伶、消闲排遣为内容的小报的出现，既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消费需要，又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报上的享乐主义倾向也在蔓延、发展。既然十里洋场上有糜烂的生活，自然会有人鼓吹它，反映它，提倡它，而小报的文艺性决定了它是最适宜于这类文字生存的土壤。即便是上文提及的那些以讽喻为主旨的小报，大量刊登的还是消闲性的内容，更有相当一批报纸，完全是以趣味为中心。比如1901年的《及时行乐报》就是“取杜牧看花之遗意，写及时行乐之闲情”，而1902年的《飞报》更是每日刊登妓院的消息。⑧这些小报不仅反映了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对国家前途由失望转向颓丧，而且对上海地区的改革维新以及后来的革命形势也是一种腐蚀，它的这种享乐主义倾向体现了清末民初上海小报消极的一面。

总而言之，上海小报的这种两重性，是与当时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消极一面，至今仍为世人所不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积极一面，肯定它对当时社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①②蒋含平、谢鼎新：《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11、12

③④秦绍德：《中国近代报刊史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33、135

⑤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

⑥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18

⑦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6

⑧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81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政治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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