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观察 第12期

涨价“”急转　多部委拟联手制定措施控制物价

继“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以及“油不得”、“糖高宗”之后，苹果和土豆又接过了涨价接力棒。国家发改委11月初公布的10月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36个大中城市的蔬菜、粮油、鲜肉类及水果共31个产品，与9月份相比，共24种价格呈不同程度上涨，约占统计总品种的80％。

而继10月底，30万吨临时存储食用油和21万吨储备糖抛储之后，来自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的消息称，多部委正联合制定相关的价格控涨措施。北京则已率先决定，连续3个月生活消费品价格均超过上年同期15％的情况下，将给低保群体发放临时补贴。除去主管价格的国家发改委外，归口工业制品管理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也正在紧张制定应对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措施，并拟对蒙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危害的行业进行政策补贴。

据了解，联合制定政策的“多部委”中，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是核心部门，按照2009年大部制改革后的“三定方案”，两个部门分别负责宏观层面和工业制品的价格管理。“稳定物价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一位负责人表示。该人士近期走访多地，调研当地物价，包括粮食价格和工业原料价格。“采取措施将是多部门联合制定，现在还不便于透露。”工信部一位官员证实，该司已经撰写报告，希望对下游行业进行政策支持，报告已经上报至国务院。

本刊点评：

电价涨，水价涨，房价涨，现在，粮食，蔬菜价格也在涨，而工资不见涨，如此下去，老百姓如何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明显上涨往往是由食品价格带动，这次也不例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8.0％，对当月物价涨幅的拉动超过了7.0％。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农产品供需平衡状况总体偏紧，易受到季节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恩格尔系数目前仍然较高，食品价格占CPI的总体权重为33％左右，其地位举足轻重。

具体而言，粮食，蔬菜价格的变动影响较为明显，对老百姓的“心理冲击”和“口袋冲击”也最大。粮食，蔬菜这些事关老百姓民生的大事，政府的政策应该直抓源头，不要治表不治根。

央媒频议收入分配：中产阶层焦虑　贫困人口无奈

进入11月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密集发表调研和评论文章，呼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人民日报接连发表《谁是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差在哪儿》、《收入分配改革，该动真格了》、《如何提高居民收入的含金量》、《中国中产阶层焦虑根源何在》等5篇文章，新华社发表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必须有效缓解》、《中国如何填平收入差距“鸿沟”》两篇文章。这些文章，都集中在当前人们关心的收入分配问题。两大官方媒体如此密集地聚焦一个具体问题，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数据表明，政府、企业、居民是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改革开放初期，这三大主体所占比例是24：20：56，而目前的分配比例是33：30：37。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成为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

不仅工资增幅慢，在居民中间，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心。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六个：如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以及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继续向0.5的红线逼近。专家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不可持续。“当城市化、工业化到一定程度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扭转。”

本刊点评：

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关系中究竟存在哪些瘤疾?收入分配改革应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有哪些制度性难题需要破解?政府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面对，必须寻找出确切答案的时候了。

高层的密集表态，也使收入分配改革推上前台，如箭在弦上，不容迟疑，更没有回头路可走。但收入分配如何改、重点在哪，都是出台方案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公正和效率是永恒的主题。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才能提高国家发展的活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国家保持和谐稳定的发展。分配公平正是维护社会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将升至第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11月5日宣布，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

卡恩在当天召开的新闻会上说，IMF此轮份额改革完成后，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从而更好地体现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日本、“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4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将成为进人IMF份额前十位之列的经济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11月5日表示，IMF的份额理应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现实情况，为中国增加份额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要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早就作出承诺，要在首尔峰会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改革方面取得进展。“这种份额改革实际上是要如实反映国际经济格局，因为份额分配情况早已落后于世界经济变化的现实。”

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于11月11日至12日举行，这次峰会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成员领导人第五次聚首。

本刊点评：

中国荣登IMF“第三把交椅”，仍应脚踏“第三世界”，正如7个多月前中国登上世界银行的“第三把交椅”一样。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上升到第三位并不令人惊讶，这样的荣耀姗姗来迟，但总算名至实归。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经济大国。在IMF中话语权的提升，表明了世界对中国经济地位的承认。这既是中国金融外交所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中国在迈向金融大国的道路上必须迈开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荣登“第三把交椅”意义重大。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目前美国仍拥有一票否决权，其“一票独大”的主导格局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在很多重大议题上，中国还无法与美国抗衡。

热议车船税草案的背后

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全文公布车船税法草案、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和建议。

是“调节财富分配”还是“加税”?是按价值征税还是按排气量征税?分档征税究竟能不能促进节能减排?为了更好地完善这部法律草案，社会各界围绕车船税立法的几个焦点问题畅所欲言，展开激烈的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车船税立法

本身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也表示，这种将条例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做法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一些社会人士均提出，车船税立法的目的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财政部税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车船税是财产税，立法一方面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一方面也是引导汽车合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但也有人表示赞同草案的调整方向。网友“车言非语”认为，虽然2007年的车船税暂行条例中车船税税负比老政策增加了近一倍，但老政策分别是在1985年和1986年制定的，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特别是目前CPI高增长，2007年的调整增加显然没有到位。目前车船税法草案将以法律形式出台，不可能频繁调整，如果此时不调整到位，又待何时?

本刊点评：

计税依据是“按价值”还是“按排量”?针对这一问题，吴晓灵委员表示，车船税如果定为财产税，在征收环节中可以考虑排放的问题，但不要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标准，目标应该单一。

分档征收能否促进“节能减排”?从车船税立法看我国汽车税制应该怎么改?记者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的汽车税制应当降低购买、保有环节的税负，提高使用环节的税负，让多开多缴税，少开少缴税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更加聪明的税制激励体系替代临时性的财政补贴手段。“调节贫富”不该是车船税的功能，奉劝一句：“别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

国家四部门印发公积金贷款购房新规

11月4日，为规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同意，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印发《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是专门用于缴存职工解决基本住房问题的长期储金，缴存职工购买自住房时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但各地政策执行情况差异很大，特别是部分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一些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购买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并非完全用于自住，不符合《条例》规定，影响住房公积金发挥互助作用和制度公平。规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严格将贷款限定于支持缴存职工解决基本住房问题，有利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正本清源，更好地发挥其基本住房保障作用。为此，《通知》规定：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只能用于缴存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普通自住房。严禁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进行投机性购房。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含)以下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

本刊点评：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规模，主要由最高贷款额度控制。最高贷款额度过低，对职工基本住房消费支持力度不够，导致闲置资金过多，资金使用率不高；额度过高，则会造成少数收入较高缴存职工占用过多资金，引发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金短缺，导致其他职工享受不到应享有的政策优惠，资金互体现不足，影响制度公平。

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根据实际，以支持缴存职工购买普通自住房贷款需求为原则，合理确定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最高额度，并按规定进行备案。

央行年内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10年11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分别于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分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此外，央行于10月13日还对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招商、民生等六家银行差别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上调之后，相关银行准备金率达到18％的历史高位，粗略估算，可一次性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三、四千亿元。

按照目前70多万亿元的存款数量计算，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回笼了3500亿元资金。而在央行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为了更多地回笼货币，供需关系的变化已经导致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上行了5.24个基点。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11月10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货币超发等四大原因导致物价上涨过快。而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亦表示，中国目前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广义货币存量和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00％，创世界纪录。

本刊点评：

央行年内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宣示了政府“控通胀”的决心。央行副行长胡晓炼11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表示，应对发达经济体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管理流动性，中国央行将继续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利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建立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则表示，贷币政策本身解决不了物价上涨的问题，并且还会产生副作用。在G20首脑峰会上，各国首脑也纷纷提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国际货币战的大背景，如何控制通胀才是抑制货币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