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西装的扎西

扎西是我的藏族朋友，他在青海结婚的时候,穿的是一身西装,按理说他是要穿藏袍的,不过扎西是个喜欢时髦的年轻人,那时候他正热爱凤凰传奇,喜欢庞龙和刀郎。像扎西一样的藏族年轻人已经很多，他们大多戴着写有各种英文字母缩写的彩色棒球帽，染着酒红或咖啡色的头发，穿着高仿耐克或阿迪、匡威的球鞋，牛仔裤，套头衫，手机铃声通常是最近

大热的流行歌曲。站在他们身边，如果不是远处的雪山和刺目的高原阳光提醒我，我常恍惚，分不清身在何方。

因为近年来虫草价格暴涨，青海果洛、玉树和星海地区那些拥有草山的牧民收入很不错，每年，草山承包出去的收入就在七八十万元上下，这些钱，他们养一辈子牛羊可能也赚不回来。大约在七八年前，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就对星海那里的年轻人印象颇深：每天上午，他们都会骑着摩托车，成群结伴地去街上，干什么去呢？充电去！街上有专门为手机充电的小店，他们就坐在小店里喝啤酒，喝到满地都是酒瓶，手机差不多充好电了，他们再成群结队地从大街上呼啸而过，回家里的帐篷去，那里有雇来的川菜厨子专管炒菜做饭。

只不过，现如今这些年轻人的摩托车换成了小汽车。在青海的果洛州，我见到这些家里有草山的年轻人身穿各式新潮夹克衫、牛仔裤和板鞋，开着崭新的现代、猎豹、三菱越野车，大都是20多岁的模样。因为一个采访，两个藏族小伙子慷慨地帮我付了饭钱，138块，我抢着还给他们，饭馆老板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急什么，他们都是有钱人，就让他们付吧!”

扎西们常让我想起另外一些年轻人，他们在“金新月”线上的新疆伊犁，或是在“金三角”线上的四川凉山。

这两个地区不像有虫草的草山，因为都是资源稀缺之地，又恰好在线上，一度成为泛滥、艾滋病发展速度奇快的地区。我永远难忘2004年在伊宁市看到的场景，路过当地的土坟，两个小伙子听见有人过来，慌忙从坟堆后跑开。坟堆后，是几个沾着鲜血的注射器，阳光下，那些闪闪烁烁的竟全是注射器的针头，卫生防疫站的志愿者用长长的火夹捡了半小时，就捡了大半水桶。

那些土坟，很多还都是新的，土仍未干透，一位毒瘾很重的小伙子告诉我，他的朋友前几天刚刚下葬。因为当地很多年轻人文化低，打工又不愿吃苦，聚集在一起吸毒就成为一件特别时髦和勇敢的事。志愿者说，有的年轻人毒瘾犯了，路边洗发店倒出的黑黑的脏水，或者雨后牛蹄印里面黄澄澄的积水，都会被吸上使用。而有的被毒瘾控制的年轻女孩，卖身的价格不过是一盘拌面的价格，对，五块钱。

在四川凉山，毕摩是当地彝族中念经、祈祷、祭祀和占卜的“知识分子”。2009年我到那里采访艾滋病患者的时候，那儿的老毕摩沙马克古的小儿子不久前自杀了。74岁的沙马克古是当地毕摩家族中近三十代的传人，他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接班人。24岁的儿子跟着父亲，亲眼见到许多得了艾滋病的年轻人是怎样死去的——这全是在古老的经书里没有见过的病，等看到自己的腿脚流脓，肚子鼓胀，吸毒的儿子知道自己已经和那些年轻人一样，于是他说：“爸爸，看我的病情，我也活不了了。”之后，儿子悄悄上吊了。当老人含着泪水讲述这个结局的时候，他自己也已身染重病，不久将离开人世。

在出差的路上，我常看到的是一群群飘来飘去、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所裹挟的年轻人，看到穿西装的扎西们，他们的面孔依然有祖先的模样，却已看不到祖辈古老的灵魂，找不到他们血缘的根脉。

记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歌唱家德德玛创办的艺术学校里，我看到教授呼麦的老师竟是一位年近八十的长者，发须皆白，目光威严。后来我才得知，因为在内蒙古已经很难找到教授传统呼麦和长调的老师，呼麦老师是德德玛从蒙古国高薪聘请的。这让我想起那个走得最慢的印第安老人——美洲印第安人有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群人在赶路，走得很快，有个老人忽然停了下来，别人问他为什么停下，他说：“我们走得太快了，我的灵魂跟不上了，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或许，我们都要等一等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