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解囊助百家,叫人怎能不想他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民国时期众多学者名流的口头禅。胡适对朋友古道热肠，经常急人所难，雪中送炭而不图回报，是待人的楷模。

一、古道热肠胡适之的“无声援助”

按学校规定，在清华任教满三年，可由学校资助出国留学，享受每月40美金的“半个奖学金”名额。1919年夏，清华学校的青年讲师林语堂可以出国留学了。此时林语堂已经结婚，40美金是养不活一对夫妻的。但机会难得，放弃不去，林语堂又觉得实在太可惜了。胡适主动找到林语堂，对他说：“你回国以后到北大来教书，我们每月补助你40块美金。”就这么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合同、字据，林语堂夫妇就启程去了美国。胡适爱才、关爱北大，希望北大有一流的师资，更有着对人的信任。

林语堂夫妇到了美国，那80美金仅能维持最低生活，可“屋漏偏逢连阴雨”，他的妻子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非动手术不可，不巧又碰上一个“二胡”医生，水平极差，花了三个小时才算把发炎的盲肠找到割去。几天后伤口感染，不得不动第二次手术。这时，林语堂连吃饭的钱都没了，于是给古道热肠的胡适拍了封电报求助：“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胡适给他寄去了1000美金，说这是北大的钱。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林语堂又带了妻子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这是一段更为困苦的日子，他只好又向胡适求救。林语堂日后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积蓄花完了，在绝望中，胡博士又寄来了1000美金，解了围。”

2000美金，在那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1923年，林语堂牵着即将临盆的太太回到北京，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感谢北大的帮助，并表示要尽快还款。蒋梦麟惊讶不已：“北大何曾给你寄过钱？”接着恍然大悟，“这哪是北大的钱，两次都是胡适自掏腰包寄的。”

1962年，胡适在台北去世，林语堂追忆这件事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的心中四十多年，虽然我们后来慢慢地把这笔钱还了，但是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在自传中，林语堂满怀感情地写道：“我现在正式记下这件事，用以显示胡先生这个人的慷慨和气度。这件事他从没有公开向外人说过。”

有了胡适的帮助，林语堂顺利完成了学业，此后，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大师。多年以后，林语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他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向国内介绍西方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要为结识不久的卖烧饼的小贩付医药费，真是可爱可敬的胡适之

受过胡适无私帮助的人很多。胡适自己专门拿出2000美金作为专项资金，用作资助穷困学生留学时的保证金。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胡适回答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梁实秋曾说到这样一件事。师范大学的一位助教，学业优秀，得到美国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可是没有签证保证金，不能成行。理学院院长陈可忠、校长刘白如与梁实秋一起给胡适去了封信，请胡适帮忙。胡适收到信后，立即将2000美金存到该助教名下作为保证金，圆了这位助教的留学梦。

台湾的文化名人李敖特别喜欢骂人，什么人他都敢骂，、他也骂。但有三种人李敖不骂，一是中国共产党、他不骂，二是自己的父母他不骂，三是胡适他不骂。

大家不要错认为李敖的父亲是胡适在北大的学生，所以李敖不骂胡适，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李敖不骂胡适是因为李敖懂得知恩图报。李敖台湾大学毕业后，给历史学家姚从吾做助教，经常被拖欠工资，于是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向胡适抗议，说自己已经穷得“三条裤子进了当铺”。因为胡适是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所以李敖才找胡适的。胡适收到信后，立即给李敖寄去1000元的支票，说这1000元是送给他的。并告诉李敖，来信中讲的问题将由执行秘书设法给他补救，并很客气地邀请李敖来家中玩玩。

李敖在自传中说：“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2005年，李敖来大陆作“神州文化之旅”，在北大表示要捐款135万新台币（约合35万人民币），给胡适立一座铜像。他说：“胡适在我年轻穷困之际，曾给我1000台币，今天我要以1500倍的人情来报答他！”遗憾的是未能如愿。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刚结婚时，一位乡里的熟人来看胡适，谈起自己饥寒困苦的情形时说：“今年的年怕是过不去了！”胡适听了，把放在洞房里的50块银元全部送给了他。家里人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江冬秀说：“这种帮助别人的德性，一直到了晚年，还是如此。”

胡适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结识了一个街上卖烧饼的小贩袁瓞，谈话中得知袁瓞可能患上了鼻癌，胡适毫不犹豫，当即就对袁瓞说：“台大医院院长是我的朋友，你去治疗，一切费用由我承担。”说着，胡适拿起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对一个素昧平生、认识不久的街头小贩，胡适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正是胡适的可爱可敬之处。难怪“我的朋友胡适之”会有那么大的市场。

也许有人会觉得胡适是高收入者，承担动手术的医疗费不会对家中经济伤筋动骨。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胡适收入不低（台湾公职人员工资并不高，胡适主要是有稿费和演讲收入）是事实，但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胡适的开销很大，购书，尤其是购善本书是胡适的一大开销；家乡来人总是住在胡家，而且他常常为朋友和子侄上学慷慨解囊；妻子江冬秀又是一个麻将迷，胡适曾调侃说“太太花钱要舍得”也含有此意。二是袁瓞倘若真的是癌症，需要动手术，这笔治疗和医药费是相当高的。

几十年来，胡适对人的帮助都是非常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性。

三、胡适的乐于助人，是几十年一贯制

为了帮助有望成才的年轻人，胡适一再呼吁要为同等学力者留一扇升学之门，不能仅认文凭学历，要允许具有同等学力者参加国家设立的各级考试，以利青年才俊之士能得到深造的机会。

安徽大学的周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说起自己在中国公学上学期间的两件事：1928年夏，周提前一年修完大学所有课程和所需学分，可是，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不让他参加，找到校长胡适才知道，学校有了新规定。胡适向他解释：“学校正在进行改革，要实行学分与学年相合的办法。学生既要读满学分，又要住满在校年限。如要提前一个学期毕业，学校可以考虑；你要提早一年，学校就不好办了。”周向胡适申述：“我的学习成绩和应届毕业生相比，并无逊色，学分满，成绩又可以，能不能请学校作特殊处理？”胡适听了后，请来教务长凌舒谟教授，了解了周的学习成绩确实很好，胡适十分高兴，就问起周的家庭情况。听到周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胡适非常同情，用爱护的口吻说：“我们这样办吧！学校留你在校内工作，这样，你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又可利用时间，再学些你感兴趣的功课，一年后再领取文凭。”但周没有接受，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希望能早日到国外去深造。胡适知道这一情况后，表示赞许，但又不能坏了学校的制度。于是胡适找了一个变通的变法，给周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情况。并告诉周：“在国外，证明书的效力并不比文凭差！”胡适亲自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加盖了学校公章。可是后来，出国留学之事还是遇到困难，因为周家境贫寒，没有留学保证金，美国驻华邻事馆不给签证。周又去找胡适，胡适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下来。周告诉胡校长，必须在三天之内办妥，否则就不行了。三天后，他果然在胡适家里取到了资产保证书。周顺利出国留学了。中国又多了一名贯通中西文化的学者。

1932年，胡适在去南京的火车上读到千家驹的一篇文章《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觉得很有见识，一问知道是本校经济系的一名学生，心中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就让吴晗去找千家驹来家中坐坐。千家驹见到胡适就俏皮地说，他平时给二三流的刊物写点文章，骗点稿费花花。胡适笑了，问道：“毕业后准备去哪工作？”千家驹回说：“我工作还没着落呢！”胡适主动给千家驹说，我介绍你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可陶孟和一打听，就表示为难，他对胡适说，这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很可能还是个共产党。胡适对陶孟和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回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就在那个毕业即失业的年代，由于胡适的爱才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两年后，胡适又介绍千家驹来北大经济系兼课。系主任赵乃搏不太想要。他对胡适说，这个人不安生，在社会调查所就提出、而且自作主张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这么年轻，不适宜到经济系讲课。千家驹知道后，给胡适写信，逐条驳斥赵乃搏拒绝的理由。在胡适的坚持下，赵乃搏只好同意。

至于接受过胡适帮助的学生，就多了，比如吴晗、吴健雄、罗尔纲……

胡适的乐于助人，是几十年一贯制。用的话说，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做好事。胡适做到了，而且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掺有私心杂念。他收入不菲，但由于他乐善好施，到1962年胡适去世时，家无余资，全部存款仅有100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