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解囊的小人物

从自己碗里省一口饭资助不相识的孩子，究竟图什么？

与大款大腕们相比，清贫的小人物似乎更不吝惜钱袋。

“我看见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地球上最高的东西在那里是最低的，地球上最低的东西在那里是最高的。”

——摘自《巴比伦犹太教法典》

按照习惯性思维推论，我以为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实施的“希望工程”也和社会上种种的“工程”一样，雷声大雨点小。

的确，这几年的“工程”不可谓不多。每年都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工程，但全国森林面积每年都在减少；每年都在强调环境保护是造福后代的大工程，但河水却越来越浑浊。至于诸如打击伪劣假冒商品等活动更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而成效却微乎其微。年年搞“工程”，结果又如何？中国之大，失学儿童之多，“希望工程”真的有用吗？即使果真筹集了足够全国失学儿童上学的钱，又有什么措施能够保证一分不差地交到失学儿童手里？疑问归疑问，坐在家里永远无法澄清它，我决定接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给我的一项采访任务，亲身体验一番。

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实施“希望工程”的一个具体办法是“结对子”，即让资助方和被资助方直接联系，由当地的基金会负责介绍牵线，资助方寄去孩子读书需要的钱，被资助的孩子给资助方回信，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这种方式颇有点类似于“”时学毛著的“一帮一，一对红”。我需要到资助者那里聊一聊，再到被资助者那里看一看，然后写篇稿子，事情就算完了。

谭柏林，一个本该受到社会照顾的人，却以他的微薄之力资助失学儿童王小题。

在井冈山附近的江西新余市，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叫谭柏林，今年29岁，是一位残疾人。他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走路需双手撑扶。前几年他做了一次手术，终于解放了双手，能够直立行走了。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至今没有哪个国营单位肯接收他为正式职工。迫于生计，他在新余市南郊的良山镇农贸市场租了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一间十四五平米的楼房，摆着一些时装。除掉房租、水、电、税金等项开支，每月可勉强维持生活。就是这个谭柏林，在我看来首先应当受到社会照顾的人，却资助了吉安县固江镇松山村的一位失学儿童王小题。他的动机其实很简单，他告诉我：“资助王小题，起初并没有考虑到责任、义务什么的，只觉得她比我更苦，小小年纪就没有书读，将来怎么发展？”

我问他为什么不采取其他资助方式，比如通过当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次性地寄去300元。他直率地说：“我对这种方式不放心，资助的款项如果要捐给一个机构，我是不会给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把钱用到哪里。所以我赞成‘希望工程’结对子的做法。”

我理解，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中国早就有了残疾人基金会，但具体到谭柏林个人，从未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尽管有关部门每次发行帮助残疾人的爱心券、社会福利券，他都要热心购买。

既然他如此坦率，我也借机问了许多更坦率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通过资助王小题把自己变成一个新闻人物？比如报纸会宣传你，把你当典型？”

“宣传对我有什么实惠？如果真想借助这件事得到什么东西，那就是一种交易了，还不如我老老实实坐在这儿卖东西。你来之前，是我母亲接到了要采访我的电话，她很高兴，觉得很光荣。在我们这里，一般人很少有被采访的机会，何况你是从北京来的。妈妈希望我在接受采访时提点困难条件，但我不能那么做。”

我得承认，在断断续续长达10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始终没有说一句抱怨自己处境的话。事实上，谭柏林早就成了当地不大不小的新闻人物，而他的处境却依然故我，他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对每个被采访者，我总要问这样的话：“资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上学，你到底图什么？”

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但基本意思却差不多。谭柏林说：“有什么可图的？王小题的父母总对我说，小题长大后一定要报恩。如果我图报恩，就不会做这件事。说老实话，我内心里是把他当女儿来看的，父亲和女儿之间有什么恩？只有爱和义不能辞的责任。”

清贫的易教授谈起资助的事心平气和。“国家的事我管不了，可一个孩子读书的权利是神圣的，我能做的，只有帮她 实现这个权利。”

我的另一位被采访人，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易可君先生在谈到他的资助动机时说：“我觉得赞助一个孩子上学是尽我的义务，如果从功利角度说图什么，资助又能怎么样？即便是自己的儿子，又能怎么样？”说到这，他的妻子于敏在一旁插话：“权当我们多了一个女儿吧巴。”

易教授极为朴实，一身仔衣，脚穿一双旅游鞋，从外表看，你决不会相信他是个带过几个研究生的副教授。他写过好几本专著，对系统科学、经济学都有研究，他的一篇有关股份制的经济学论文曾经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在湖南省党校是件破天荒的事。没和他说几句话，就有种直觉告诉我，易可君是一位在严格意义上讲可以谈得来的人，他是学者，我也是，也许我们可以进行一场高水平的谈话。我想和他探讨一些抽象的话题，比如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我总以为，这是变革时期尤为重要的课题。可我没想到，他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我想和他讨论抽象问题的念头。

他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经历的事多了，自己能够干什么，已经很清楚了，也可以说是成熟了。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可一个孩子读书的权利是神圣的。看看日本，一个战败民族能够复兴，关键在教育。别的不说，帮助一个孩子念书，实现她的权利，这件事我是可以做的。”

易可君的一个梦想是在他的中学母校设立一项奖学金，专门鼓励那些学习成绩优秀，但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他是农民子弟，深知农村孩子读书的艰辛。1992年，他承包了湖南省党校的一家公司，其主要动机不能说和这个梦想无关，办教育不能没有钱。他掰着指头对我说：“设立这项奖学金，起码得有5万元的基金。”

易家不算富裕。一台国产电视机旁，放着一台老式晶体管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在现代家庭中早已是被淘汰的东西了。他家唯一称得上豪华的家当，大概就是一套新添置的家具，淡雅、朴素、古色古香，透出主人的眼光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