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访古 4期

白羊村古遗址

纳溪河畔，悠悠长水，古往今来已经流去太多的故事。

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宾川县城金牛镇北、纳溪河东岸，离我现在所在学校的住所半缘居约两公里，沿纳溪河东岸河堤往北步行半小时即到。2006年5月，它被国务院批准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是宾川文明的起点，也是云南文明的起点之一。

由此往北即金沙江古渡口。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挥师南征。“五月渡泸”，蜀军即在此渡江“深入不毛”；东面青山绵亘，直插云天，山腰有溶洞，民间称之为孟获洞，山后即孟获“世居祖地”赤石崖（今平川镇），七擒孟获在此三擒（据《大理古佚书钞》）；鸡足山巍巍矗立西北如翠屏，明代中叶为僧众奉为迦叶尊者开山道场：往南沿纳溪河上溯十余公里至知政桥（今小山后五孔桥），桥西岗峦起伏，名古城山，山顶土地平旷，据研究本土历史文化的学者考证，系隋末唐初之越析诏旧址，千余年前的城垣故垒犹依稀可辨。

与白羊村古遗址比邻而居，我曾多次登临凭吊，站在这个突兀隆起的河畔台地上极目远眺。看河水萦带。群山纠纷，看莽莽苍苍的宾川坝子平畴万顷，田园如画。风光旖旎的纳溪河两岸连片的稻田，点缀其间的荷塘、鱼塘，宛若镶嵌在这锦绣大地上的一颗颗翡翠宝石似的橘果园、葡萄园和石榴园。

在这古遗址上漫步盘桓，低徊纵览，抚今追昔，历史与现实常常在我的心头交织激荡。

我在这里仿佛沿着历史的河流上溯。这里是七条山溪汇流的纳溪河下游，却是宾川农耕文明的源头。

宾川的先民。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垦殖开发。书写了一章又一章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在这古遗址上发现的房屋遗迹旁近数十个窖穴内，发现盛有碳化谷遗物，经考古专家鉴定为亚洲水稻一类。白羊村古遗址是四千多年前的亚洲水稻早期产地之一。

唐樊绰《蛮书》卷七记载，“柑橘大釐城有之”。这是可供考证宾川柑橘栽培史所仅见的文字资料。樊绰著《蛮书》为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时尚未有“宾川”地名之称。为“旧越析州也”。谓之“越析”诏，“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蛮书》卷三）。而樊绰所记“大釐城”（今喜洲镇）之柑橘，无疑产自于宾川。宾川栽培柑橘的历史时至今日至少有一千余年了。据考证，南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攻大理，曾原居宾川牛井的傣族先民向西部山区迁徙，其中一部分进入怒江泸水老窝山区。开荒种植，重建家园。这部分傣族先民迁徙时从宾川故居移植的黄柑，至今还在老窝山区的一些村寨繁衍生长。而明代万历年问种植的柑橘。则为时任云南右参政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涮所称道。“色味甚佳”。“味胜闽中远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即以“橘果之乡”的美誉名扬全省。

清末，宾川同云南省其他地区一样。也是遍种罂粟（即鸦片，俗称大烟）。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种烟面积约已达全县耕地面积的50%。流布甚广，危害惨烈。当年冬，宾川禁鸦片，“提倡棉业”，以棉代烟。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从四川会理引进“川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试种成功，“民始知种棉之利，胜鸦片数倍”，纳溪河两岸曾一度成为云南省的棉花主产区之一。据《云南通志·农政》卷一载：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全省种棉十二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亩。宾川就占六万一千五百亩。棉花除本县加工棉絮并纺织消费外，尚有八十余万斤作为商品外销。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全县种棉7.2万亩，总产全省第一。1959年。种植面积已达11.6842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2.59%。五十年代初，省立宾川棉场培育的棉花良种“宾川373”。1959年夏天，在铁城生产队种植“宾川373”良种的棉田里。长出了一株结铃420多个、榨桃300余个的神奇的“棉花王”。这株“棉花王”后来被送进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我曾目睹了这一奇迹。可惜当年并未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准能成功。其时大多数国人未必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至今珍藏着的一本《光辉的十年1949——1959》，书中就载有这株“棉花王”的照片。《宾川县志·科技志》对此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也不知这株“棉花王”现在是否还在北京农展馆展出。虽然它出现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荒唐的“”时期。但它绝不是那个时代“浮夸风”的产物。我熟悉这株“棉花王”生长的土地，就在纳溪河的上游铁城河畔，它曾经是我青少年时代劳动过的地方。

民国时期，全县种植水稻10万亩左右。平均亩产150公斤以下。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初，水稻的平均亩产也不到200公斤。

1951年。在纳溪河的支流大营河边，白塔农民谭朝梁从弥渡引入“乱脚龙”籼稻良种，栽种的1.3亩水稻，却创亩产465.5公斤的奇迹。1952年中央农业部授予谭朝梁“爱国丰产模范”称号，发给奖章及奖金60万元（旧币）。并于当年国庆被邀进京观礼。改革开放新时期，1982年在纳溪河的支流宾居河边，奇迹又出现了。清河农民彭朝芳选用水稻“桂朝二号”良种栽种的1.2亩水稻，亩产获1070.65公斤，被《云南日报》誉为“全国籼稻单产之冠”而闻名全国。12年后，“热区宾川再传喜讯”。1994年9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了大营村河畔团山村农民易红宾栽种的1.05亩粳稻“榆杂29”，亩产1108.55公斤，创杂交粳稻单产世界纪录。杂交粳稻“榆杂29”是中日合作水稻高产栽培研究的主要项目，也是省科委“85粳型杂交水稻高产栽培”研究课题。

时光飞逝。在这块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栽培水稻的土地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十一五”期间已建成10万亩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这是一块生长奇迹的土地。也是一块生长甜蜜的宝地。2007年，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国柑橘之乡”的称号。2008年又授予它“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2011年，它被评为“中国水果之乡”。这是全国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地方。它同时也是我省有名的冬早蔬菜生产基地。现有柑橘、葡萄、石榴、黑腰枣各类果园及甘蔗近30万亩，大蒜、香葱、番茄10余万亩，新鲜蔬菜瓜果，四季不断，依时令次第上市。水果远销哈尔滨、上海、四川、广东、深圳、香港、昆明等国内市场，以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大蒜、香葱为主的特色产品远销省内各县和河南、山东、贵州、福建，甚至是韩国、加拿大和美国。

白羊村古遗址素有“天然温室”、“热区宝地”的称号，春华秋实，花香果甜，不仅是云南省商品粮、优质烤烟、水果生产基地，而且正逐渐发展成为热区农业生态旅游的观光园。

南薰桥

南薰桥。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州城南门外离娄河（古名钟良溪）上，是一座单孔石拱牌楼式风雨桥。距宾川县城金牛镇约10余公里。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南薰桥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由宾川知州朱官主持兴建。现存的桥梁为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九月黎元熙主持重修。桥长15.6米，宽5.16米，高3米。条石为基，木瓦建牌楼；雕梁画栋，檐牙高啄；廊桥卧波，古朴坚美。桥两端为门亭，内立碑记；中为正亭，两侧设栏杆、坐方；桥头悬挂“南薰桥”金字红匾。结构精巧，工艺精湛，历经风雨数百载，仍巍然壮观。改革开放以来，省、州人民政府曾先后两次拨款维修，现保存完好。

南薰桥不但年代古老。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州城原为明、清两代宾川州治所在地，故名州城。民国2年（公元1913年）改州为县，又为宾川县城。自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建置宾川州。治所筑大罗卫城。即州城。至1956年宾川县城迁至牛井，州城作为宾川州、县治所在地共462年。1936年4月，、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宾川，在州城遇反动势力阻挠。4月20日拂晓，红军派出一位团参谋长带着五个战士，经南薰桥，抵城南门喊话，要伪县长出来谈判解决红军过城问题。守城顽敌公然开枪打死红军谈判代表，红军被迫攻城。战斗中，南薰桥成为红军的掩体和抢救伤员的临时救护所。当日下午，攻克州城，歼灭守城顽敌。是役为红二、六军团途经滇西最为激烈的攻坚战。打出了红军军威。有力地教训了反动势力。此后，红军途经鹤庆、丽江、中甸，敌人闻风丧胆，逃之天天，不敢再负隅顽抗。

1988年5月27日，大理州人民政府公布南薰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12月26日。中共大理州委决定。将南薰桥列为州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薰桥题名为“南薰”，其题旨意在表现古代执政者爱民求治之良苦用心。

据现存明代李元阳《南薰桥记》（《雍正宾川州志》卷十二）载：“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子。宾川知州安庄朱君作桥于城之南门。越三月朔，桥成。明日丙午，州之宾僚士儒合酹于桥，祝爵于侯。维时凯风景明，其为士者歌薰风之诗。宾曰：‘其以“南薰”名桥。侯之惠和。其永于吾土乎！’乃驰龙津何邦宪书。征灵鹫山人李逸民为之记。”这段文字记载了该桥为知州朱官主持兴建，开工、竣工的时间，该桥命名为“南薰”的经过及桥名题写者和《南薰桥记》作者。

南薰桥的命名，可以说是长官意志。也可以说是民意。南薰桥于1544年正月甲子破土动工，竣工于三月初一。第二天，三月初二，全州（县）官绅士子在桥上集会举行庆典，并向朱知州敬酒祝贺。其时春风和煦，阳光灿烂，朱知州兴致很高，在庆典上给与会的士子们放歌吟唱先秦古歌《南风歌》。现场有识之士即倡议：“如果以‘南薰’为桥名。知州大人惠民之德政。将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宾川土地上啊！”群众当即附议。于是就派人骑快马请何邦宪（宾川第一进士，于时为朝廷命官，在云南省外任职）题写桥名，请云南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李元阳（大理人）撰写《南薰桥记》。

品味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桥命名为“南薰”实乃知州朱官的主张。但他不专断，而是在竣工的庆典上婉转地提示，获得了民意的认同。

“南薰”即南风。又称薰风。薰是清凉温和的意思。其典出自先秦古歌《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全诗虽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之口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不可或缺。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愠是怨恨的意思，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的。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适时的南风啊，可以使万民百姓财源茂盛，丰产增收。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执政者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执政者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的诗词歌赋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先秦古歌《南风歌》，即赞颂“南薰”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南薰桥的命名，是古代执政者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的反映。

知政桥

我常常从南薰桥上走过，乘车往返于州城与县城金牛镇之间。每当车行至州城北门坡下，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西面，投向横跨在纳溪河上的另一座古桥——知政桥。

知政桥。又名小山后五孔桥。坐落在部级历史文化名镇州城西北约两公里的纳溪河上。据《雍正宾川州志》载，知政桥为明万历年问知州王思珩所建，是宾川建筑年代最早（约400余年）、跨径最长（长105米、宽8米、高约9米）、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石拱桥。明、清以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宾川未通公路以前，它是昆明、楚雄、姚安、祥云经过宾川，通往永胜、丽江、中甸、维西、德钦，进入的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桥梁之一。

万历年间，时任姚安知府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厌恶官场簿书生活，“遂人鸡足山，阅《龙藏》，不出”。明万历六年、八年（公元1578、1580），李贽曾先后两次登临鸡足山，寓居大觉寺、水月庵、钵盂庵，“阅《龙藏》，不出”。一住数月，听法师讲经论法，著述《念佛答问》、《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和《钵盂庵听经喜雨》等诗文。这古桥、古驿道正是一代思想巨子当年往来鸡足山必经之道。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农历八月，徐霞客游历丽江、大理、腾冲、保山后，重返鸡足山，途经知政桥。他在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其（州城）北有拱桥五洞，颇整”，却因当时桥下“涧水仅一衣带。故不由桥而越涧”。后沿着知政桥西面的山麓往西北前行，至小江股住宿。第二日至鸡足山。此后，寓居悉檀寺达四个多月，整理修改他的《滇游日记》，并应丽江知府木增之请，着手修撰《鸡足山志》。却因随从顾姓仆人盗走他的钱物潜逃。加之“久涉瘴地”，染疾在身，“头面四肢俱发疹块”。密密麻麻丛聚皮肤纹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症状。一时心力交瘁，带病勉力坚持著述。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正月，徐霞客终因沉疴不治，“两足俱废”，遗憾再也不能跋涉游历。而此浙、楚、粤、黔、滇的“万里遐征”，自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始，至此已三年有余，思乡之心尤切。徐霞客遂由丽江知府木增派滑竿护送。历时150日，自鸡足山返回江苏老家江阴，仍取道宾川知政桥古驿道一途。回乡第二年（公元1641年）徐霞客即去世。他返乡后，病中曾将《徐霞客游记》手稿托付好友季梦良整理。可惜的是，清兵入关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江阴遭兵燹，在战火中有部分手稿散佚。其中就有崇祯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在鸡足山“奉木丽江之命，在鸡（足）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季梦良语）的《鸡足山志》，及其“自九月（十五日）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期间的日记。

这是徐霞客一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辉煌的一次壮游，知政桥就是见证。

1936年4月，、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宾川。4月20日攻克州城。4月21日即分兵两路向丽江挺进。一路即沿着纳溪河过知政桥，经管岗、杨公村至牛井。往西北过鸡坪关。进入鹤庆县境。再至丽江。

这一征程。正是当年徐霞客游至鸡足山，后应木增土司之邀赴丽江游历的古驿道。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知政古桥犹存，堆砌石拱桥的石块被风雨剥蚀，被流水浸渍，长出的绿苔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斑驳苍黑，在寂寥的山野间散发出苍凉沧桑的历史气息。

古道西风，红旗漫卷。凝望着它，凝望着数百年问从这座桥上走过的先哲先贤志士仁人远去的背影。让人遐思不已。他们是李贽、徐霞客、、任弼时……或为信仰的坚守，或为真理的探求，或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他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这里曾是他们万里征程的一小步。

登临知政桥，放眼四顾，当年的古驿道旁，连片种植的一个个葡萄园连着一个个柑橘园，飞金点翠。香风馥郁，纳溪河两岸正在成为生态的、田园的、诗意的栖息地。知政桥虽不在宾川通往永胜、丽江、宁蒗的二级公路干线上，但并未废弃，时时还有往来购买运输葡萄、柑橘的车辆和果农驾驶的微耕机、摩托车在桥上飞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