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是否存在事后共犯

一、基本案情

2008年11月份至2009年初，涉案人王某称其认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某(此人并不存在，名字为王某虚构)，可以把被害人化某的儿子安排到法院工作,并以此为名，先后从被害人的手中骗取钱财共计30万余元。后久拖未果，引起化某怀疑，化某让王某退还被骗钱财。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2010年3、4月份王某找到涉案人李某，让其冒充副院长张某，李某在明知王某在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仍以副院长的身份先后多次会见化某及其家人，为王某掩盖犯罪事实直至案发，并在第一次冒充副院长张某会见化某及其家人时收受王某现金1万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李某为王某隐瞒事实真相，在王某诈骗以后继续帮助王某，最终实现王某成功骗取钱财的目的，两人成立共同犯罪，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其帮助行为可认定为诈骗共犯中的从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在明知王某诈骗的情况下仍以副院长的身份先后多次会见化某及其家人，进行招摇撞骗，为王某掩盖犯罪事实真相，损害了国家机关威信、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因此，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应单独认定为招摇撞骗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的想象竞合犯，李某构成招摇撞骗罪。

第四种观点认为，李某构成招摇撞骗罪，王某构成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且两罪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应当数罪并罚。

三、平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一）王某构成诈骗罪，但李某并不与之构成此罪的共犯

首先，王某的诈骗罪属于既遂状态。非法占有财物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是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应当注意的是，“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获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即实际骗得财物。这种实际控制被骗财物的时间长短以及行为人是否实际已经利用了该财物，均不影响诈骗罪既遂的构成。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5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根据这一规定，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司法解释也采用了是否获取财物为标准。很显然，该案的王某在3年间先后骗取化某钱财共计26.9万余元，即王某获得对化某财物的实际控制，其诈骗罪属于既遂状态。

其次，诈骗罪是状态犯，不可能存在事后共犯。状态犯是指实施一定的侵害行为以后，其对于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状态犯与继续犯不同，继续犯是指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其不法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处于持续状态，而状态犯的不法行为已经完成，只存在不法状态的继续。因此，不法状态的继续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的继续。本案中，王某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犯罪目的已经实现，法律上的评价已经确定。既然王某的诈骗罪主行为已经结束，何来李某的诈骗帮助行为？再者，刑法理论上的事后共犯是指事后帮助行为，主要是事后的隐匿行为，但以事前通谋为前提，否则就不构成帮助犯。很显然，本案王某前一行为骗得钱财是单独实施的，李某既没有与王某通谋，也没有任何的参与行为，所谓的事后共犯便无从谈起。

(二)李某冒充副院长的行为成立招摇撞骗罪，王某构成招摇撞骗罪的共犯

首先，李某冒充副院长的行为成立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是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这里的招摇撞骗，是指以假冒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炫耀，利用人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信任，以骗取非法利益。因此，“招摇”是手段，“撞骗”是目的，是为了实现其非法利益，包括荣誉称号、政治待遇、职位、学位、经济待遇以及钱财等。本案中的李某冒充法院副院长，其目的是为王某掩盖诈骗罪犯罪事实，继续骗得化某信任，使王某逃避法律制裁。事实上，由于李某的冒充行为，不但延续了王某诈骗犯罪的不法状态，使王某逍遥法外，而且也获得了1万元的“报酬”。同时，李某的冒充行为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干扰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因此，李某行为完全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成立招摇撞骗罪。

其次，王某构成招摇撞骗罪的共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所谓教唆，就是唆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实施教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收买、请求、利诱等。本案中，为了继续掩盖其犯罪事实，王某找到李某，让其冒充副院长张某，很显然，王某实施了使李某进行招摇撞骗的教唆行为。李某在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应王某的请求、收买，冒充副院长先后多次会见化某及其家人为王某掩盖诈骗犯罪事实，实施了招摇撞骗。因此王某的教唆行为与李某的实行行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成立招摇撞骗罪共同犯罪。

（三）王某成立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但招摇撞骗属事后不可罚行为

按照犯罪构成标准，王某的行为成立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两罪。联系王某的前后行为，其招摇撞骗行为是诈骗行为实施后的一种延续，该延续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呢？能否认定二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在处断上作为一罪处理呢？笔者认为王某不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应按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

首先，刑法评价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后的延续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是有明确规定的。例如，犯罪分子盗窃以后又销赃的，这里的销赃是行为人盗窃实施后的延续行为，前一行为构成盗窃罪，但是后一行为并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因为根据刑法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由此可知，只有盗窃犯以外的其他人才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排除了盗窃犯本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可能性。对于盗窃犯来说，盗窃后的销赃行为只是一种“不可罚之事后行为”。又如，盗窃枪支后私藏枪支，行为人私藏枪支的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依据法律规定，私藏枪支罪的私藏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在配备、配置枪支的条件消除后，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私自藏匿所配备、配置的枪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因此，行为人之事后的私藏枪支行为并不构成私藏枪支罪。再如，故意杀人后的灭尸行为，法律规定行为人该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因为刑法仅规定了帮助毁灭证据罪，即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以看出，上述案例中不论是作为状态犯的盗窃罪、盗窃枪支罪，还是作为即成犯的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实施的延续行为均涉及了对行为对象的处置，由于法律的规定，后一延续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同样，该案中，王某的前一行为成立诈骗罪既遂，和李某共同实施的招摇撞骗只是为了掩盖其前面实施的犯罪事实，可以认为是前一行为的延续。

其次，王某的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不具有牵连关系。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牵连犯的数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行为人实施的数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此，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即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的有机统一体。该案中王某前后两个行为分别受两种目的支配：骗得钱财与掩盖犯罪事实真相。前一行为以骗财为目的而虚构事实，已经将受害人钱财骗为己有，构成诈骗罪；后一行为以掩盖诈骗事实，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指使李某冒充法院副院长，构成招摇撞骗罪共犯。前后行为相对独立，不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第三，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罚，定诈骗一罪。想象竞合犯是指行为人一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刑法规定的罪名，本案王某后期实施的行为事实上是其前期诈骗行为的延续，但形式上又符合招摇撞骗罪的犯罪特征，系一行为触犯两罪名，构成诈骗罪和

招摇撞骗罪的想象竞合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