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付行为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摘 要:盗窃罪和诈骗罪分别在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中作出了简明的规定，虽叙述了罪状，但没有将两罪的客观行为予以具体化。司法实践中，盗窃行为经常伴有欺诈行为，往往采用欺诈得以掩盖其盗窃行为，欺诈行为也经常伴有秘密方式。因此，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在一起是许多案件常常出现的形态，依上述法条对罪状的描述往往无法对具体犯罪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本文通过对客观行为的分析，阐明被害人的交付行为是诈骗与盗窃的界限，并简述牵连犯理论不适用于此类案件。

关键词:诈骗 盗窃 交付行为 非牵连

司法理论与实践通说认为，诈骗罪是对公私财物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公然的骗取行为，盗窃罪是对公私财产采取的秘密的窃取行为。因此，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并不体现在主观方面，而在于客观行为方面的差异。单纯采用某种方式取得他人财物，往往较为容易界定行为的性质是诈骗还是盗窃，但是盗窃同诈骗行为交织的情况根本无法区分其性质。

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形成不同的观点。一是诈骗四要素说。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包括实施欺诈行为、他人因此产生错误认识、他人因此实施处分（交付）行为、较大数额的财产损失四个因素。二是被害人认识说。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被发觉的方法非法占有他人控制之下的财物的行为，骗取财产从表象上看被害人是“自愿地”，实质是违反其本意的，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如果不存在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事实，则不可能成立诈骗罪。三是主要方式说。当两种行为交织时，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非法占有财产的主要方式，如主要方式是骗取，就是诈骗罪，是窃取就是盗窃罪。虽然已有如此众多的论述，但当我们遇到具体案例时仍然无所适从。从以上观点可见，目前理论对盗窃与诈骗行为相交织情况下如何定性仍未形成一致标准，类似犯罪行为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被不同地定性也就不足为奇。因此，准确界定两罪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作案人有无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另一方面被害人有无将其财物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盗窃罪行为人获取财物客观上采用的是秘密手段，诈骗罪行为人获取财物客观上采用欺诈的方法。所以，诈骗与盗窃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取得方式的不同，重点应当分析作案人采取的方法是骗术还是窃的手段。当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很多案件仅将是否使用骗术作为盗窃与诈骗区分的唯一方法仍难以立即作出行为性质的结论。因为，在有的案件行为人在取得财产时，既采取了欺骗手段，又实施了窃取手段，此时应以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定性？笔者认为，这是就应当分析财产所有人或管理人有无处分其财产的意思表示。换言之，作案人获取财物，是窃取的还是所有人或管理人“自愿”处分的结果。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但是财产所有人或管理人并没有处分该财产的意思表示，如果行为人得到财产主要采取盗窃方式获取，则仍应定盗窃，并非诈骗。

应当指出，刑事案件涉及对行为性质的法律评价，而民事案件主要是对行为内容的认定，故在对被害人“交付行为”评判时应当作出“实质性”的分析，而非“形式上”的分析。根据一般“社会人”的认识水平，看普通人是否认为受骗人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还要分析受骗人是否具有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表示。举例说明：某甲与某乙刚认识时间不长，约在一起吃饭聊天。双方谈了一会后，某甲的手机响了，可是刚接就没有电了，于是借乙的手机回电话。某甲接过某乙的手，并装着打电话的模样，又骗称信号不好而走出某乙的视线，后趁机离开。这种行为只能认定为盗窃罪，而不能认定为诈骗。理由是，某乙虽然受了骗，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某甲的支配与控制处分行为与处分的意思表示。即使乙将手机递给甲，根据一般“社会人”的认识水平，乙仍然支配和控制着手机，也就是说某甲还没有占有手机。某甲完全取得手机的支配与控制，是后来的窃取行为所致，并非先前的欺诈行为。退言之，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后的退赃行为，可能大家都不能接受该结论。

当然，并不是说作案人只要采用了欺诈方式，被害人将财物移交给自己或者第三人，这时就构成了诈骗罪。因为，间接正犯在盗窃犯罪中也经常出现。例如，某甲在开会中间休息时发现某乙座位上的高档西服，便欺骗会场保洁员丙说：“我有急事，要立即会去，请你帮助我将座位上的西服取来。”丙信以为真，取来西服交给某甲，某甲将西服据为己有。丙显然受骗了，但他只是某甲盗窃的工具而已，并不具有将某乙的西服处分给某甲占有的权限或地位。因此，某甲构成盗窃罪（间接正犯）。可见，受骗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产。受骗人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并未因此而处分财产的，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如果受骗人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尚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成立诈骗罪。因此，处分行为划定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有人提出可以采用牵连犯理论处理此类案件。所谓牵连犯，必须是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分别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在盗窃与诈骗行为同时存在情况下，就有人提出按照牵连犯的理论，择一重罪处罚。但笔者认为，当盗窃与诈骗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因为盗窃与诈骗行为共同形成了犯罪行为的整体，无论是盗窃行为还是诈骗行为都是整个犯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以达到最终非法占有的目的，而盗窃罪与诈骗罪均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无法区分开来，也难以认定哪种行为是手段行为，哪种行为是目的行为，何况盗窃与诈骗行为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牵连关系。因此，该类案件不应根据牵连犯的理论作出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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