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发现中国:这里的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1932 年夏天的几个月中，在我们北京的院子里，有厨师、男仆、女仆以及人力车夫为我们服务。威尔玛很快就能运用新学的汉语来与仆人一起料理家务。当然，她本来可以使用手势比划或是咕噜几句，因为仆人们比她清楚如何做这些活计。不过这样增强了她讲汉语的自信。

街上的摊贩带着特产，沿着胡同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叫卖声，在围墙那边发出回声，像是推销员的广告。卖花的人每天更新品种，就像厨师每日提供着不同的菜肴。我们学会了不去点昨天的主菜，它很可能在另一个外国人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厨师都是合作的。

事实上，我们是古时形成的要为外宾提供更好服务的传统习俗的受益者。中国的北京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是由非汉族人占领和统治的。公元947 年，北京被契丹人作为首都，那一时期被称为辽代；之后到了公元1122年至1234年间，由女真族统治，称为金朝；公元1234年至1368年由蒙古人统治，称为元朝；后来公元1644年至1912年是满族统治的清朝。1860 年后，不会讲汉语的西方公使们进入中国，这是最近进驻中国的外国权贵，公家给他们提供住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外国家庭管理的经验技能，特别是休闲娱乐和定购物品，包办筵席，宴会和野餐等很自然地在服务阶层和商人中发展起来。

在北京

在这个夏天里，我们在这座古都四处考察，它的古迹我们都可以看。煤山是一座人造的用以防护宫殿北门的高地，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进行野餐。你也可以在南海乘坐舢板吃中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边，年轻的光绪皇帝曾在此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898-1908），在那时这里是禁止普通民众进入的。我们最简单的一次探险就是在我们胡同尽头的东城墙上进行野外晚餐。中国人从来不会爬那城墙的斜坡，爱冒险的外国人正好可以在此自由活动。正如威尔玛所写的：

轻轻一踏就碎的碎石路面被缝隙中长出的杂草覆盖，一个门楼接着一个门楼的城墙延伸到远处，这里就像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漫步回廊，美丽而幽静。除此之外，还有一轮圆月挂在东方的夜空中，在远处雷雨掠过平原，向北移去，伴随着强烈的闪电，西边的群山在城市以外延伸，成为一条黑暗的、引人注目的地平线。

从城墙上看，北平的夜晚也很令人振奋。黑暗的街道和城墙不时被暗淡的光点照亮，仿佛一种欢庆场面，让人觉得神秘而浪漫。然而在北京温暖的夏夜里，每个院子都有一位长笛演奏者或是一群听众默默地听着一位歌手演唱。在欢乐之中，人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艺术活动。

到了秋天，天空变得更为开阔，一位英国公使馆的朋友，也是我在语言学校的同学，送给威尔玛一匹黑马。威尔玛给它取名叫“夜里”，尽管这匹马因为在打马球时受伤变跛，但是日常骑行还是很不错的。因此威尔玛会时不时地骑着“夜里”到天坛公园或是城门外的乡下。马棚的维修费加上马夫的工资，一个月是8美元。再加几美元我还可以再租一匹马。在冬天所有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马夫都会牵着马来和我们会合。地点或在北门安定门，或在东面的两座城门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一旦出了城门来到郊外，我们可以跟随马车的痕迹，或是一条横穿平原的小路散步。抑或当路面结冰时，骑着马在田野中奔向远处的皇陵或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位公主的陵墓。在北京的北边远离黄庙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土墩，这些都是元代忽必烈可汗建造的元大都城墙遗留下的残骸（大都在突厥语中也称为汗八里）。威尔玛还绘出了元大都的全貌。到了冬天，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平原在风中。不像如今到处都是令参观者印象深刻的树木、灌溉的水渠和丰收的庄稼。当时中国北方农民命运多舛，而我们则享受着特权的庇护。但传统的礼仪依然留存。如果你以恰当的方式礼貌地对待农民，把自己当成他的客人，那么作为主人，他或许会给你倒一杯热水。

农夫的妻子则很少见陌生人，她们可能会在打谷场做一些农活。在20 世纪30 年代，仍然可以看到年过30岁的农村女性保留着缠足的习俗。缠足是不合理的风俗，但是极为普遍。中国人的女性祖辈无一不是这个习俗的受害者。

据说，缠足始于10 世纪的宫廷中，之后上层社会纷纷仿效。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明清时代（1368-1912）这一习俗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缠足的过程极具独创性：缠足的女孩年龄大概在五到七岁。缠足布大概有10 英尺长，2 英尺宽。具体方式是下压小脚趾，将大脚趾后压朝向脚后跟，这样就可以将脚变窄缩短了。在缠足的过程中，脚弓被破坏，脚后跟与大脚趾之间的脚背出现裂隙。蒲爱德曾在《汉族女儿》（Daughter of Han）中这样记载一位农村妇女的自述：

他们在我七岁时才给我缠足，因为我热爱奔跑玩耍。缠足之后我病得很严重，他们不得不将绑带拿掉……当我九岁的时候，他们又一次给我缠足，这次他们必须比平常裹得更紧。我的脚疼痛难忍，有两年的时间，我都是用手和膝盖爬行。有时候晚上太疼了，以至于我无法入睡。我就把脚伸向母亲，于是她将它们压在身下以减轻我的疼痛，使我入眠。到了11 岁我的脚不再疼痛，到了13 岁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完全变形了。我看到大脚趾向下弯曲，只能在脚的内侧和下方才能看到，且聚集在一起。在脚的前部和脚后跟之间的裂缝，可以伸入两个手指，当然我的脚确实变得很小了。

一个女孩的美丽与吸引力更多地取决于她脚的尺寸而不是她美丽的面庞。别人也不会问：“她长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有多小？”一张平凡的面庞是上天给的，但是没有裹好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证明。

只有满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逃脱了缠足的噩梦。直到19 世纪90 年代，随着中国的变革者以及传教士的促使，缠足的习俗才慢慢终止。但是，从事实来看，在20 世纪70 年代依然清晰可见缠足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20 世纪。

缠足裸地证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胜利。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女性听从母亲的教导把自己束缚起来，形成这样的意识：她们的地位弱于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户。

这种做法的动机是什么？答案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形态，以便送到婚姻的市场上去。因为婚姻主要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选择。

在路上

我们继续在北京周边进行着探险活动。我们曾在西山的寺庙中过夜或住上几天。之后前往卧佛寺盖里博士的四合院，我们在那里度了蜜月（1979 年，卧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外国人会在那里度蜜月了）。我们还与拉里· 西克曼乘一夜火车前往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

在这样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会带着帐篷、水壶、手电筒、相机、毛巾和足够的应急食品，但是我们从不在外露营。我们会去旅店，或者在寺庙投宿。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熟练地掌握，把床的四个腿放在装有煤油的浅碟上来避免虫子爬上床叮咬我们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仆人跟随着，无论他有多大，帮我们寻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为中间人帮我们解释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些我们也一时说不清楚。也许对于人们来说，有着黄色腿毛和红脸的外国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见的怪人，我们已习惯于与小官员和城镇居民接触。事实上，我们在路边小店站着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样还互相攀谈，谈话会使我们暂时成为朋友。

当参观诸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类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适当的引荐，还需要来自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的信件为我们担保，目的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有所依靠。来自北京的美国社团创始人福开森博士的信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福开森博士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头发和大胡子。在清朝统治的时代，他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后大约在1898 年，两江总督成立了新式学堂，他被邀请担任该学堂的校长。此外他还曾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报纸并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担任一些军阀政府的顾问。如今他监管故宫，确保里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福开森博士有一所豪华的中国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六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

由于福开森博士的担保信，我们每到一处，就会有来自北京上级给当地馆长的信件说明。我们很礼貌地与洛阳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联系，通知他们我们来到此处，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阻拦的借口。他们的职责不是控制我们。他们需要仔细权衡两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们会招惹麻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如果他们阻止我们将会引来的投诉，这是他们必须衡量清楚的。在洛阳，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几个士兵做护卫，警示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注意，这是外国人，不要自找麻烦。”我们的交通工具驴子或人力车在比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带着我们的美国护照，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我们是比较高级的不可接触者，不像印度那种低级的不可接触者。我们也不像如今中国昂贵的旅行社中那种隔离式地坐在茧状大巴里来往于酒店、旅游景点、友谊商店之间的观光旅游，并被严密地监控起来，而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出行。沿途我们还是会适当地接触一些本地人，在诸如食物、住宿的选择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有食物和住宿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首要问题。

在北平至汉口的火车上，我们可以在靠一侧安装的座椅之间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着睡觉。1933 年3 月，在铁路中转站郑州，拉里·西克曼、威尔玛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个旅馆剩下的最后一间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没有床上用品。那晚，我们铺着自带的铺盖和衣而睡。在途经大同的北平至绥远的火车上，我们发现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处结实的行李架上。当然，列车员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些好处。

后来我们到了龙门石窟，拉里曾经来过这里。拉里惊讶地发现这些古代信徒捐献的可爱的刻有捐赠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来用车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军阀时期发生的事情，当地官员会出售任何东西。之后，拉里开始收集分散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交易商手中的各种石刻作品。1939 年，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拉里开始重新组装这些略带裂缝的石刻。

我们在20 世纪30 年代，像乔叟小说中提及的朝圣者那样开拓着我们自己的探险之路。在如今恐怕很多旅客并不会这么做。中国带给我们的感觉，并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奢华和公使馆的娱乐活动，其内涵要更加深邃。总之，我们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我们会在露天市场听人说书，或是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观看杂耍。我们也会去老北京剧院观看精彩的表演，演员们会扮演成英雄、恶棍、将军、美女、滑稽人物等各式各样的角色。这些戏剧都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各种动作如跨过门槛、上马、下马、船行驶在碧波当中、穿山越岭等，都需要靠演员的表演凭空表现出来，而观看表演的人大都是有着专业鉴赏水准的普通大众。

我们去商店买家具、艺术品、日用品也会与卖家讨价还价。因为商店的价格一般都不是固定的，看到富有的外国人可能就会将价格抬高一些。于是我们需要全面考虑，最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如果我们之前来过这家商店，那么我们再来就是“老主顾”了。假如老板要价10美元，我们就会还价到5美元。我们还会解释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这个东西，而老板就会提醒我们它的稀缺性，然后降到9美元。我们会表示遗憾只能出6美元，一边说一边准备离开。紧接着他会说“最低价”了，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赔本只卖8美元。看在真诚的分上，我们又会提价到7美元。最终价格自然以7. 5美元成交，皆大欢喜。

在1932 年度过一个好学的而又无忧无虑的夏天后，9月份我们递出了所有的介绍信。在两周时间里，我们每天拜访六个人，有时候会一个下午出席三个茶会。

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