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麓堂诗话》名称考论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是他的诗歌理论的集中反映，也是明中期诗话的代表之作。其诗论，是从“台阁体”到“前七子”的一个中介环节，是他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茶陵诗派群体作家诗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一部诗话，正如知不足斋后人鲍廷博在《麓堂诗话・跋》中所评：“诗话一编，折衷议论，俱从阅历甘苦中来，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 徐朔方先生亦主张：“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毫无创作经验，他的评论往往只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信口雌黄。有了一定的创作实践，就能知道其中的甘苦，能准确把握作家曲折幽微的文心，做到言中肯綮。”

李东阳诗话著作的书名各选本称呼不一，概览古今现存文献选本，其诗话名称不同主要有二：一名曰《麓堂诗话》，另一名曰《怀麓堂诗话》，两个名称究竟孰先孰后，还是诗话出现之时就已有两个名称，这中间又有着何种渊源？目前，学术界鲜有人对此研究。而要研究李东阳诗论的理论价值，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李东阳《麓堂诗话》名称的演绎。本文试就李东阳诗话的名称及流传版本作一个详细的考论。

翻检李东阳诗话所收序和跋两文，其中有关于诗话最早刊刻情况的记载，序言落款云：“辽阳王铎”，诗话跋又言：“《麓堂诗话》，实涯翁所著，辽阳王公始刻于维扬。”（文中凡是未标明引文出处的均出自《麓堂诗话》）从这两句话中可知跋中所说辽阳王公即王铎。王铎，辽阳（今山东省辽阳市）人，维扬就是今天扬州市维扬区。扬州在明代的时候印刷业很发达，在明代中后期官、私刻书颇为兴盛。故最初的刊行人是王铎，他在扬州将李东阳诗话刻印的，当初他给诗话所取的名称就是《麓堂诗话》，所以“麓堂诗话”一名应当为李东阳诗话最早的名称。

那么，“麓堂诗话”一名到“怀麓堂诗话”名称的出现，期间是怎么样逐步演绎的呢？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遗失或残缺，很难从现存李东阳诗话版本中找到确凿线索来理清其名称的流变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只能以旁证为主――即通过翻检现存明代文人别集，辅之以内证――即搜罗目前现存李东阳诗话版本，就笔者尽可能之所见，来蠡测李东阳诗话名称的演绎情况。

以下是笔者在所留传文献资料中发现李东阳诗话名称的相关记载：

〔明〕孙绪《沙溪集》卷一三《无用闲谈》云：“王福有誉儿癖。时人訾之。然、勃、劝、辈俱有俊才，不负于誉也。而其所以誉之者，不过述其著作而已。西涯李公誉其子兆先，至谓‘慧识巨眼出唐人之上’，载之《麓堂诗话》。一时者，谓为非过。”（按：孙绪，字诚甫，号沙溪，故城（今河北故城）人，约一五二三年前后在世。）

〔明〕何孟春《馀冬诗话》云：“王安国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今乐艺亦有两般：教坊则婉媚风流，外道则鹿鸣嘲，村歌社舞柳又甚焉，亦与文章相类。’《麓堂诗话》：‘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须有其一。’……古今名家取譬于诗文如此。”（按：何孟春（1474―1536），字子元，郴州（今湖南郴州）人。少时师事李东阳，是茶陵派核心成员之一。）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八《白沙诗》云：“世以陈白沙非知诗者，而《麓堂诗话》载其《题山大忠祠》之诗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岳王宫。’又以谓深知声律者，殊不知昔之所传，非今之所刻。”（按：郎瑛（1487―1566），字仁宝，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明〕顾起纶《国雅品》士品二“郭忠武元登”条：“《麓堂诗话》云：‘公诗为国朝武臣之冠。’”（按：顾起纶（1517―1587），字更生，号元言（一作元名），江苏无锡人。）

从单行本诗话问世到万历初期，人们所见到的李东阳诗话都还是以“麓堂诗话”为名称，而只有到万历中后期人们在刊刻李东阳诗话的单行本时才开始将“麓堂诗话”和“怀麓堂诗话”两个名称并用。文献记载如下：

〔明〕周子文《艺薮谈宗・序》曰：“如李文正《麓堂诗话》之精初简当；徐昌《谈艺录》之绮靡工；杨升庵《谈苑醍醐》之该博精详；王凤洲《艺苑言》如老吏断案，一定而不可移……均之各成一家，言足以流响一时，取信千载者。”周子文同书《目录》又云：“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大学士少师。湖广茶陵人。《怀麓堂诗话》。”（按：周子文，约一六五年前后在世，字岐阳，江苏无锡人。）

至此，《怀麓堂诗话》的名称才始现于文献记载中，由此可以揣测李东阳诗话可能到这时才被出版者冠以“怀麓堂诗话”之名。其后这一名称在文献记载中逐渐频繁出现：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五《总论》云：“李宾之《怀麓堂诗话》，首正古、律之体，次贬宋人诗法，而独宗严氏，可谓卓识。其所引诗句虽多鄙拙，勿论也。”（按：许学夷（1563―1633），字伯清，江苏江阴（今江苏江阴）人。）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二《集录三・国朝诗话》条记载：“《怀麓堂诗话》一卷。”（按：胡震亨（1569―1645），字君鬯，后改字孝辕，号赤城山人，晚自号叟，浙江海盐（今浙江海盐）人。）

而刊刻者因所依据的版本不同，故在取题名时有的称《麓堂诗话》，有的称《怀麓堂诗话》。如：《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题作《怀麓堂诗话》，而乾隆本鲍廷博所撰《知不足斋丛书》与丁福保所编《历代诗话续编》均作《麓堂诗话》。因此，有必要对现存李东阳的诗话版本进行清理。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既有附录于文集中出版，亦有单行本问世。合刻诗话，在明正德本《怀麓堂稿》中未收，只有到清人刻《怀麓堂全集》时，才开始将之收入。单行本，情况则比较复杂。《麓堂诗话》收录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番禺陈大晓的《跋》，此《跋》首句云：“《麓堂诗话》，实涯翁所著，辽阳王公始刻于维扬。”而诗话所收《序》落款是“辽阳王铎”，根据这两句话我们可知李东阳的诗话单行本最开始是被辽阳王铎所得，在扬州刊刻行世。那么其刊刻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据诗话所录王铎序：“是编乃今少师大学士西涯李先生公余随笔，藏之家笥，未尝出以示人，铎得而录焉。”按诗话中所称“今少师”，查《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可知，李东阳是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而李东阳又于正德七年致仕，因此可知此诗话最早刊行于正德元年至正德七年间，并且此时李东阳仍健在。

随后陈大晓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翻刻。此则文献记载见陈大晓所附《麓堂诗话・跋》中：“余家食时，手抄一帙，把玩久之……适匠氏自坊间来，予同寅松溪叶子坡南、长洲陈子庭咸赞成之。乃相与正其讹舛，翻记得于缙庠之相观庭，为天下诗家公器焉。时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番禺后学负暄陈大晓景曙父跋。”

其后的版本还有如下几种：

以上是自《麓堂诗话》问世以来，对它出现的各类版本的梳理。从版本的出现情况来看，以“麓堂诗话”的命名应该更符合李东阳诗话的名称，而且在诗话出现之初，李东阳就已经对诗话给予了比较明确的命名，流传的诗话版本大多对这一命名比较认同，故后来“怀麓堂诗话”命称的出现并不符合李东阳诗话的原名。究其原因，造成“怀麓堂诗话”这一错误名称出现的缘由可能是书商在刻印过程中，根据李东阳《怀麓堂全集》中所收诗话而刻，因《怀麓堂全集》中所收诗话仅题名为“诗话”，刻印者为了明确诗话的作者，故以“怀麓堂诗话”来命名，从而造成了这一错误命名的出现。

虽然命名的不同不影响我们对李东阳诗话的研究，但对《麓堂诗话》错误命名的厘清与纠正，有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时对于现代学者关于李东阳诗话研究在诗话名称上不至于随意有很大的帮助。如周寅宾先生在整理李东阳集子过程中，其所收李东阳诗话，就以“怀麓堂诗话”来命名，这一命名就不准确，其实他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李东阳诗话命名的不同，但在选择哪一个名称时恰好弄巧成拙，将错误的命名冠之于它，所以应该还原其本名――《麓堂诗话》为佳。

参考文献：

廖可斌：《独立不倚 精益求精――徐朔方先生的学术道路》，廖可斌、楼含松、周明初编，《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

司马周：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