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见证千年菩提路

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弘法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德高僧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中国佛教史上，白马寺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祖庭。

白马寺在洛阳市以东十二公里处，北依邙山，东临洛水，是中国官方营建的第一座佛教寺院，称为“佛教祖庭”。汽车沿着宽阔的市郊公路飞驰，两边法桐高高耸立，苍苍郁郁，遮阴蔽日，颇有王者气象。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白马寺的山门和围墙都是涂成暗红色的，颇像故宫的围墙，门口悬挂的青石横匾大书“白马寺”三个金色大字，出自赵朴老手笔。山门外立着两匹石雕马，据说当年是由两匹白马驮经书从西域归来，故称白马寺。

白马在中国佛教界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相传悉达多王子出家，所乘的是白马，玄奘去西天取经，所乘也是白马。白马驮经，只是其中一说。

据史料记载，始建于东汉年间的白马寺屡毁屡建，北魏永熙年间，洛阳祸乱迭起，寺庙遭到严重损毁。隋唐两代，由于佛教的弘扬，特别是在武则天皇帝的支持下，白马寺广修殿阁，规模日渐宏大，气象鼎盛。据说唐代的白马寺山门直抵洛阳北岸，寺内僧人达到数千之多。因僧人所居之地离山门过于遥远，沙弥甚至要“骑马关山门”！

“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时，白马寺再遭破坏，直至明代，朱元璋下令重修寺院，嘉靖三十四年，掌玺太监总督东厂黄锦发起并主持重建，奠定了今天的规模和格局。

印度高僧与千年菩提路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某夜，明帝梦见金人，非常高大，头顶有光明，飞行殿庭。明帝问群臣，傅毅兰台令史说：“西方有神，名‘佛’，其形丈长六尺而面黄金色”，于是明帝遣蔡愔使天竺，问佛道法。

相传当年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时，巧遇在此弘法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使臣力邀两高僧来中国弘法，二人慨然应允，不远万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永平十年，用白马驮经卷佛像抵达洛阳，汉明帝以极隆重的方式迎接两位异国高僧。据说，他所见到的摄摩腾，竟然与他在梦中所见金人一模一样！

摄摩腾，全名迦叶摩腾，中天竺人。相传长相俊美，仪表堂堂。擅长礼仪，解大、小乘经典。《高僧卷》记载：“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经法，为地神所护，使所住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劝，遂两国交欢，由是显达。”

关于明帝感梦和出使月氏的说法，均源于《四十二章经序》，此文在六世纪被收入《出三藏记》，据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考证，此文产生的年代相当可靠。

东汉遣使赴西域求法是公元65年，此时佛祖已经圆寂五百余年，佛教在印度最辉煌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已经结束，印度教的兴起大大挤压佛教生存的空间，大批佛教僧人向南或向东传法。佛教开始从中国的西南部的印度，翻越葱岭，经由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进入大月氏、龟兹等地。而此时东汉使者向西寻求佛法，正好推动了两大文明的结合。这也许是天意？

佛教慢慢渗透进入中原，并且穿越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公元一世纪左右，这里正是东汉都城洛阳的坐落之地。所以，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对佛教在中国的弘扬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德高僧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今天，这两位高僧的墓地安葬在白马寺内东西两侧，合称“两僧墓”，墓为圆丘形，高3.2米，直径8.7米，拱形券顶石碑，上刻“圣旨”“敕赐”字样，正面为“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由赐进士中宪大夫、知河南府尹明冀于明朝崇祯七年（1634）所立。据称，碑文上的封号是宋徽宗赵佶追封的。民国时，白马寺住持德浩重整两位高僧墓，以青石包砌，苍松翠柏围之，十分庄严。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洛阳访问，还专程到两位大德墓前焚香祭祀。

历史上《汉法本内传》还记载有一传说：摄摩腾、竺法兰抵达洛阳后，引起中国道教徒的警觉，五岳十八山道士，上奏朝廷，欲与佛徒斗法。明帝应允，命尚书令宋庠安排在白马寺由道、释两派斗法。各山得道六百九十余人，“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分别安置符篆书、黄老经文及祭器；两佛僧则于道路两侧安置佛舍利经像。道家称：纵火烧坛，不燃经典。但是火发后之后，经典悉归灰烬，显然是失败了。而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摄摩腾亦飞升天际，现种种神象，“观者叹服”。至今，白马寺南还有两座夯筑土台，立着“东汉释道焚经台”的碑，是当年这两场佛道角逐的历史见证。当然，这有点像神话，不可尽信。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不仅没有使传统的文明中断，反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了传统文化的活力。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儒家学说，也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宋明一代最重要的学说——程朱理学，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寺庙最后一进，是一个被称为“清凉台”的所在。清凉台在全寺地势最高，大约要高出平地五六米，据说是东汉明帝做太子时读书之所。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抵达洛阳后，被汉明帝安排在此译经，因此，清凉台也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场所，比姚秦鸠摩罗什在西安草堂寺的译经馆早了几百年。摄、竺两位大师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十地经》《佛本生经》等。可以推想，当年的清凉台，西域东方僧侣云集，胡音汉语相互交织，众多学者讲经传法，研习佛典，一派佛门繁盛景象！

二千年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跨越大漠，风尘仆仆，把佛教传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千多年前，法显、玄奘西去，历尽千辛万苦，沿着丝绸之路去西天求法。这一去一来，一东一西，上演了一出震撼古今，声震华夏文化交流的大戏。

如今这一来一去的壮举浓缩在白马寺这同一空间之内，我们似乎再次看到了巍巍葱岭、浩瀚大漠、遥遥丝路，这些伟大的宗教传播者一步一步前行的足迹。我读过鸠摩罗什、法显、玄奘，深知求法之艰难。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不是怀着以身许法，不惜性命的伟大志向者，是难以成功的。他们是令我们后人景仰的先行者，是我们尊敬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