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前期词坛的隐逸词

摘 要： 南宋初期，词人的隐逸心态是多变的、复杂的。他们身处乱世，面对半壁破损江山，在愤慨伤心之余，看破功名、寄情山水、追寻苏陶便成为词人们力求超脱，寻求精神避难所的出路。这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更是中国封建士人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上演的又一出悲剧。

关键词： 南宋前期 隐逸词 心路历程 情感指向

南宋前期，面对江南半壁河山与金兵的疯狂南侵，抗金复国成为时代的号角，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杰词随之占据词坛，成为“主调”。然而，由于最高统治者们推行妥协迁就政策，这些“志士同人”大多神情沮丧，意志消沉，词人图谋脱离政局，甚至挂冠退隐现象时有发生。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词作内容发生变化，为抒发出世情绪、宣泄乐天知命和逍遥遁世的情怀，词人们开始热衷创作隐逸词。本文具体讨论这一时期词坛隐逸词形成的原因及其特征，并从词作中探求各人的心路历程和感情指向。

一、南宋前期词坛隐逸词形成的原因

南宋前期，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到了威胁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地步，一时间，不论忧伤还是悲愤的忧国之词，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由于统治者推行了卖国有功、抗战有过的苟安政策，士大夫文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士人仍旧忧国忧民，不断发出愤慨之声；另一部分士人开始转向而遁入隐逸的道路。即使是前一部分士人，在他们的内心中也会产生或存在这后一类出世的思想。这就是南宋前期隐逸词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

南宋偏安江南，在“和平”局面形成之后，他们就有条件在这块土地上舒适逍遥地生活。南宋对退休的官员会给予优厚的物质条件，这与宋代“佑文抑武”的传统政策密不可分，使他们在晚年过着惬意的生活。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当他们面临仕途风浪时，自然会退居田园，寻求隐居之路。

南宋前期隐逸词的产生与佛、道思想的盛行也有密切的关系。宋代许多著名的文人，如王安石、苏轼，甚至是许多理学家都是佛教信徒，而宋代的皇帝皆好释道（如真宗之“封禅”，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等等），这两点也给南宋词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参禅学道便成了他们隐居生活的一部分，随缘而运、看破红尘更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安慰。

前代隐逸词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北宋时期苏轼作为北宋诗新运动的完成者，把诗新精神自觉运用到词的创作中，拓宽了词的题材内容，强化了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他那清旷、高雅的词风对于南宋初期隐逸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黄庭坚、晁补之是苏轼的门人，他们也创作了不少隐逸词。透过前人的隐逸词，这个时期的文人也在寻求着他们自己的出路。

二、南宋前期词坛隐逸词的特征

“靖康之变”所带来的大战乱、大动荡，对于文学来说，不仅是一种大破坏，而且是一种大孕育。它破坏的是北宋末年词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旧词风，也孕育了抚时感事，情真意切的新词风，并带来了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新品类——隐逸词。下面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词人，以他们作品为例，具体分析这时期隐逸词特征，并从他们词作的对比中，探索和发现各人的心路历程和感情指向。

（一）“看破功名”，力求心灵的超脱。

隐逸，即遁世隐居，超逸尘外，寻求精神慰藉，聊以自我解脱。“隐逸词”顾名思义，即写隐逸生活的词。在南渡众多词人中，由于生活经历、创作个性、性格学养等方面的差异，同人创作的隐逸词情感不可能一样。

张元幹，曾为李纲行营属官，积极参加抗金斗争。南渡初年，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退居福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抗金志士，却折戟沉沙在朝廷推行的议和政策下。挂冠后的词人，为寻得一己的精神解脱与安慰，常踏足于湖光山色，醉心于诗余酒后，又号“真隐山人”。试看这首作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词人挂冠归里后的《蝶恋花》:

窗暗窗明昏又晓。百岁光阴，老去难重少。四十归来犹赖早，浮名浮利都经了。 时把青铜闲自照。华发苍颜，一任傍人笑。不会参禅并学道，但知心下无烦恼。

词人年届四十，即已慨叹“老去难重少”“华发苍颜”，由此可看出他对人世茫茫难自料的苦涩心境。尽管同人对功名富贵的态度是以嘲笑口吻说出的，但透过字里行间，仍不难感受到一股英雄失路、志士落魄的悲凉情绪。

词人这种“看破功名”思想，贯穿于他挂冠归来后大量词作中：“白衣苍狗一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瑞鹧鸪》）“位极人臣，功高今古，总蹈危机吞祸胎。”（《沁园春》）“毕竟凌烟象，何似辋川图？”（《水调歌头》）这些词句，有的表明他对仕途险恶的警惕心理，悲慨英雄才大难为用的现实；有的表明对世事无可无不可的恬退心境。

张元幹的“看破功名”思想是雄心壮志、远大抱负得不到实现，转而以愤激之辞，去蔑视、否定功名。这种蔑视与否定，自有其对黑暗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作用。这种“看破功名”思想在南渡词人中并非张元幹所独有，如朱敦濡、叶梦得、李纲等，都有把功名当作身外物的词句。词人们既然把作为获得功名的“仕”视为不可得，因此，作为与“仕”的对立面“隐”，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多数人的向往了。

（二）遭遇不幸，寻求“东坡、陶渊明精神”。

南渡词人的这种隐逸情怀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逃避。零乱的现实，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给他们以任何的希望。东坡便成为他们的寄托，他们崇拜东坡，崇拜他的心灵超脱现实之上的自由精神。

爱国词人张孝祥因谗言落职后由广西桂林北归，途经湖南洞庭湖时写了《念奴娇·过洞庭》一词。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词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天人合一”的澄清境界。人格化的宇宙，宇宙化了的人格，难分彼此。作者把长久以来积聚在心头的忧患情绪，至少是暂时的一扫而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词人要吸尽长江水，把北斗七星当做勺器，尽邀天地万物来作陪。当此时，时间已停止，空间已缩小，古今天地间只有“扣舷独啸”的狂客。词人忧国之词中的愤慨情绪需要解脱和超旷，东坡的思想，东坡的超然、旷达的心境便成为他奋起抵抗，奋求解脱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