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在炒作高考“状元”

【摘要】我们可以把“状元”炒作过程看成一个利益链条。细分参与者“市场”,就会发现他们在这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利益联系。首先是高考第一名,尽管他是炒作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但也是受益...

据新华网2010年7月20日消息,今年高考招生期间,北京大学宣称全国各省份文理科第一名,六成以上被该校录取;而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公布数据称,全国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报考了清华大学。但是,细心的读者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两所大学公布的高招数据中,文理科第一名的人数均已超过了各省份的高考“状元”人数。

在此之前的六月,国家和各地教育部门纷纷发出通知,要求规范高考成绩,不炒作高考“状元”。例如广西教育厅制定高考成绩的“十不准”原则,江苏省提出“三不”原则。甚至于早在2007年。重庆市出台《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向社会公开高考考试成绩和名次。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些措施并没起到遏制热炒高考“状元”的作用。

主持人:高考“状元”的炒作由来已久。原来只是各个中学的自我宣传,后来随着地方部门、企业的加入,炒作之风越来越严重,屡禁不止。清华、北大的举措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高考“状元”、这个词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学生韵个人荣誉,更像是一个商标、一个金字招牌。是什么原因让社会对于高考“状元”的炒作这么热衷?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状元”光环背后的利益纠葛

毛汉星:清华、北大公布高招数据,是高校之间利益纠葛的一种无奈。这种利益纠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名,高考“状元”不仅是优质生源的杰出代表,更是学校的荣誉。高考“状元”的炒作,势必会导致人们用“状元”录取人数来比较学校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是利,最为现实的是我们对大学招生质量和办学实力的评价体系中,有多少高分考生,尤其是“状元”人数是一条重要的标准。这关系到全国大学的排名,更关系到学校的业绩、政绩、财源等等现实利益。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高考“状元”崇拜现象,以后参与到“状元”炒作当中去的,将不仅仅是清华、北大这两所学校,还会有更多的高校以更多的方式加入进来。

我们可以把“状元”炒作过程看成一个利益链条。细分参与者“市场”,就会发现他们在这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利益联系。首先是高考第一名,尽管他是炒作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但也是受益者。除了高考“状元”的名誉光环外。学校、政府、企业各方面物质的、精神的褒奖更是接踵而至。当然,在这个利益链条里。他的付出是最多的。这些利益是用辛勤的汗水换回来的。其次是“状元”就读的中学,甚至可以扩大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他们培养了高考“状元”,这是块金字招牌,是学校业绩的体现,是学校招收生源、引进资金、政府扶持最为有力的支撑点。再次是参与炒作的地方和企业,高考“状元”对于地方来讲是个免费的宣传品和隐形的利益点。比如招商引资工作。其中教育是衡量投资软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高考“状元”最少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今年高考前期,市场上出现了一款由高考“状元”代言的内裤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我们暂且不论是非曲折,通过这件事,这家内裤企业毫无疑问达到了他们想要的宣传效果。所以在这个链条里,每个环节都可以通过小成本获得他们需要的巨大利润。

兰璐希:我觉得是受名利的驱使。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年的七八月份,我的手机都会接收到关于我所在城市学校的高考信息。例如哪个学校今年多少人考到了好学校,全省高考排名第几之类的。过去几年的信息大都是学校的,但这两年信息方发生了变化,很多是房地产商的,什么某某房产祝贺某校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某某地产庆贺某同学获得全省高考“状元”。开始我还觉得奇怪,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地产大都位于学校附近。这种短信广告是企业借助学校的声誉做的一种宣传,我想这种广告应该不会是免费的。

其实不仅仅是学校、企业热衷于高考“状元”的炒作,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参与其中。我记得去年广东省惠州市的领导还出席了当地的“状元”庆功会,向获得了省、市高考“状元”的同学高调庆祝。又比如有一家著名的地产企业从2003年起就设立了“百万奖学金”,专门奖励每年的省市高考“状元”。

2009年,四川省巴中市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当年出了全省高考“状元”的巴中中学奖励100万元,还有北大、清华前几年给录取的高考“状元”奖学金5万元。据说今年这个奖学金涨到了8万元。可见一个高考“状元”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现在已经成了一所学校、一个行政地区共享的光环。

任凤生:谈到“状元”光环后的利益纠葛,我觉得必须要看到。是现行的高考体制带动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市场。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957万人,按每个人考试买一根铅笔计算。都要消费957万根。我想在商业社会里,这个市场是不会不被人关注的。2009年教育部公布的我国高中教育阶段人数是2476万人,还有一亿五千万的义务教育学生,这些都是这个市场潜在的消费群体。更何况一个考生身后部有着一个家庭,一个附带的教育消费群体。这是“状元”光环下利益纠葛的基础。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现代社会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这是“状元”炒作的催化剂。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大概在68%。今年的形势还更为严峻。好学校、好专业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占有优势,在唯分数论的高校录取体制下,只要考试成绩越好,就能进入好的学校,挑选好的专业,未来的就业也就越有把握。在这种逻辑下,高考“状元”势必成为学生和家长们追捧的对象。庞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强烈需求,炒作高考“状元”自然就有了一个可供操作的平台。

毁誉参半的“状元”炒作

郭娟:对于清华、北大这次高招数据的“打架”问题,两所大学的解释是各省“状元”的统计方法不一样,状元分数分实考分、投档分(即含加分)等几种。这又引发了另一个焦点――高考“状元”加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高考加分政策是为了鼓励学生发展特长,注重全面素质提高的一个举措。可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多问题。

《中国青年报》7月30日公布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近三成的高考“状元”(18人)是通过加分得来的,这些加分类型包括:全国奥赛加分、民族加分、省三好学生加分,还有高校的自主招生加分。按照实际考分来看,虽然拿不到“状元”,但这些学生被好学校录取是不成问题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争夺“状元”虚名呢?其中一个利益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社会对“状元”的经济重奖。

曾经有人为2009年的四川省理科高考“状元”和成都市理科高考第一名算了一笔账。两个人的总分,一个655分,一个654分,相差1分,但是两个人获得的经济奖励却相差110万之多。我们都知道考

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分之差可能是考生临场发挥的问题。甚至有可能评卷老师对一道主观题的认可程度不同。因此,这一分产生的利润差距就显得非常不公平(有点像买彩票,买中了得巨奖,买不中回家睡觉)。这种强加在高考“状元”称谓上的经济诱惑,势必会引发一些人铤而走险,造假或是钻漏洞。

张冀春:给高考第一名冠上“状元”这个称谓是非常不妥当的。“状元”是过去科举考试的第一名,科举考试是政府考选文武官吏和后备人员的人才选拔制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而高考只是选拔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从一定程度上讲,它考核的只是未来专业人才的素质和学习能力,是基础考试。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是包分配的,所以高考也被认为和以前的科举考试类似,是一种垄断的人才选拔机制。现在,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人才选拔多元化的形成,考上大学就等于进保险箱的模式行不通了,高考也失去了它的一些垄断特性,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目前高考“状元”却被炒得这么热,我觉得是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人才选拔的一种极端心态。这样的炒作,会影响高考在人们心中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兰璐希:从以往的“状元”奖励到现在的代言商品,从去年的重庆高考“状元”造假到今年的“状元”加分,在经济利益的操控下,高考“状元”荣誉的光环正在散去,慢慢失去社会的信任。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考试分数的不平等,还有社会对高考制度的不信任。

雷飚!我不太同意前面几位的说法。其实无论是给予“状元”奖励还是商业炒作,对考生本人来说都是被动接受的,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成为了“状元”才形成的规定。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高考的荣誉。他也就应该享有荣誉带来的合法利益。

我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另一个问题――“状元”加分。很多人认为,成绩好的人凭什么还要加分,这有点像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仇富心理”――你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赚钱。加分政策是对特长生的鼓励和对特殊人群的照顾。具有特定性,并不是普遍福利。在不违反法律和政策的情况下,考生获得加分的做法并没有错。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个庞大的高考待考群体和他们身后的家庭是商业开发无法忽视的。而且在炒作高考“状元”的过程中,企业和地方并没有违反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所以,我觉得对高考“状元”的商业炒作并没有问题。就像奥运会,我们不会因为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超强的身体素质就否认篮球赛的公平性,也不会因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灵活而认为他们在比赛中赚了便宜。只要是在比赛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运动员获得第一,他就是世界冠军,他就应该享受冠军带给他的荣耀和利益。

谁能消除炒作风波

郑大伟:我觉得高考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漏洞是引发炒作风波的关键所在。像今年近三成高考“状元”加分的情况引起热议,问题不在考生本身(他们是通过政策允许的规则获得的加分)。而在于一些加分种类在现阶段已经不适应高考,甚至妨碍了高考的公平性原则。近几年来,全国和各地有关部门屡屡下文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但收效不大。很大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比如《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向社会公开高考考试成绩和名次,但我们知道考试成绩并不仅仅掌握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手里,你不公布,我可以从例如考生手里等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而这些做法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予以禁止,所以重庆市的《考试条例》只是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因此,要想停止高考“状元”炒作,就需要制定更为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法规。

雷飚:高考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工程,高考“状元”的称谓也已经成为了这个工程的标识之一。对获得高考“状元”称谓的考生进行奖励或者商业炒作。是社会对这个标识的认可。因此,对高考“状元”需要有明确的制度来规范其个人行为。毕竟作为个人在荣誉中获得了社会的认知和利益,那么他应该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真正成为其他考生学习的典范。

任凤生:高考“状元”炒作,炒作的不是“状元”,而是现在的高考制度。往深层次说。是人才培养机制和社会人才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因此。我觉得要想消除炒作争端。就需要更为完善、严谨的制度和更为明晰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