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职务犯罪的特征、原因及预防对策

浅析职务犯罪的特征、原因及预防对策

一、 职务犯罪概说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看出职务犯罪在构成上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 主体的特定性 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

(二) 行为的渎职性 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二、 职务犯罪的危害

(一)存在的普遍性

首先是涉及的行业广,几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存在职务犯罪。再次是涉及的人员广,其中有一般国家人员,还有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的国家人员,甚至有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如北京市海淀区域建一公司发生的特大贪污案件,涉及案犯37名,其中有党员、干部、材料员、保管员,也有个体户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

(二)极其隐蔽性

犯罪被查处之前,在相当数量的腐败分子头上,除了大大小小的乌纱之外,还冠有或大或小的的诸如“先进”、“劳模”、“委员”、“代表”、“优秀企业家”、“模范领导者”等一系列光环和桂冠。接受贿赂时,不留破绽,一对一现象十分普遍,如邮局汇款不收、第三者在场不收、东西无发票不收等。

(三)巨大的腐蚀性

这方面的特性突出表现在贿赂犯罪中。行贿受贿不仅是一种独立的职务犯罪,而且成为其他个别罪犯的“窍门砖”和“买路钱”。一些行贿人奉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相信“贿赂是把金钥匙,什么门子都能打开”。从而使各种犯罪相互交错、相互牵连、交叉感染,在同一张温床上滋生多人犯罪、多种犯罪。如武汉木材公司武昌林场,是一个职工有200人的小单位,却滋生了一窝蛀虫,查出有贪污受贿行为的达28人,占职工人数的13.6%。

(四)趋于群体性

近年来,职务犯罪有由单独犯罪向结伙犯罪方向发展的趋势。据一些省、市检察院的统计,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占立案总数的12%以上,有的地方高达25%。因此,检察机关办一案带一串,控一个带一窝的情形较多

如轰动全国的广西罗城监狱司法腐败案。罗城监狱46名司法干警和河池地区中院6名法官在执法工作中大肆收受贿赂、,为206名罪犯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罗成监狱原副监狱长胡某受贿68万元,其余人员最少也受贿一万余元。【1】

(五)严重危害性

如原广州市卷烟厂张某收受外商9万余元的贿赂,致使国家被骗去297万美元未能追回;原福建省裕丰实业公司副董事长杜某投机倒把金额达1.9亿元,并使国家蒙受直接经济损失4000多万元。

某市一建设集团公司经理刘某失职,给公司造成16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湖南省农机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刘某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公司3600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因此,职务犯罪的存在破坏了经济环境、扰乱了经济秩序、影响了经济建设。

三、 法制不健全是导致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纵观诸多职务犯罪案例,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法制不健全造成的,理由如下:

(一) 监督机制方面法制不健全,导致职务犯罪

1.权力监督方面法制不健全

“一切有权利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2】权力不能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1)权力监督认识不足。

长久以来,受传统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一直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对权力监督工作存在很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对象,无视甚至公然拒绝权力机关的监督,“我行我素”。

(2)权力监督缺少法律保障。

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罢免权、质询权和监督权等五项职权的行使,没有相当的程序予以保证,使权力监督很难发挥作用。权利机关质询权、罢免权的行使没有与监督机关人员任免直接挂钩,造成“上面说一套,下面做一套”,严重破坏了权力监督的威信。

2.法律监督方面法制不健全。

法律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我国

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狱等执法、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的监督。在职务犯罪的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不力,是导致职务犯罪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1)监督渠道不畅通。

自1989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全国设立反贪污贿赂局,至今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设立了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机构和举报中心。但是,由于相应保障措施不力、工作不负责等原因,检察机关对许多职务犯罪信息无法获悉,更谈不上监督了。

(2)内部监督缺乏制约。

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时,身兼侦查、审查、审查批捕等职权与一身。由于有些办案人员法制观念不强,检察机关内部对这些人员又缺少必要的教育和纪律约束,致使违法现象严重。

有的检察院侦查部门的办案,“热心肯干”,将侦查、审查批准逮捕、审查等程序一办到底;有的侦查部门在侦查结束后,在本部内部换其他人员审查。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办案质量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监督职能。

(3)现行检察领导体制存在弊端。

我国检察机关一方面要受到上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另一方面要受到上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另一方面要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尤其是同级人民政府在人员编制、办案经费等诸多关系到检察机关切身利益的方面,牵制当地人民检察院,使检察工作极易受到地方政府意志左右,很难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独立监督。

(4)法律监督没有刚性保障。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中对法律监督的权利种类、权限范围、具体操作制度和制裁措施等没有详细规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流于形式,对枉法裁判行为缺少刚性制裁。

3.专门监督方面法制不完善

(1)监察监督缺少强制力。

我国虽然于1997年5月9日公布并实施了《行政监察法》,但行政监察机关检查权的内容、范围、行使方式和监督程序等法律规定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致使监察机关的专门监督缺少强制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作用不大。

(2)上级监督成效不显着。

有的上级对下级采取“放纵”态度,听话就行,有些毛病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别捅“大漏子”就行,即使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的“上级”不是对其教育、处分,而是提醒其多加小心。

(3)行使职权不力。

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单位掌权者集财政状态下,监督部门要么畏惧领导权威,不敢正确行使职权:要么依法办事,结果往往遭到打击、报复,不能正确的行使职权。

4.经济监督方面法制不完善

无章可循,管理混乱,我国在财政、税收、物资管理、房地产等领域虽然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制度中尚未存有许多空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职务犯罪在这些地带迅速蔓延。

⑴ 财产申报制度不完善。

从1995年《收入申报规定》以来,应当承认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① 对财产申报的目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申报的自觉性不高。

② 申报内容与申报人的实际财产严重不符,造成许多“灰色收入”。

③ 申报制度执行不严,具体落实措施缺乏。

④ 缺少相关配套制度。

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实行储蓄实名制,但银行机构在办理储蓄业务时,往往不按规定进行严格审查,致使现实中利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存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国家工作人员大额现金限制流转制度的欠缺,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资金行使仍未控制在银行监督之下。

⑵工程管理混乱。

工程招标、投标具体制度欠缺.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混乱,造成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职务犯罪的滋生大户。

据调查,上海市在一段时期内平均每5件贪污贿赂案件中就有一件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工程上马,干部下马”成为职务犯罪的犀利讽刺。当有人问及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个体包工头王某,承揽通化县百分之六七十的建筑工程之诀窍时,他说“我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钱’。”以“钱”开道,钻工程承包制度的漏洞,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成为许多不法分子的惯用伎俩。

⑶财会管理制度不严密。

①财会人员的职权行使得不到有力保障。

有的单位领导为谋取非法利益,将一些过期、作废、超支甚至伪造、变造的票据交给单位报销。财会人员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便不得不违反财经纪律为领导们如数报销,然后想方设法为这些不合法的凭证披上“合理”的外衣,以逃避有关部门的检查。

②财会人员身兼数职,出纳员兼任记帐员,同时又是稽核员。

这样极易导致钱帐不分,财会内部制约机制失效。例如,贵州省某局一名会计,自97年以来,利用职务之便作案38次,侵占公款500多万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兼会计和出纳,造成作案的条件和环境。”

又如某用电管理站站长张某某,通过一家商店的负责人虚开两张金额为一万八千五百元的购烟发票,自己签批并叫会计作为经手人签名后在本单位财务报支,得款一万八千五百元全部侵吞。

5.群众监督方面法制不完善

(1)举报无门。

我国法律中虽然对接受举报的主体多有涉及,但未形成一套完整明确、分工合理、行之有效的具报机关,导致法律形同虚设,人民群众不知应该向哪个机关举报。

(2)举报无利。

对举报人在举报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对举报人的保护极不到位,导致举报人被打击报复,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举报的积极性。

6.有章不循,管理失控

我国许多机构虽然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没有落实到个机构的日常管理之中。

以一银行为例,随着国家对银行机构微观调控的放松和各专业银行自主性的日益增强,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也逐渐增多,其主要手段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提取、转移储户帐上的存款;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方式,将该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给银行或储户造成重大损失。

如原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批准为企业贷款或为企业担保贷款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港币173.3万元,人民币63.03万元,美金0.5万元。

造成以上犯罪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管理法规不完善。我国现在虽然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大量金融法规的存在,但由于具体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导致金融法规与现有的金融格局、金融业务活动不配套,整个金融管理体制混乱。

(二)打击职务犯罪方面法制不完善,导致打击乏力

打击乏力是指由于各种因素对职务犯罪查处不及时和对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以至影响到刑罚的确定性和适用的及时性,进而使刑法的效能不能充分的发挥的情况。

1.立法、司法不完善。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独立设立贪污一章和渎职罪一章,但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只是职务犯罪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我国目前关于惩治职务犯罪的法规散见于刑法典分则各章及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尚未制定一部完整独立的“反职务犯罪法”,这个必然影响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的打击。

新修订的刑法对职务犯罪作了比原刑法更详细的规定,但仍出现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之类的法律盲区。如村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挪用公款给国有企业的个人承包者使用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司法机关面对这些案件不能依法处理,使一些不法分子逍遥法外等等。

2.量刑过轻。

如我国现行的巨额财产,最高法定刑是5年,而其它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法定刑普遍比我们高的多,一些刑罚结构比我国轻的多的国家,巨额财产的法定刑达到10年。

再如,秦朝以严于治吏着称,当时称贪污贿赂为“通钱”。秦律规定“黥通一钱,为城旦”,“知人通钱而为藏”【3】即贪污、受贿一钱,就要刺面并罚作守城工兵,对转移赃款的“窝藏者”也要加以处罚。秦律还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将官府的公款私自贷出、使用,类似今日的挪用公款罪,秦律对其采取“与盗同法”【4】的罚则,体现了严惩官员犯罪的思想。

3. 以权代法的现象严重。

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本制转型造成的制度不健全,使一些单位领导人“高度集权”。

如某地一新上任的检察长,工作十分负责,上任不久该院便破获两起职务犯罪案件,结果该检察长不但未得到上级的嘉奖,反而被迅速调离检察院。再如向某接替轰动全国的贪污受贿犯阎某任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后,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做出一些成绩。可是,他却在行贿人的“美人计”下,经不起女色的诱惑,最终走向堕落的深渊。

四、强化监督机制,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

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5】。同志也多次强调,“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6】。

(一)加强权力监督

基于权力监督在正个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在实际运作中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使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权力监督的重要性,为权力监督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法律规范。应该制定一部“权力监督法”,明确规定权力监督的性质、原则、主体、对象、内容、机构设置和程序形式,使整个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为权力监督的顺利进行提供刚性保证。

再次,广泛建立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权力监督职权。该监督委员会在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定期向人大及常委会报告,对严重违法违纪者有提请罢免权,对一些重大问题,该委员会还享有质询权,必要时可以组织专门调查委员会。

权力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的基础和核心,切实有效地发挥权力监督功能,有利于反对特权,克服;还有利于实现权力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充分发扬民主,遏止职务犯罪的发生、发展。

(二)完善法律监督

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内,检查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是: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战略部署,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其监督职能。

1、立足检查职能。

检查机关作为我国唯一法律监督机关,打击、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职责重点。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这一职能,开展庭审监督、错案纠正等各项工作,防止法官、枉法裁判,尽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2、完善法律监督的具体操作制度,为检查机关的权力行使提供刚性保障。

立法机关在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大前提之下,应该一步制定各种具体制度,如检察机关的司法建议权,司法建议与被监督机关任免、奖惩相挂钩等。这可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实际操作性,强化法律监督的强制力。

3、拓展信息来源渠道。

检察部门应当通过设立举报中心,对举报人所提供的重要线索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适时、适当地发挥其监督职能,保证整个诉讼活动健康顺利的进行。

4、加强自我监督。

检查机关即是法律监督机关,又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这实质上使检查机关处于自我监督的状态。这就要求:(1)检查内部侦控分开、控审分离,防止“监守自盗”;(2)加强思想教育,增强检查人员自我负责,自我约束的意识。

(三)加强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是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1、 完善行政监督 立法。

如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行政监督与其他监督配合问题等。因此为加强行政监督,应将现存法律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2、严格执行《行政监察法》等行政法规。

从严查处行政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真正做到违法必究。

3、要树立正确的行政监督观念。

行政处分是打击职务犯罪中的非处罚处理方法,它并不能取代刑罚在惩处犯罪分子时所起到的作用,“以风挡罪”、“以罚代刑”。

(四)加强经济监督

1、加强经济监督法律法规建设。

应尽快出台经济监督法规和经济监督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为国家工作人员监督职能的行使提供法律保障,使经济领域中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得到及时、正确、严肃的惩治,从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保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有序的发展。

2、 加强下位经济监督。

一是强化财会监督,另一方面需要定期对财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职业素质和政治素质,从思想上认识到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增加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建立财会人员分工负责、互相监督制度,从机构设置上堵塞漏洞,杜绝外来干预。三是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消除经济监督中的“空白地带”。通过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理顺各经济监督部门间的职权关系,建立一个权责明确、配合得力的经济监督体系,从而填补监督中的“真空地带”。

3、加强上位经济监督。

“审计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的再监督形式”【7】。一是完善审计监督法规,为审计监督提供刚性后盾。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分工体系。三是提高有关人员素质。一方面加强对审计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审计水平;另一方面还要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使他们正确认识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对审计监督予以积极配合。

例如,韩国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开展的“浚源”运动,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金泳三1993年当选总统后,开展了以清除腐败、惩治职务犯罪为目标的“浚源”运动,把矛头直接对准总统府和长期把持政经资源的少数军事、政治强人。

“浚源”运动开始后,查处了前总统前斗焕、卢泰愚、国防部长李养镐、保健部长李圣浩等一批文官和海军上将金钟浩等29名海军高级官员,单在金泳三手中摘下的将星就有60多颗,免职内阁部长以上的官员5人,由于从权力顶端加大了反腐力度,职务犯罪大幅度减少,民众的参政热情急剧高涨,反腐败信心也迅速提高,从而使韩国政府乃至社会风气得到了有效的整肃。

(五)强化群众监督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任何职务犯罪分子的罪行人民群众的心中都有一本帐,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让人民去捡漏揭漏和举报犯罪。笔者认为:

1、尽快制定《举报法》,使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2、运用建立主要领导接待日,设立投诉信箱、网站、电话等形式,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使犯罪分子处于无处藏身、四面楚歌的境地。

3、对举报线索认真对待,及时查处。

4、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促使其主动揭发职务罪犯。

5、营造一个举报光荣的社会氛围,重奖举报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明确,打击职务犯罪不能搞群众运动,但并不等于不发动群众和不依靠群众。

6、加强新闻监督。针对有些领导干部“不怕上告,就怕上报”的心里,加快制定《新闻法》,赋予新闻媒介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职务犯罪进行“暴光”的自由,保证“第四种权力”的监督效力的充分发挥。

五、多措并举,控制和减少职务犯罪

(一)完善管理,堵塞漏洞

改革现有金融体制,建立一个完善、发达、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把政府的微观管理限制在必不可少的最小范围,使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失去权钱交易的“筹码”。

1、 规范各种经济活动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市场经济本质上法治经济,只有以法律规范市场,将市场化的办法引入法律法规之中,才能保证整个市场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制度。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三分之一的人干,三分之一个人看,三分之一的人倒干”成为目前我国干部队伍的生动写照,这种“意志消沉”、“人浮于事”的懒散局面是由我国机构臃肿所造成的【9】。

2、 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核、任免制度,提高国家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坚持任人唯贤,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组织保证。建立干部责任制。由于我国人事管理制度中存在漏洞,许多主管人员“任人唯亲”,“跑官”、“买官”现象十分严重。这就迫切要求国家机关建立干部责任制,一旦发生职务犯罪行为,就要依法追究负有任命、考核管理职责的人管人员的失职之责。

3、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回避制度。

⑴完善职务回避制度。

虽然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政府机关经商办企业,但现实中,以官经商,官商不分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权力资本介入市场,必然导致官员腐败。为杜绝这一现象,可以参考外国的相关规定,如巴基斯坦《政府公职人员暂行条例》中规定,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参与任何银行、公司的创办、注册或经营。以立法形式明确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在公私企业和盈利性组织中兼职或直接经商办企业,借此防范各种变相的、索贿、受贿行为的发生。

⑵完善亲属回避制度。

在中国这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人情味浓重,裙带关系发达。群众中间广泛流传的“父子局,夫妻科,儿子开车爸爸坐,孙子倒水爷爷喝,夫妻办公案对桌”的民谣正是我国国家机关中亲属云集、裙带关系泛滥的生动反映。为了整顿国家公务员队伍,杜绝职务犯罪隐患,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亲属回避制度。

⑶完善区域回避制度。

领导干部在某一地区长期任职,他们亲朋故友难免进行袒护包庇、,严重侵犯其职务的廉洁性。为剔除这一弊端,应当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调动轮任制度。

⑷完善公务回避制度。

在我国诉讼活动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事人在聘请律师时,关心的不是该律师业务水平,而是他与审理本案的法官能否“说上话”,一但得知他们有较密切的关系便不惜重金聘之,以期能够得到有利于己方的裁判。为避免类似问题发生,《台湾公务员服务法》第7条规定的公务员执行职务时,遇到有涉及本身或其家庭之厉害关系事件,实行回避【1 0】的规定可以借鉴。结合我国其他法律中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遇有与其公务有厉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二)建立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1、应着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申报意识。

从思想教育入手,使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加强党风廉正建设的重要性,使其能够自觉地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实际收入和财产状况。

例如,2007年4月24日,距离希拉克总统离职仅22天,根据法国的《政治家生活资本透明度法》的相关规定,希拉克总统主动向全国人民公布其家庭财产清单,共用了不到两页纸。清单公布后,并未遇到质疑和负面报道,说明法国社会对希拉克的财产核查完全认可。在我们看来,公示官员财产,简直难于上青天,还敢拿总统开刀,简直太不可思义了。实行官员财产公示,无疑是一种防腐戒贪的廉政措施,这种健康的吏治机制,实在有百利而无一害【11】。

2、 尽快制定《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规定》。

我国虽然在1995年颁布了《收入申报规定》,但是由于一方面它的具体内容不够完善,急需一部完善的《财产申报法》出台,借以弥补申报制度的立法不足。在制定这部申报法时可以借鉴韩国《公务员道德法》;台湾地区“阳光法典”等国家和地区有关法律中的规定。内容要尽可能全面,例如收入、股票、住房、继承、接受、赠与、特许权使用费等项目到申报内容之中。还要考虑程序的简便性和可操作性。对拒不申报的主体,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从世界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均早已建立该项法律。如在1983年,英国就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实行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作为国家官员的基本守则,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的基本守则,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联邦法官等约15000名官员须在任何以前报告并公开自己以及配偶的全部财产,以后还须按月申报。此外,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也都规定了要求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法律【12】。

(三)强化刑法的打击力度

“开展一场有效打击贪污腐化的斗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需要有一部分的法规,禁止各种形式的对廉正和国民极为有害的官场舞弊行为。【13】”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尽快指定一部完善的《反职务犯罪法》,从立法上加强对职务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1、 加重量刑。

峻法惩贪历来是古今中外反腐败的第一手段。如明太祖朱元璋亲编的《大诰》,是古代推行严刑峻法的典型。“如按大明律应杖八十或一百的,而在大诰中竟判凌迟之刑。”这种峻法的实施使明朝的官吏腐败大大减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再如奥地利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其对国家公务员的管理非常严厉,法律明确规定,如果公务员违法,无论情节轻重,均由法院判处,没有教育、察看之说。凡被法院定罪的,不仅公务员资格自然免除,一切待遇也将被全部剥夺。

2、增加财产刑。

实践中,大多数职务犯罪的发生都与经济利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谋取不法经济利益是导致该犯罪的主动因素。

对这种贪图利益的职务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不仅可以对症下药,打击犯罪分子的贪利欲望,使职务犯罪成为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犯罪,还可以弥补自由不刑的不足,对于那些可关可不关的犯罪分子,单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即可以缓解监狱等行刑机关压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消除犯罪分子“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投机心理,阻止其继续犯罪。

3、引入资格刑。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都有关于惩罚职务犯罪适用资格刑的规定,如奥地利刑法规定:“公务员因一个或数个故意之间可罚,经本国法院宣告处一年之自由刑者,并处剥夺其公务。”笔者认为,职务犯罪的发生总是与行为人的职务相联系,我国应借鉴奥地利和前苏联等国的做法,对职务犯罪分子附加适用资格刑.即永久剥夺其担任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职务和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 、实行罚金易科。

这里“易科”是指当犯罪人没有在指定期限内缴纳罚金时,将其被判处的罚金刑折为在劳役场所内的强制劳动的换刑方法。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罚金执行难的问题,这不仅不利于改造罪犯,也有损国家法律的威严,“罚金易科”可有力地改变这种局面。

5、 扩大不纯正职务犯罪从重处罚的范围。

所谓不纯正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实施的,可由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是与纯正职务犯罪相对而言的。我国的刑法分则中虽然对不纯正职务犯罪有从重处罚之规定,但范围过窄。因此应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纯正职务犯罪从重出发的范围,真正做到对职务犯罪分子的严厉惩处

司法时间中,对职务犯罪“发现的少,查实的少,受到惩罚的少”的“三少”现象,说明有相当数量的职务犯罪没有被发现,被惩处。“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使刑罚的威慑作用大打折扣,一方面放纵了犯罪分子,有损法律威严,另一方面也使犯罪分子产生侥幸心理,更加有恃无恐地继续实施职务犯罪。

所以司法机关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及时查办,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破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漏网之鱼”,进而揭制职务犯罪发展蔓延的趋势。首先尽量减少职务犯罪的“纯黑数”。其次,抑制“逃脱黑数”的增加。再次,控制“连环黑数”的滋长。

(四)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

国务院应制定较为合理的物质利益分配原则,适当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待遇,增强其自觉抵御外来的物质诱惑的能力。在强调改善国家工作人员工资待遇的同时也 应当注意的是“高薪”并不必然“养廉”但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待遇却是保持职务连接性最起码的条件。因此,在致力提高国家工作人员薪俸待遇的同时,还应注意加强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内外结合,使其不想受贿。

宋代是我国官吏薪俸最丰厚的历史时期,官吏的俸禄不仅有禄粟、职钱、帛料、职田,还拨给官吏“随身一人”(服从役吏)及衣粮。此外,当时还实行兼官兼俸,曾有“一身兼十余俸者”。【14】这种办法在一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减少了贪污贿赂现象。

雍正十二年推行了以“以俸养廉”为目的的“养廉银”制度。养廉银实际是官员正俸以外的生活与办公补助费,从数百两到三万两不等【15】,高于正俸十几倍甚至几百倍。由于养廉银制度的实行,雍正年间,官员的生活趋于安定,官场纲纪有所好转,地方政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以俸养廉的思想与现代社会高薪养廉的作法不谋而合,其中所包含的国家必须维持政府官员的体面生活,才能遏制职务犯罪的心理动因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五)管理民主化、透明化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增加透明度,加强管理民主化,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措施。如墨西哥实行社会审计制度,有地方当局和各个社区选举的人民代表。对地方当局和各个社区的公民代表。对地方市政建设、教育、卫生等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审计。

再如瑞典,其除少数涉及外交国防机密外,几乎完全公开。公民有权查阅政府有关文件,议会开会辩论问题时,公民可以旁听,电台电视台现场转播。另外,为了防止权钱交易的发生,许多国家对公营和私营企业的交易活动也实行公开化措施。如厄瓜多尔要求在所有 重大政府项目合同的招标中,合同必须写下不从事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的书面承诺。

综上,由于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权利所实施的一种犯罪行为,所以较其他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不仅破坏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降低其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从而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严重破坏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秩序,威胁国家的经济基础。

因此,我们应针对职务犯罪原因多元化的特点,从多层次、多角度采取措施,内外相结合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进而言之,我们即要加强教育,改善待遇,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想犯罪;又要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监督,使国家工作人员不能犯罪;还要加大打击力度,提高刑罚威慑作用,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犯罪。

结束语

经过几个月的认真准备,我完成了这篇论文。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指导教师精心的指导,使得我对于一些法律知识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理解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无疑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我知道在我的论文中还会存在不足之处,但愿我能用我肤浅的观点抛砖引玉,为别人能够对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

我感谢东北财经大学给予我受教育的机会,也非常感谢我的指导教师给予我的精心指导!

参考文献

1、刘唏春着:《预防职务犯罪》,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孟德斯鸠着:《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秦简?法律问答》

4、《秦简?法律问答》

5、: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7、魏平雄、王然冀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对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8、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9、陈兴良《职务犯罪认定处理实务全书》,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

10、《反腐败的实际措施》第一部分,第11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

11、《读者》2007年第18期,第40页。

12、车承军《职务犯罪控制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13、《反腐败的实际措施》第一部分,第11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

14、《宋史?食货下》

15、谢鹏程主编:《养官防贪“三板斧”》,载于《检查日报》5月2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