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意识逼仄的男性姿态

[摘要]传统文化中男性的角色优势导致现代社会男性心理被逼仄的荣耀意识，这是男性的一种心理痼疾。当代作家关注到男性被逼仄到已异化了的荣耀意识，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男性心理的困境，对男性的生活多一份真诚的理解。让男性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性别角色，展示男性健康的生命姿态，这是男性的真正成长。

[关键词]性别心理；荣耀意识；男性姿态

“人类按性别划分为两大集团的事寓导致人的心理的内存分化：一方面是自我，另一方面是非我一作为相反性别的异己者”。在女权话语中，男性一女性、自我一非我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男性似乎是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罪恶渊蔹。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男性是社会伦理的主角，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今天女性已承担了诸多社会领域的重要角色，但在人们的潜意识深处，这种主角意识依然被固执地认同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被完全消解。性别优势让女性无法平等地享受生活，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放和重生，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男性生活的视阈，不难发现，性别优势主角意识在诸多男性那里表现出的不是从容自如的生活，居高临下的气度，而是一种性别焦虑，以及由此衍生的尴尬又难以自拔的生存状态，我们且称之为心网局阈，从笔者有限的阅读看，当代小说中表现这种男性心网局阈的意识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他(她)们都在试图正视这种局阗的鲜明存在。

在父权中心的社会中，作为主角的男性必须证明自己的男性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男性的职责，衣锦还乡、光耀宗祖是男人价值的最好证明。现代社会，基本实现了两性对生活的共同承担，而荣耀意识依然扎根于男性潜意识深处，构成男性的性别焦虑，这种焦虑在底层的一些灰度男人身上，表现为对生活虚妄无奈的寻求和生存的挣扎。徐则臣的中篇《跑步走过中关村》就描述了一群穿行于中国“硅谷”这个豪富之地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奔波于道德和法律的夹缝中．追寻着生存的梦境。夏小容和旷山不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但他们的生存境遇却非常具有代表性。夏小容“想着回家，想着生个孩子过日子”。而她的未婚夫旷山“一天到晚东奔西跑，……想着在这鬼地方安身立命”。尽管生活境遇十分糟糕，天天要冒着被驱逐、被抓坐牢的危险，仍然不能按照女人的愿望回老家去，在旷山看来“回个庇老家!……我们都出来5年了，回得去吗?拿什么回去?――我要让别人知道我旷山混了几年还是弄出点名堂!”夏小容和旷山的选择就代表着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生活意识，女人爱家，爱田园、爱稳定；男人也爱，但他更看重的是成就。家乡故土是人们情感最依恋的地方，而骨子里的荣耀意识却逼仄着男人不敢还乡，成为异地他乡的漂泊者和边缘人。小说意味深长地显示了，在中关村的大街上到处都有背着孩子、衣衫破旧、偷偷摸摸做生意的女人，在她们的背后无疑都伏藏着男人的虚妄寻求。

在家庭伦理视野中，父亲和男人有角色的统一性。为父亲的男人必须承担家庭的使命和责任。但作为男人一旦被自己的理想和荣耀意识所左右，他会全然不顾父亲的职责和家的命运，在他的意识里。男人就是家，为男人的荣耀，家只是个单纯的陪衬，包括家中的女人和孩子。姚鄂梅的小说《那个被称做父亲的男人》中父亲是一个“逼着自己朝前走”的人，在艰苦的农村，供养三个读书的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个难不倒父亲，在他眼里，甚至都算不上是问题。他的问题是：这一辈子怎样才能做个城里人。”为了进城，他匆匆变卖了家产，把正在读书的“我”和一坛酱菜托付给离学校最近的亲戚。他火烧火燎，大步流星，好像远方的城市正存焦急地呼唤他一样。作为父亲，他的行为草率鲁莽，甚至不可思议；作为男人，他实在是“在追求一种人生超越”。为了帮“我”实现“汽修厂”的计划，父亲吃苦受累，跑到大山里收药材，但因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赔了生意，又暗中拿走“我”为女朋友买礼物辛苦攒下的钱。这是男人的举止，不是父亲的作为。他在追求男人身份的荣耀和男人的价值，他企图拥有“红袖添香”的一点人生传奇，结果算盘落空。以父亲的标准来评判，他显然是荒唐的，但是他在寻找一种作为男人的荣耀姿态。最后父亲被逼仄到城市的夹角，栖身无所，晚年栖惶。当老家的三哥从乡下来，讲到家乡的变化时，父亲茫然了。显然，他一生鲁莽和草率的决定乃至他的追求都是失败的，但当三哥问他对搬家后悔不后悔时，他“怎么也说不出后悔两个字，他怎么能后悔呢?就算是真的后悔，也不能说出来，那是他这辈子惟一的一件大事，他要是否定了它，不等于否定自己的一生么?”这是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当现实无法为自己赢得荣耀的进身时，尊严是最后的退守。孙惠芬的中篇《春天的叙述》中“我的公公”，因为父亲是个商人，曾有过出人头地的机会，而自己的时代，遭遇了合作化，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梦被搁浅了。后来公公成为“供销社的一员”，成了公家的人。供销社是个只有四间房的偏僻的所在，但是它仍然促发了公公对现实生存超越的梦想。公公追求一位叫卢兆明的知青，开始创造离开这块土地的机会，他的工资从不为家用，而是买来饼干，送给乡下的孩子，换取先进的资格。最后竟动用公款，结果梦想被掐灭，回归了土地和家，但公公的眼神却是十分飘移的，家和儿女一直不在他的视野中。直到后来“我”这个身份体面的儿媳的到来，才真正唤起了他对家的关注，这是他男人的荣耀的一点满足，公公和“我”的几次非常庄重的对话，其实是对自我的彰显。当然，小说最后，公公的姿态忽变成了父亲，而不是男人，也许这是多年打拼之后对荣耀的最终彻悟，是男性意识对父亲意识的回归，这是一种承认生活、承认现实的认同姿态。在家庭伦理中，男人的荣耀意识逼仄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而在社会生活中，男人的荣耀意识如果得到社会的认可，有时会逼仄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导致公众的虚妄和蒙昧顺从。闫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用怪诞的艺术手法凸现了这种男人的虚妄和虚妄笼罩下的群体盲动，具有超现实的心灵写真，让人十分触目惊心。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之后，男子的情感一直被荣耀逼仄着，在男性的骨子里，荣誉胜过生命和幸福。李锐的中篇《黑白》讲述了一对知青黑与白的故事。当年顺应革命的热潮，黑白踌躇满志来到农村，几年中，黑以自己的出色赢得了声誉和荣耀，甚至被任命为团省委副书记。但他没有接受职务和城市的诱惑，决心留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后来，知青返乡风潮风起云涌，偌大的知青大院最后只剩下黑白二人，走与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远方有孤单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白期望离开这里，但她更爱黑，决不愿让黑单独留下。而黑则无法逾越去与留的心坎，白让黑找上边说一说，哪怕依旧留居山村，只求有一份城市户口，得到城市身份的认可。而黑一拖就是三年，竟没有张口，“我没脸去，我没脸张这个口”。小说在白送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去北京之后安排了一个情节：黑在修渠的工地上燃放了炸药，却不躲进掩体，他幻想被落下的石块砸死，“死后一切都干净”。这个怪异的举动显示了黑极度矛盾和没有退路的心态，最后黑白双双服毒自尽，将自己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似乎是一种守诚，但实在是一个悲剧。现实并没有为黑设置返城的障碍，障碍在他心里。黑有二重无法克服的心结：一是男人对女人的承诺。当初，白对黑的崇敬让黑非常激动，“黑在一张十四岁的女人的脸上，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自己的理想，也暗自在心里发誓，此生此世自己绝不会背叛这个理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他不能言败，这是他作为男人的姿态。二是男人在社会尺度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存在，他不能否定自我的作为。这一点与《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中的父亲是相通的。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真正实践思想”，“像群山一样高大伟岸的思想”。“九年来，黑拒绝了许多次离开农村的机会，每次拒绝都让他得到一次心灵的净化，他为自己能够坚守誓言而感到心怀坦荡。只是到了后来，这种坦荡忽然落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深得让人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抓不住。”已经认清了坚守的虚妄，并且时代也已有了新的走向，只是黑生活在自己的誓言中，不能走出男人的固守和执著，从而使小说显示出一种浓郁的悲凉。

小说创造着人生的幻像，“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使活生生的人物站起来”。“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现实。”当代作家关注到男性被逼仄到已异化了的荣耀意识，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男性心理的困境，对男性的生活多一份真诚的理解。让男性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性别角色，展示男性健康的生命姿态，这是男性的真正成长。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这个精彩的社会，共同承担，才能真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