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蓝色变灰色

海洋经济已成为中国沿海各省份地方政府及企业极力热捧的又一增长动力，各地发展海洋经济热情十分高涨，由此带来的围海造田、向海洋要资源等开发行为也呈现扩张之势。

我国围填海的规模和进度是否适度？如何加强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和受损海岸修复？我国海洋技术与国外存在怎么样的差距？如何加快将海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就这些重要话题，记者邀请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主任罗续业、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朱坚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名江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年~2020年)》(以下简称《区划》)，其别提到要“遏制围填海增长过快的趋势。”围填海正是目前一些沿海省份大力推动的发展战略。请问现在围填海的规模和进度是否适度，大规模的填海将对海洋生态产生何种影响？

周名江：近年来，我国沿海新一轮围填海热潮正在兴起，主要集中于沿海大中城市邻近的海湾和河口，发展趋势是从零散围填海作业转向“集中集约用海”名义下的大规模连片填海造地，其特点是：规模大、填海造陆速度快，主要用于大型化工、钢铁、港口等沿海产业及城镇建设，围填海项目审批缺乏生态环境意识，项目实施的监管并不够完善，现有法规难以全面落实。大规模填海造陆完全改变了我国海岸线及其相邻海区的自然属性，原有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完全丧失，对海岸带及近海生态系统影响深远。

罗续业：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确实带来了许多问题，与其他海洋资源开发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的矛盾日渐凸显。如果论证不充分，管理不严格，不仅影响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还会破坏生态环境。

记者：目前的开发行为给海洋生态造成了哪些可以计算出来的或者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损失？

周名江：以围填海为主的海岸带开发活动已使我国滨海湿地面积锐减57%，海洋和滨海湿地碳汇功能下降。无节制的围填海后，许多鱼、虾、蟹和贝类等重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被破坏，渔业资源延续困难。一些重要海湾和海藻萎缩甚至消失。进而导致生态环境脆弱性加强，水体净化功能降低，加剧了附近海域的污染，也容易引发海岸带的淤积或侵蚀。根据2007年相关研究成果，我国围填海所造成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达到每年1888亿元，相当于目前国家海洋生产总值的6%。

记者：当前，地方政府出现了大规模围填海行为，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周名江：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定程度上的围海造田是在海洋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允许范围之内的。有些海域生物量少、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低的地方就可以合理利用。然而毕竟是以牺牲部分海洋生态为代价，因此要做到适度开发、有效开发，而并非过热、无效的开发。

有些地方以土地资源不足，工业、建筑用地需求巨大等为由向国家海洋局提出申请，批准之后建设大化工、大钢铁产业，由此带来的政府冲动恐难以遏制。开发的前提是必须得认真做好各项环评，即便是可以开发，也要评估出最大的开发面积，杜绝地方政府的大面积强制性规划。

罗续业：围填海是人类向海洋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世界沿海国家，尤其是土地资源不足的国家，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过大规模的围填海造地，用于农业开发、工业发展或城镇建设。

中国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大国。沿海地区，以14%的陆域土地面积承载着全国40%以上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源环境约束更为突出。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的围填海，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对于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轮《区划》提出了合理控制围填海规模的目标，并要求严格实施围填海年度计划制度。围填海年度计划将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海洋资源承载能力和沿海地区年度发展需求确定的，对围填海规模过快增长会起到调控作用。

海洋科技滞后：与美国相差30年

记者：目前来说，我国的海洋技术和能力在国际上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朱坚真：从技术上讲我国海洋技术相对落后，总体水平大致与美国相差30年，与德国、日本差距20年，尤其是在深海资源开采技术方面差距更大一些。广东要利用经济强省优势，采取国际合作方式引领开发南海资源。

罗续业：我国的观测监测技术和能力总体上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10年左右，其中技术水平和研发设计能力落后约5~10年，工艺和材料方面落后10~15年。

朱坚真：由于海洋科技比较落后，我国很多海洋资源还无法开发。比如，据近年秋季渔业普查，南海有鱼类1000多种，目前只开发了30余种，贝类有100多个品种，目前开发的只有10多种，绝大多数海洋药物有待开发。这里说的还只是近海范围，3000米以下的深海开发得更少。

记者：据以往的公开报道，我国的海洋技术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仅有30%，而发达国家有70%。在科研成果转化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怎样的困难？

罗续业：从我中心过去十几年承担海洋观测和监测技术项目的经验来看，在科研成果转化问题上，我认为可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技术发展缺乏统筹，与应用需求协调不够；二是总体投入不足，经费安排结构不尽合理；三是成果转化和应用率还比较低，产业化环境建设滞后；四是缺乏技术的保护和引导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