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2 12:09:26
案情
2001年1月3日，展某之妻梁某因故摔倒，头部受伤，于是拨打了S医院(S医院为该县人民医院)的120急救电话。在120救护人员接诊前，梁某已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15:00许，接诊梁某的救护车在返回途中，与顺行的石某驾驶的拖拉机相撞，经交警部门认定为S医院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15:30许，事故双方在等待处理的过程中，被告屈某驾驶的农用四轮车又撞在停放的120救护车上，经交警部门认定屈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在第二次事故发生时，120车上没有医护人员。事故约于16:00处理完毕。事故处理后，梁某被送往S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脑干出血，左耳后皮挫伤。住院后，共花去医疗费11456.8元，展某支付2000元，剩余款项由S医院支付。梁某于2001年4月5日在S医院死亡。展某遂将S医院告上法庭，并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补助费、护理费2727.24元，死亡补偿费45154元，丧葬费800元，交通费1200元。在公安局所作的尸检中，因原告展某要求，未对内部进行尸检。
技术部门对死者梁某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梁某原患主血栓后遗症十余年，脑干出血致人死亡的几率>85％，根据梁某上车前发生昏迷的情况，脑干出血及多器官功能衰竭为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两次交通事故不是死亡的主要原因。
法院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120救护车接诊前，死者本身即已发生病变。据梁某家属的陈述，梁某在上120的救护车前即已昏迷，在法医部门的材料中，经分析得出了梁某上车前的病变致人死亡的概率高达85％，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120救护车接诊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双方均予认可，除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不可抗力外，耽误治疗时间这一问题十分明显。在两次事故中，双方都不能准确地举证证明在哪一次事故中受到了什么损害，但两次不同程度的事故，对死者的病情是有影响的。故对于梁某的死亡，S医院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应是次要责任。
法院判决被告S医院支付原告各项费用共计12440.79元。
专家评析
在本案中，梁某因摔倒导致头部受伤拨打S医院的120电话，后因S医院120接诊后返回途中连续发生的两次交通事故，延误了及时治疗，最终导致梁某在医院死亡。经该法院审理查明，梁某在120接诊前已发生病变，根据专业技术部门相关鉴定，死者上车前的病变致人死亡的概率高达85％，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在第一次交通事故中，被告S医院负有全责，接连发生的第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告S医院负次要责任，两次交通事故延迟了对梁某的及时治疗，对其最终死亡产生了积极影响。
根据案件事实，可以确定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应依据现行民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其司法解释进行处理。本案中，S医院在按到梁某家属的120电话后，就已经和被告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因此对于梁某死亡这一事实损害，原告方享有诉因自由选择权，既可以依据合同法提起违约之诉，也可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原告方以人身损害赔偿的案由提讼，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补助费、护理费2727.24元，死亡补偿费45154元，丧葬费800元，交通费1200元，显然是让被告S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属于侵害生命权的侵权之诉，在实体法层面主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本案的主要分歧在于，被告方S医院是否应当对梁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如何确定?S医院作为被告方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属于合理?
基于前述分析可知，本案属于多因一果行为导致生命权损害的责任承担，应根据原因力造成损害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为人应承担的赔偿份额。梁某死亡这一损害事实业已确定，在其被120救护车接诊后还有救治可能性(救治几率较小但并不等于不可能救治)的情况下，由于被告S医院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次负全责，另一次应负次要责任)导致其丧失了获得及时治疗的机会，并且在两次交通肇事期间，县医院未能采取积极措施对梁某进行妥善救护，对导致梁某的死亡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原有的疾病危险进一步恶化(风险扩大)最终导致了梁某死亡。因此认为，被告S医院过错明显，虽然其违法行为并非导致梁某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侵害生命权的违法行为与生命权丧失的损害事实之间，需具备相当因果关系，但这种相当因果关系依通常的社会经验和智力水平进行判断已经足够，并不要求必然因果关系的存在。在本案中，因果关系的确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于受害人梁某的死亡，被告S医院的交通违法行为延误治疗不是其生命丧失的主要原因，梁某上车前即已发生的内在病变方为主要原因，医院的违法行为所起的作用是催化的作用，在客观上加速了梁某的死亡。对于本案，首先应当肯定医院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延误治疗与梁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为没有该种违法行为的存在，梁某仍有可能获救(虽然死亡几率偏大)；其次，确认梁某自身的病变是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加之S医院的延误治疗的共同作用，促使梁某死亡的结果；再次，应当明确被告S医院的违法行为与梁某的病因相比较，属于次要原因，依其原因力仅应承担部分责任。该部分责任的大小，综合本案情况判断，同时考虑S医院的过错程度，应当在30％以下决定为妥当。
关于本案的证明责任，应由原告方举证。由于原告方无法证明梁某的死亡是由于S医院的交通违法直接导致，也无法证明是S医院的延误治疗直接导致，其仅能证明院方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延误治疗对于梁某的死亡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原因力，因此，其所主张的赔偿要求仅能得到部分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梁某的死亡主要是因为其内在病变和S医院交通违法行为延误治疗这两种因素偶然结合在一起才造成的，这种结合属于“间接结合”，根据多因一果行为的责任承担原则，应根据原因力的比例确定各行为人应承担的赔偿份额。因此，本案判决被告与原告双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份额，由被告方县医院承担次要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到赔偿数额的确定，被告方某县医院救护车交通肇事，对患者梁某的救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进而导致其死亡，但交通肇事是否致患者颅脑损伤死亡无法确认，且梁某在接诊前自身的病变致死几率较高，法院结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应当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依法判决。本案判决被告方县医院支付原告各项费用共计12440.79元，并无不当。
需要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十条的相关规定，因生命权遭受侵害的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数额可以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加以确定，本案中原告方依法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