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黄埔军校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陈独秀不重视武装斗争，不懂得军事和建立武装的重要性，以为陈独秀与黄埔军校没有关联，因而鲜有人论及陈独秀与黄埔军校的关系。实际上，陈独秀对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推动，以及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从宏观上促进了黄埔军校的创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革命时期黄埔系军队的建立和战斗。他还从组织系统和军事人才上直接帮助黄埔建校建军，对黄埔军校和黄埔军人给予高度关注，并与一部分黄埔师生保持联系与友好关系。

早年重视军事教育

和军人改造

中日甲午战争后，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于1897年冬，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更大的刺激，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力求变革图存，甚至主张“军事救国”。陈独秀先后5次赴日本留学，其中1902年与蒋百里、张继等人进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并发起青年会。后因行为过激，被强行遣送回国。1903年5月，他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开展拒俄运动，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他还提议“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1904年他和蔡元培、蔡锷、吴樾、章士钊等参加反清暗杀团，表现出强烈的尚武和殉国情怀，曾写诗谓“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男儿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2、55页）1905年，他和柏文蔚等“联络淮上健儿及有志革命人士”，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并在安庆、南京设立分部。岳王会的主要活动对象是新军，在全国各革命组织中它最早开始做争取新军的工作，而新军后来又是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主力。“在革命武装力量依俾极深的新军的组织上，岳王会中人行之最早，华中和广东新军革命力量的奠基者，大都是该会中人。”可以说，岳王会“是安徽、江苏革命力量的母体”。（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57、160页）除发起成立“岳王会”外，陈独秀还亲自投入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武装斗争，两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积极扩军备战，协助皖督柏文蔚组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联络陈英士、等共讨袁世凯。

陈独秀早期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变化过程。辛亥革命前后，他从救亡图存角度出发审视军事问题，认为国家应有“国防权”，国民应有国防观，主张强兵经武，对民众进行“尚武”精神教育。他认为挽救国家危亡的直接、有效手段是富国强兵，因而在编辑《安徽俗话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或发表文章时，总是强调：必须复兴国民的国家意识，培育爱国主义精神;鼓吹尚武精神，提倡强身健体;普及国防常识，增强国防意识;加强对中国古往今来一些精忠报国、以身殉职武将的宣传，以激发中国军队恪尽职守、轻死善战，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1909年至1911年他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教书时，也大力宣扬这些思想。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救中国、建共和，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于是办起了《新青年》杂志，掀起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开始从实现民主政治角度出发审视军事问题，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反民主性进行批判，同时力主铲除中国封建军阀的“武人政治”。他发表《国防军》《军人与官僚》《武治与文治》《除三害》等一系列文章，认为中国若不除军阀、官僚和政客，政治就无清宁之日。他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旧军队深恶痛绝，鼓吹废督、裁军。他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军阀主义;新文化运动应影响于军事，劳工者应该自己管理军事。1921年元旦，他在广州发表《欢迎新军人》，认为新军人与旧军人有两大根本不同的信条：“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希望广东新军人做好全中国新军人的模范。不久他在主持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时说：“教育运动固不可少，军事行动也不可少”，“若要进步，最好是两方并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4、137、150页）他希望各支军队以新军人的标准进行教育和改造。

陈独秀早期的军事经历和军事思想，对他后来关于黄埔军校的态度以及对黄埔军校的建军产生过一定影响。

推动改组和国共合作，

宏观促进黄埔建校建军

陈独秀与孙中山曾是革命同路人，爆发后他3次被捕，孙中山都大力营救。但陈独秀对同盟会至的状况一直不满，不愿加入其组织。后来因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共产国际的指导，陈独秀认识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主张邀请等革命民主派及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1922年8月，孙中山在遭受陈炯明叛变的沉重打击后到达上海，经与陈独秀、晤谈后，同意陈独秀所提条件并赞成中共党员加入。9月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纲和总章草案。（参见：《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第243、248页）1923年5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了改组的计划，“在一次讨论中，孙中山采纳了这个计划”。（参见马林1923年5月14日、31日报告，转引自曾庆榴著《国民革命与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俄共和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格克尔、鲍罗廷等人都是由陈独秀介绍和联系后，才与孙中山、张继、廖仲恺等人接触的。如1921年12月，马林就是由陈独秀介绍并安排与张继晤谈后，在陈独秀指派的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到广州、桂林等地与孙中山等人会谈的。而马林则是苏俄使华人员中第一个要孙中山改组、创建军官学校、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并派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与苏俄订交的人。俄全权大使越飞也是在陈独秀、马林的安排下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建立进一步联系的，他们具体商谈了建立军官学校的有关事宜。

中共三大在陈独秀主持下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并“努力扩大的组织于全中国”。此后，共产党人、青年团员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大力推动改组，在中央和各级党部中发挥积极作用，到1926年初，党员已发展至40万人。为此一大召开前，邓泽如等11人以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指控共产党员参加是“施其阴谋”。

由上可见，陈独秀是确定联俄联共政策、进行改组、创办军官学校的有力推动者、促进者，在两党上层和组织源流上体现出黄埔军校由苏联帮助、国共合作创办的特性。如果没有国共合作，很难想像黄埔军校的建立。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以其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建议、指导了及其军校与军队的改造，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

针对孙中山对军阀屡有幻想，企图联合若干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策略，陈独秀多次予以善意批评。他著文提出：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做统一的国民运动，要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参见《北京与》，载《向导》1924年7月11日第31、32期） 1923年6月25日，中共三大刚闭幕，陈独秀就与、蔡和森、谭平山、等中共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建议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从人民中建立新的军队”来捍卫民国，“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参见《陈独秀大传》第315―317页）他说：广州政府现在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要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士兵的大民众，建立有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

尽管这些建议是中肯的，孙中山还是不高兴，几次向马林表示要开除陈独秀，并解散了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但陈独秀等人的建议，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改造、建立革命军队，其中许多建议都逐渐为孙中山所采纳。如一大期间，孙中山委任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筹建苏联红军式军校，以训练、建立可靠的部队，纠正以往仅依靠和军阀结盟而没有自己军队导致的屡屡失败。

1924年陈独秀还著文提出建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指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扩大左派的宣传和组织”，对实行打击、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要“武装平民”，选派左派和共产党员在军队和工农群众中加强政治宣传和政治工作，让大批有觉悟的工农群众加入军队，军官也不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军队要注重革命理论的教育，清除旧军队的习气与影响，使军人爱国爱民不害民，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实行以党统军而不能以军统党，实现军队革命化，以防产生新军阀。

陈独秀一系列指示和建议，在宏观上指导了改组、黄埔建校建军和国民革命运动，决定了共产党人对黄埔建校建军的态度与做法。如黄埔军校加强政治工作、建立中共党团组织、宣传与支持工农群众运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陈独秀的思想。

选派人才、扩大招生，

直接帮助黄埔建校建军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不仅通过促进联俄联共和改组，用言论、思想指导黄埔建校建军;而且还从选派人才、舆论宣传扩大招生等方面直接帮助黄埔建校建军。

1923年8月，组织“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其任务是到苏联就有关开办军事学校、争取军事援助的细节进行商榷，同时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邀请苏联政治、军事顾问速来广州，帮助改组。国共双方确定访问团的4名成员，有人、王登云，共产党员沈定一、张太雷。沈定一1920年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3人，是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共产党组织最有力的人。他与张太雷赴苏考察，陈独秀应该是知道并首肯的。1923年12月，瞿秋白向鲍罗廷表示，一定将访问团在苏联参观访问的情况和访问团成员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报告陈独秀。

在筹办黄埔军校过程中，中共早期党员张申府、茅延桢、胡公冕、严凤仪等人参与其中，是得到陈独秀介绍或同意的，至少也是事后知道并同意。列席中共三大会议的金佛庄，后来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队队长。（参见曾庆榴总撰稿：《黄埔军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中共的纪律规定，党员受组织派遣、党员的活动必须向组织汇报，陈独秀也多次在报告中指出有多少党员分别从事工人、农民和军事工作，说明他知道党员大体去向。而且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掌握着党的干部的分配指挥权，他尤其关注对为数不多的留学归国党员和军事干部的工作分配。1921年马林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派张太雷到日本之事，曾引起陈独秀极大的不满和抗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由于中共秘密工作以及维护国共合作的需要，有时陈独秀不便公开出面谈论或分派干部到军校和军队;更由于他被开除出中共后，成为国共两党和苏联都不欢迎的人，不少经他分派工作的人在“左”倾思潮影响下避而不谈与他的关系。因此，人们很难发现陈独秀有关筹备黄埔军校的具体谈话或活动的文字记录。但是各种史料都明显指出，在黄埔军校创办过程中，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

例如，曾与陈独秀密议“创党”的张申府，1924年初回国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后，陈独秀连写3封信，请胡适为他找一份社会工作，对他极为关切，联系也非常密切。2月张申府来到广州，因有陈独秀和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很少，受到廖仲恺、的邀请与重视，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但张申府后来在回忆录中只说有的推荐。在此前后，早期学过军事的中共党员金佛庄、茅延桢、胡公冕、严凤仪、徐坚、郭俊、李之龙、张隐韬等人也被派往黄埔军校。张申府还应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之请，为军校推荐人才，开出了一张15人的名单，多为在国外学习的共产党员，其中第一个就是。

对中山舰事件，中共广东区委以及、谭延]等本想反击，但苏联和共产国际急切期望内部团结、维护国共合作，以便迅速完成北伐而与苏联连成一片，并且认为比、胡汉民等更有能力有作为，因而多方打压各方对蒋反击的计划和念头。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对实行妥协。各方妥协的结果是，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退出了黄埔军校和的第一军，而随后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但即使是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多派人报考，以免军校被占据。因此，1926年春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中仍有270多名共产党员，武汉分校开学后，更多的共产党员成为军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从中山舰事件到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在数十篇文章和报告中谈及黄埔军校和黄埔系军队，深为黄埔军校的分共、蜕变而惋惜。他连篇评论《告别黄埔同学书》，说：“黄埔军初成立时是何等精悍，可是自从三月二十以后，专门引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清除共产分子，以团结三民主义的信徒。其结果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而黄埔军腐化了。”

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言论、思想对广大青年包括黄埔军校师生有很大影响，他所作的党内指示、报告对黄埔军校中共产党员师生更有指导作用，如指导黄埔进步师生开展反斗争等。黄埔军校学生黄世见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陈是中国新青年的领袖，是提倡革命的一员健将，“是我们的指南针，愿意服从先生的指挥，甘心领受先生的教训，以达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因为担心广东革命根据地没有巩固，国民革命军势力不够强大、队伍不纯，北伐后会加重群众负担，个别将领可能有军事投机行为，甚至可能搞军事独裁，所以陈独秀一度反对北伐，并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在广东和黄埔军校引起轩然大波。均表不满，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控告，要禁止同学购买《向导》;左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尽管陈独秀一度反对北伐，但在事实上，中共还是发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北伐战争。

陈独秀有时持“二次革命论”，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和发展革命武装的重视程度的确不如发展工农运动，但他对黄埔军校还是相当重视的，对黄埔军校和黄埔师生也产生过不小影响。后来，把持的黄埔军校抛弃了陈独秀，并力图消除陈独秀和中共在黄埔系的影响。但陈独秀与包惠生、王一飞、高语罕、杨鹏升等许多黄埔师生仍然保持联系和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