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旧事

我一直奇怪的是,陈独秀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学者说过一些维护他的话。1934年王森然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中的陈独秀:“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先生在沪与章秋桐(章士钊)……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以温和闻世的胡适认为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有关陈独秀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许多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在现存的零碎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

许德珩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在《我和陈独秀》中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经过蔡校长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陈独秀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也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他偏偏扔掉所长,用之所短。

《新青年》创刊不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陈独秀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他们的交流,则可见陈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他不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改革社会的急躁心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进化的。陈独秀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

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有诸多悲剧性格。陈独秀的生与死,与周围的环境多有不合。如果打个比方,就是:鲁迅像个摸脉的人,觉出了其间的重病,且将其说出来;陈独秀呢,就像操手术刀的人,真的动起了剪子。动了剪子,就要流血,生死难卜,是件冒险而又必做的事。所以这后者更严峻、更残酷、更惊心动魄。

晚年的时候,陈氏不断与各类人物论战,几陷险境。台静农曾以“洒旗风暖少年狂”为题,写陈独秀晚年的壮烈之气,真是让人动情。在一封致台静农的信中,陈独秀表达了对学术的看法:“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晚年的陈独秀寓到学术之中,想的是《新青年》未竟事业,那里隐含着对政党政治上的绝望吧?政党政治需成千上万的人齐心合力去做。但在他而言是殊难之事,可说碰得头破血流。

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诸人,陈氏一生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是鲁迅所肯定的那类人物。我常常想,《新青年》同人分裂后,鲁迅对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均有过微词,和沈尹默、刘半农也十分疏远。唯独未去抨击陈独秀,这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章太炎、梁启超晚年喜谈学术,但对社会变革兴致已减。周作人、钱玄同做了“隐士”。陈独秀的晚年,入了监狱,仍不减锐气,是轰动一时的事件。鲁迅写章太炎的文章,就有这样一段话,颇有余韵:“……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陈氏一生,论敌多矣:旧文人、官僚、军阀、教授、、左翼文人、中国托派……几乎所有的阶层、团体都与之格格不入。他的看事看人,亦有偏颇走眼之处,一生的失误可说不少。可是大而言之,乃为了社会,小而见之,并非有丝毫的私心。考其晚年形状,于贫困潦倒之中,仍不甘于沉沦,自省已身。若说有真正革命气节者,当非他莫属。

(摘自《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