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真相》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奉天城。1931年12月4日，国联成立调查团进行实地考察解决中日冲突。此时，以刘仲明等爱国青年组成九人小组搜集证据，递交国联调查团。随着《真相》这本资料的遗失，这段重要的历史很少被提及。近日，九人小组的后代费尽周折找到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份《真相》资料，并捐赠了搜集日本侵略罪行时九人小组曾用过的风琴和相机，使这段历史得到了深化。本文阐述了《真相》资料以及风琴和相机的相关历史，以期为历史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国联；九人小组；李顿调查团；真相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60-02

九一八事变后，侵略的战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民政府软弱无能，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诉诸国联。1931年12月4日，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去中国东北，实地考察中日冲突真相。调查团成员由英、法、意、德、美等国十余人组成，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刘仲明得知消息，以青年会为基础，联系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九人小组，即刘仲明、巩天民、邵信普、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张韵泠、刘仲宜九人，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实的证据，并上交给国联。

一、九人小组的爱国行动

九人小组采取深夜冒险进入商会取出伪奉天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函；通过伪省政府管卷的人在下晚班时将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的文卷带出、连夜拍照、次晨放回原处；夜间偷走日本张贴的布告；秘密拍摄机要军事、日军炮轰中国村镇和枪杀中国人民的流血事件的照片等多种方法取得证据。

据了解：日军的数张布告均是在夜间用水润湿，整张揭下来的。有力证据之一是在沈阳的日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只能拍照取得，但门口昼夜有哨兵站岗。毕天民选择在上午9时许由僻静处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静候日光直射大门，时间一长他双脚发麻，一不小心，蹬掉房上一小块瓦，掉入商号院内。下面有人喊：“房上有小偷。”毕天民隐蔽不动。许久不见动静，院内人散去后，日光出来了，但摁相机快门又恐被哨兵听到，幸好有一辆汽车通过，借助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掩护，摁动快门，偷拍下来。此外有关日军军事设施照片用此方法偷拍数张，均获成功。

在仅有的48天里，九人小组在巩天民家秘密接头、整理搜集材料并汇编成册。此册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搜集到的证据的汇编，另一部分是这些证据的详细说明。为了方便李顿调查团的阅读，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负责把这本册子翻译成英文，装订成正、副两本，包上黑段子面，绣上“Truth”（真实）字样。为了证明材料的真实可靠，小组全体成员都将生死置之度外，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职业和地位，以生命做代价。为了防止“日伪”查抄，他们将副本深埋地下。但可惜的是，后来副本未能保存下来。为了防止特务的闯入，他们就用风琴声作掩护。巩天民的夫人和其他成员的夫人们，守在“门房”里，和着琴声唱歌，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便弹一首特定的歌曲，里面的人听到这首歌就会立即收起所有的材料，装作打麻将，以麻痹敌人。因此，这架风琴和搜集证据时用过的照相机就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凭证。

1932年4月21日，李顿调查团下榻于沈阳大和旅馆。日军不仅严密封锁消　息，还制造出种和平”的假象。日本司令本庄繁命令凡李顿调查团所到之处，当地的日本人都改穿“满洲国”的服装，冒充顺民。日军临时取消“自治指导部”，赶制拥戴名册，包刻图章，起草请愿呈文和“民族自决书”，作为“满洲国”成立的“民意证据”，备交调查团。同时，指定曾受日本豢养十年以上的汉奸作为“民众代表”，在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严格训练，并令各县及盟旗“慎选”代表，期限赶到奉天，以便在调查团到达后举行大会，作民族自决的示威运动。对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中国人实行预防性逮捕，都被押到乡下扣留营中。奖励告密者，只要告发任何企图向李顿调查团私自递交信件的人，给予可观的奖金。关东军为李顿调查团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四处发放，迫使“满洲官民”回答一致。在旅馆中，日本关东军安排好了“满洲国国家政治警察局”的日本警察和白俄特务居住。柜台上的职员、杂役、餐室侍者、卧室侍者、大厅侍者，都换上了经过特别训练的警方特务。在各大商店、戏院和饭馆也都安排了特务。李顿调查团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日本方面50多人监视团的包围，决不让调查团的成员自由接触一般民众。

就这样，在日本特务们的严密封锁与监视下，九人小组根本无法递交材料。后来，在盛京医院2位大夫的帮助下，罪证册费尽周折辗转交给了调查团。同时，他们还发动爱国学生想方设法把数千封控告日本侵略罪行的信件递给调查团。李顿等人对材料的真实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信任，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提供了一些依据。1932年9月的国联大会上，听取调查团报告，表决时，42个国家同意报告得出日本是侵略行为和“满洲国”非法的结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事变作定性结论的文献。1935年10月21日夜，日军在调查出提供证据的人员姓名后进行了大逮捕，九人小组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经受了严刑拷问，最终被共产党营救。由于国联报告未能满足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日本最终宣布退出国联。九人小组对此功不可没。

二、九人小组后代找寻到《真相》，捐赠珍贵文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九人小组成员都非常关心凝聚自己心血的“日本侵华罪证”的最终下落。　1947年，当年“国联调查团”里的中国陪同人员顾维钧来到沈阳时说，资料存放在日内瓦国联大厦的博览室里。1960年，根据总理的指示，九人小组的主要成员刘仲明详细回忆了“日本侵华罪证”形成的全过程，并将其以文字形式发表在文史刊物上。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种种限制，虽然经过多方质询，没有人能明确“日本侵华罪证”资料具体的存放地点。如今，当年的九人小组成员相继逝世，但他们的后代依然不断地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寻找资料。2007年7月，　巩天民之孙巩辛得到信息，证明这份史料很可能仍存放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内。　2008年6月26日，巩天民的后代巩捷来到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她终于看到了蓝色布袋。由于年代久远，布袋的边角已经褪色，但上面用浅粉色丝线所绣的“TRUTH”（真实）英文字仍像新的一样。打开布袋，里面是一本厚厚的蓝色文件夹，装着一件件实物证据：一个硕大的告示，落款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九月十九日”。

据记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曾担任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一切内情的本庄繁根据事先拟制的作战计划，立即部署向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任务，并率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搭乘19　日的专车由旅顺急赴沈阳，主持军事。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迁到沈阳。本庄繁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于上午9时命令在沈阳张贴安民布告，布告皆为石印大布告，可见事先准备之周密。布告编造谎言，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说是中国军队“爆破南铁路，袭击日本军队”，又说中国百姓表示要求“拥护其福利，爱护其生命”。

这样，巩天民后人费劲周折，终于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找到了这份珍贵历史史料。抗日志士组织了一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爱国之举，他们的后人寻找了《真相》宝贵史料，并进行了复印，为我们民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爱国行动。

九人小组的后代为“九一八”博物馆捐赠了这份罪证的影印件和为抗日立下功劳的雅马哈风琴和相机。雅马哈钢琴是1910年出厂的，高84厘米、宽91厘米、厚30厘米，至今还保存基本完整。照相机型号为Agfa120相机，钢铁皮材质，规格是7.6*15*3.4厘米，现保存基本完整，已无镜头盖、锈蚀、脱漆。这两件文物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三、《真相》史料和雅马哈风琴、照相机的史料价值

这份侵华罪证的原件同1932年国联赴华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告书放在一起，里面载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的目击证言以及大量的图片等300余件，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真相》史料和雅马哈风琴、照相机，不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后人也具有现实意义。

巩天民曾孙女巩简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份在东北的抗日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在过去的78年中都不曾走入大众视线的珍贵文件。”《真相》中的有关日本关东军布告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墙上揭下来的，一些章程、图片都是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满洲国时使用的真实实物和实景非常珍贵。其中有四幅布告从没公开过。这些都是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不可或缺的原始实料，也是日本侵华的实证。

《真相》为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史填补了一项空白。巩天民等人向国联调查团提供资料这一历史事件，曾受到中央领导人和史学界的重视。曾在50年代亲自过问这件事情，由于没有看到这份资料的真实内容，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进行，因此这段历史处于空白状态，《真相》的历史价值有两方面。一是填补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反对日本侵略的历史研究空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爱国官兵在北大营打响抗战第一枪，满洲省委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抗日号召，那么《真相》代表了东北民众在国际上发出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呼声，这样形成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共同的最强音，《真相》的发现填补了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研究空白。二是通过这份资料，也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真相》史料的发现，以珍贵史料的形式再现了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下，巩天民、刘仲明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国联反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拼凑洲国的侵略罪行，它使这一伟大的爱国行动，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事实上巩天民等人也因此事遭到日军的囚禁和严刑拷问。他们为了反抗日本侵略，置自己生死于不顾的伟大爱国精神，是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特别是对青少年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同时，雅马哈风琴和照相机的亮相成为历史真实的见证，曾经救过多名爱国人士的性命，完成多项爱国行动，见证了当年九人小组在危险恐怖下的抗日活动。因此，这些珍贵的文物是非常值得后人了解和珍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