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故事多

以小镇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因其独特的视角、群像式的人物设置方式、对人性的聚焦展现以及浓厚泼辣的世俗风情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光。

什么是“小镇”？

一部电影要展开叙述，首先要确定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或是一个客栈、一段旅途，或是一个城市、一个村落，或者是一个小镇。其中，以小镇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因其独特的视角、群像式的人物设置方式、对人性的聚焦展现以及浓厚泼辣的世俗风情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光。小镇故事已经成为电影艺术之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电影中有很多小镇，如古香古色的江南小镇（《早春二月》《理发师》《包氏父子》《林家铺子》），随现代化进程艰难发展中的西部小镇（贾樟柯作品《故乡三部曲》），秀丽荒僻、人情纯朴、令远方子弟魂牵梦萦的澎湖小镇（《风柜来的人》）等等。这些小镇分布在各个角落，文化背景亦存在差异，可细加研究便发现它们有不少共同之处。

较之农村和城市，小镇生活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农村，人们祖祖辈辈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生活方式封闭和传统，家族群居使人们背负着沉重的伦理束缚。倘若是荒山野岭中的村落，文化色彩便更为薄弱。相比之下，小镇就光彩生动多了，它不似农人般低眉顺眼、老实本分，而是显出一副小老板派头，精明流利，眉飞色舞。它崇尚商业，手有余钱，因此追求享受，讲究情调，这种商业思维从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生活方式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再加上较为开放的环境和流动人口的增加，这一切减轻了伦理对人们的束缚，为人们的生活平添几丝浪漫和喜气。比之小镇，城市可能更加开放自由，可它难以祛除自身的冷漠和疏离，拥挤的空间里人们被迫抑制着内心的厌恶挤在一起，可心与心的距离却犹如海上孤岛。而小镇上的生活却舒展许多，它时间充裕，竞争和压力都适可而止，因此人情味浓厚。

“茶杯中的风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较之以农村和城市为题材的影片，小镇故事浪漫而温暖，人情世态被静静放大，却犹如“茶杯中的风波”别有一番味道。陈逸飞的遗作《理发师》便是典型的小镇故事，江南古镇所特有的情调和氛围在这部影片中被浓墨重彩地渲染出来，那繁华旧梦般的小镇景色和烟视媚行的南方女子分明是从秦淮河系列画作中走出的。在费穆作品《小城之春》中，其时的动荡时局和风云变幻全被轻轻抹去，小城中没有一丝外面世界的喧响，所有的纠葛和震荡都来自人物内心，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埋藏着火山爆发般的内心能量。

从美工设计角度讲，小镇故事往往体现出浓厚的传统美学特色。如在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中，影片开始时，萧涧秋初到芙蓉镇，和老友陶慕侃一路走来，随着他们的脚步，导演谢铁骊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江南水乡长卷：流水，桃花，小桥，微风中轻轻飘摇的酒幌，水中的木船摇弋而行，随风飘来阵阵吴侬软语。此外无论是萧涧秋接送采莲上学的驿亭小桥，还是陶慕侃家中的家具摆设，片中的一景一物无不显出古典之美。

可是发生在小城中的故事并非全都那么温暖美好，正如《早春二月》中陶岚对萧涧秋所说，芙蓉镇并非远离世俗纷扰的世外桃源，这里有着小市民的飞短流长，平静安逸的日常生活之下亦包藏着暗箭和祸心。陶岚的话正切中小镇的弊病，尽管它兼具浪漫气息和人情之美，却既没有乡下人家的山野之趣和质朴真纯，也不像城市那样大气，那样来去自由、我行我素。小镇成了一块是非之地，商业气息和地方主义使它保守且自私，小市民气十足。还是在这部影片中，几个主要配角代表了小镇居民的整体心态：陶慕侃对酒当歌，陷入理想失落后的麻木状态，钱正兴庸俗无聊，胸无大志，而方谋则代表着世故圆滑的小市民，正是这些人使芙蓉镇氤氲着令萧涧秋感到压抑苦闷的沉滞之气，并最终促成他的出走。影片《林家铺子》塑造了“林老板”这个精明能干的店铺老板形象，他对从上海前来要账的客人点头哈腰，小心奉承，对穷人则露出一幅凶恶的嘴脸。借由这个艺术形象，导演水华生动地描摹出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风俗画卷。无独有偶，在谢铁骊的另一部得意之作《包氏父子》中，老包的形象亦是充满矛盾的，他以低层人的眼光盲目崇拜达官贵人，同时又瞧不起境遇比他更悲惨的人们，导演以此生动刻画出了老包身上的奴性。

解读历史的文本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国外影坛，尝试检视一下国外表现小镇生活的电影时，我们不由自主被影片所呈现的鲜明的地域特色所吸引；同时，亦无法忽视为故事所承载的种种文化母题。

在世界电影长廊中，说起小镇故事，首先跳入我们眼帘的就是美国的西部片。在《正午》《关山飞渡》《永不饶恕》等影片中，矗立在美国西部大漠狂沙中的荒野小镇，与其说是一个成熟的文明小镇，不如说是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雏形，它具备基本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店铺、酒吧、银行、邮局、警局和教堂等等，但它并非教化之地，相反，它是不折不扣的火药桶――人人腰间挎着左轮手枪，沾满尘土的高腰皮靴挂着马刺，酒吧里一言不合便拔枪相向，警察局形同虚设，警长总在枪战结束之后才匆匆赶来，懒洋洋亮出警徽，有时干脆警长自己也加入战斗。西部小镇是一个灰色地带，荒蛮与文明在这里展开激烈交锋；它的主人公也绝非黑白分明，纵马跨入小镇的骑士们是亦正亦邪的，他们来自荒野，灵魂狂野不羁，不肯忍受束缚，总在坏蛋伏法、小镇回归平静之后独自骑马走向夕阳。可小镇依然是文明的象征，因为文明与进步乃是历史的主流，所以西部片总是以正义战胜邪恶作为结尾，自然随同它的蛮力和生机被人类击退，黑骑士死于非命，善良的人们从此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景，在我国的“西部片”《双旗镇刀客》中也得到了惊人的再现。

从某种角度说，美国的西部片是男性电影，它所讲述的是男性之间的争斗角逐，片中的女性往往只是视觉陪衬，在叙事上起不到什么关键性作用。而意大利电影《玛莲娜》则以一个美丽的女性玛莲娜悲剧性人生经历作主线，结构起一部催人泪下的西西里小镇风俗剧。故事发生在一个风景旖旎、常年阳光灿烂的西西里小镇。某天，少年罗纳多和伙伴们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远处，一个美丽的女子由远及近，娉婷而至，她的名字叫玛莲娜，她就这样走入罗纳多的生命，成为他永远难以磨灭的少年记忆。玛莲娜的美激起全镇男人的欲望，也为她招来女人们的痛恨和嫉妒。丈夫战死之后，玛莲娜迫于生计沦为，战争结束后，女人们对她大肆羞辱。身心疲惫的玛莲娜从此远走他乡。

玛莲娜不单是悲剧主人公，她的身上还寓意着爱与美，优雅和忠贞。她的悲惨遭遇可以解读为导演托纳托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批判。有人说过，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可归为两次世界大战，《玛莲娜》所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疯狂的战争中，疯狂的人们毁掉了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在影片的一个段落中，玛莲娜作为战士遗孀被扮作圣母在全城游行，她受难圣母一般的容颜写满失去丈夫的悲伤，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蠢蠢欲动的人群。托纳托雷的感叹由此而来：战争是人性之恶的大爆发，战争也诱发出小镇居民所有的卑俗和恶劣。暴露在西西里明亮阳光下的，是群体对个体所施行的暴力与不公，是对美与善的戕害，是人性的疯狂与时代的荒谬。从故事层面看，《玛莲娜》所讲述的是玛莲娜个人的悲剧，可它所折射的，却是时代的愚蠢与残忍。

撤下小市民丑陋的面纱

同样涉及人性话题的丹麦影片《狗镇》也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不同的是，这个小镇并非真实。导演拉斯・冯・提尔使用布莱希特式间离手法，影片开始，在上帝视点般的俯瞰镜头中，一方用白线标出各处市镇设施的黑色舞台便代表着狗镇，居民们在各自家中出出进进，故事由此拉开序幕：被警方通缉的女子向狗镇居民寻求庇护，人们经过讨论决定收留这个女子，条件是她必须为大家提供服务。随着风声渐紧，居民们认为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女子也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人性之恶渐渐水落石出，居民们一次次召开会议修改条约，条件越来越刻薄，最后女子彻底沦为狗镇的奴隶。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和代表，小镇本应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保护，可居民们却在考验到来的时刻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保守和自私。救助行为的背后是裸的利己主义，貌似民主的居民大会分明是集体纵恶，女子到狗镇本为寻求自由，结果却被拴上铁链，失去尊严和人身自由。藉由逃难女子寻求保护最终却沦为奴隶的故事，拉斯・冯・提尔一举颠覆美国政府所一贯宣扬的西方意识形态，揭露出民主自由理念的虚伪与软弱。这一点，在另一部经典影片《飞越疯人院》中，同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随着狗镇居民不断加剧对女子的迫害，一同破灭的还有女子曾笃信不疑的梦想，那是一个美好的充满善意、公正和怜悯的世界，代替这梦想的是人性的丑陋和卑劣：居民们强迫女子从事无偿劳动，肆意对她进行，甚至使她成为全镇男人发泄的工具。正因如此，影片终了时到来的大屠杀便显得痛快淋漓：女子原来是一个黑帮老大的女儿，父亲带着手下来到狗镇，解救出女儿，血洗狗镇。屠杀前父女的对话是该片的点睛之笔，女儿梦想用爱来拯救这个可怜可鄙的小镇，如今梦想落空她非常沮丧，父亲则认为犯了过错的人一定要加以惩罚，狗镇也不例外。这亦是新约旧约的上帝之争，在拉斯・冯・提尔心中，狗镇所代表的世界无可拯救，只有借由旧约中的上帝之手严厉实施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