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齐鲁 泱泱大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上，汉代是第一个具有开创性的黄金时期。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在这一时期得名，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在这一时期正式成型，而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地区，更是在一统浩淼的汉文化发展史上绘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次山东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侧重于多元化地展示山东地区汉代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弘扬山东地区汉代的辉煌文明。该展览由山东博物馆主创，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遗址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和巨野县博物馆六家文博单位的支持下，于2016年7月26日开幕，展期为三个月（图一）。

一、展览构思及内容设计

此次展览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大型诸侯王墓为主体，包括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章丘洛庄汉墓（吕王）、临淄大武汉墓（齐王）、曲阜九龙山汉墓（鲁王）、长清双乳山汉墓（济北王）和青州香山汉墓（淄川王）等六个大型汉墓出土的文物精品为主，兼顾其它重要的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精品，各类展品盗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览是诸侯王大墓珍贵文物的首次聚集，众多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展览设计以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生活为主线，分优雅生活、宝马华车、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艺术之美五个单元，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山东地区近年来的汉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与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同时推出，将历史上同一时期鼎力世界的两大帝国的文明精华一同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拥有雄厚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风范。

在展品的遴选上，我们优中选优地将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排列，尽可能地展示汉代山东地区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鼎食宴舞的优雅日常（图二），到宝马华车的雍容出行（图三、图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丧葬（图五），生动地铺陈出一张张汉代诸侯王奢华生活的图景。

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中外，而海陆交通便捷的山东，作为丝绸制作的中心之一，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的文化交流篇章重点展示山东出土的带有鲜明外来因素的展品，与同时开展的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形成呼应（图六）。

艺术之美篇章主要展现汉代的书写及雕塑艺术。汉代文字从篆书发展为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遗留下来的竹简、印章和碑刻生动地诠释着书写艺术的内涵。东汉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雕塑艺术与本地的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雕塑（图一）。

整个展览以汉代山东地区的精品文物贯穿主线，多方位全面展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质的展品为载体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厅和展陈背板的形式设计别具匠心，用鲜明的汉代元素营造出汉风浩荡的亲身体验，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汉文明之旅。

二、汉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体现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对待死者也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秦汉时期，这种丧葬观念在贵族墓葬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也方便了我们从墓葬中直接获得关于当时社会文化体系的直接资料。此次展览中的展品绝大多数出土于汉代山东地区的诸侯王墓，可以说是“事死如生”的丧葬观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展示出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真实生活画面。

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筑形式和门类已经相当完备。现实生活中的门阙、亭台楼阁、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汉画等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汉代方士公孙卿曾言“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因此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图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楼既含有此寓意，也表达了对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为汉代山东地区的最高等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用度必然是极为细致讲究的，先抛开各类精巧美观的器物不谈，单从随葬的各类陶俑就可见一斑。各种侍从俑可以随时为墓主人提供贴心的服务，乐舞俑为宴飨助兴，兵马俑保卫墓主人的安全，各种陶俑成为汉墓中最常见的陪葬品之一（图八）。

2、炼丹术及其精神追求

炼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汉两代开始盛行。人们从金、玉不朽的特性出发，试图用铅、汞、硫、砷等重金属炼制黄金，虽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金白银的假金，但也创造出了多种炼丹仪器和提炼药品的方法。东汉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炼丹书。服食丹药、长生升仙在汉代以及后世成为帝王贵族们的热衷，虽然长生不老未曾实现，但是炼丹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火药的发明，成为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之一，享誉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组炼丹器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展品为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m墓出土的盛放丹药的鼎、丹药、药匙、药杵臼（图九）。这件铜鼎出土时发现盛有丹药，同出的药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药的器具。这组展品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愿景，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贵族乃至帝王炼丹求仙的记载相吻合。

3、日用器中体现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宴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食器物因而成为汉代文物中的大宗。山东地区诸侯王墓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华丽精美、设计巧妙，是汉代贵族奢华生活的最有力的体现，也反映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和审美水准。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盒（图十），通高12.4厘米，腹径15厘米，极为精巧雅致。整个器物纹饰繁复有序，器腹和盖面饰多周错金银花纹。器盖上纹饰极为精美形象，五周错银细弦纹将纹饰划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龙双鹿纹，外区则饰龙凤纹和虎纹。龙体弯曲似腾云，双鹿两角相柢，卧虎张口而啸，飞凤张喙而鸣。龙凤虎鹿皆为首部错金，身饰错银斜线和鳞状纹，空白处饰有卷云纹。整个图案龙腾凤舞，虎卧鹿柢，颇具动感。此外，盒的内地和盖内各铸刻“钧奠”二字。出土时盒内盛有大枣，枣肉已经干瘪，可能为祭奠所用。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汲酒器造型独特，设计精巧，颇为引人注目（图十一）。该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长柄近60厘米，呈竹管状，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径7.2厘米。柄外表为四竹节形，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形孔，与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圆孔互相贯通。使用时，手握柄将球形器没入酒水中，手指按压柄上方的孔洞，同时将器物从酒水中提出，再将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开按压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随即进入酒具嘲。这是利用气压原理来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构想，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体现。

4、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东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金银器虽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其中有些器物风格与中国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工匠依据本土传统对其加以改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1978年临淄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蒜头壶（图十二），高42厘米，腹径21.8厘米，该壶呈直口，细长颈，球形鼓腹，圈足，平底。肩有一对铺首衔环，颈部上、下和腹中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器盖为弧面母口，上饰凹弦纹，器盖中央有一环钮。该器物口沿下部凸起呈蒜头形，是带有典型西域风格的装饰艺术特征。另外，汉代虽财力充裕，但金质容器比较少见，多以鎏金器替代，此鎏金铜蒜头壶就是其中的代表。

1978年临淄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一件银盖豆（图十三），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子母口，曲腹，高圈足，喇叭形铜座141。弧形盖，盖上饰三铜兽钮，铆合，器盖和腹部饰外凸花瓣纹。盖内面刻有铭文“南朱”二字15_。该器物应是在传入中国以后，根据中国的传统，经中国工匠配以青铜足和钮加以改造而成。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徐龙国研究员认为，这应是西汉初年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由海上丝绸之路传人的161。该类器物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作为山东博物馆隆重推出的汉代历史文化的代表性展览，多元化地展示了齐鲁大地的汉代历史风貌和优秀的考古研究成果。沿着展陈线一路走来，泱泱大汉的风光一览无余，文明在这片山魂海韵的巍巍齐鲁绵延，岁月荡涤了喧嚣，沉淀下来的是民族的骄傲，也是齐鲁的瑰宝。